宋庆龄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今“中国福利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她与美国援华会的十年互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争取了资金和物质援助， 向国际社会宣传了真实的“战时中国”。
1937年的下半年，即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月，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下称“美援会”）便开始了对华援助的工作。当时美援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动员募款、对中国北方游击区的医疗事业和儿童工作进行资助等。该会设总部于纽约，在各地建立分会50余处。1941年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成立后，美援会作为成员机构之一，在资金来源上依靠美国援华联合会的统一募集计划。
抗战时期，宋庆龄与成都工业合作协会成员在一起的留影。
早在保卫中国同盟（下称“保盟”）成立前夕，宋庆龄便以发布声明的形式，希望争取到美援会的支持。1938年5月25日，宋庆龄给贝特兰写信时，提到了这件事：
我把保卫中国同盟的一份声明随信附寄给你……我们目前正在同国外联系……我们希望美国争取和平民主联盟和美国援华委员会也都能迅速作出反应。美国援华委员会是菲利普·贾菲所领导的。我想你已同他认识。
保盟成立后，很快便得到了美援会长期稳定的资金和实物支持，宋庆龄也与美援会的主要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美援会通过保盟资助游击区的保育院、国际和平医院和药厂等项目，而宋庆龄也通过书信等形式将真实的“战时中国”情况宣传到美国。
一
1939年3月到1941年9、10月，美援会基本每月都给予保盟资金援助，数额由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捐赠总额达到32，729.68美元。可以说，上文提到的宋庆龄所发表的声明成功吸引到了美援会的关注，并得到了后者持续稳定的支持。
美国援华会为保卫中国同盟捐赠款项表（1939年3月至1941年10月）。资料来源：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版
在此期间，保盟也成功与美援会的相关人员建立了有效联系。比如，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小姐，她当时是美援会的执行秘书，也是美援会负责向保盟捐款的主要桥梁。宋庆龄在此后的十年里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宋庆龄在1940年5月26日致普赖斯的信中说：
同时，我还必需告诉您，对您为我国战争受难者所做的杰出工作，我是多么感谢！自您参加援助中国委员会（即指美国援华会）以后，巨大的进步明显可见；至于捐赠品的增加就不用提了。
保盟与美援会的合作逐步推进，变得深入而多维。然而不久，美援会的机构体制和资金来源发生了变化。1941年2月，美援会同美国医药援华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美国委员会等8个团体发起成立了美国援华联合会，形成统一的筹募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之后，美援会作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美国援华联合会的统一募款。这一变化使得无论是宋庆龄还是美援会，都希望能改组保盟，并将这一信息及时提供给美国援华联合会这一“总部”，以便获得更进一步的资金支援。极为关注形势变化的宋庆龄早在美国援华联合会成立前夕，就给普赖斯写信称“我们正在重组我们的机构、成员”；1942年8月6日，她正式给保盟的主要成员王安娜写信：
因为我非常希望能来并改组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然后寄一份报告给美国援华会。我又收到他们寄来的两封信，要求我们提供改组的细节，这样他们可以在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拨给我们一些款项后，开始着手向对华救济联合会提供报告。
1942年8月14日，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称：“你是否可以和爱泼斯坦、梦醒和魏璐诗一起阅看所有这些信件，并拟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计划。这对获得救济款是十分重要的。”她同时请爱泼斯坦以改组后的保盟执行书记名义署名，告知普赖斯保盟改组后的新情况。
在此后的合作中，保盟通过与美援会的互动，获取了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点，从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英文月刊之中可以找到佐证。该刊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底的宣传内容中频频出现宋庆龄与美援会就国际援助和具体救济实施情况互动的电文、信件。援助资金的具体使用项目和中国人民在恶劣条件下始终坚持自救的事迹也经由月刊传播给热心中国局势的海内外读者。例如，1942年12月的月刊中，《药厂令游击区免除灾难》一文报道了1938年起，美援会所帮助建立、资助的西北药厂生产天花疫苗的情况。文章援引宋庆龄致美援会的报告：“该药厂自建成以来所生产的血清制品，使这个原被称为‘瘟疫带’的整个地区不再爆发伤寒、白喉等流行病。”这个西北药厂制造的许多药品都是以当地的中草药为原料，供给四个国际和平医院的。药厂的实验室还尝试制造进口药的替代品。又如，1943年2月，在《孙夫人感谢联合会捐赠》的报道中，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致信国际皮革工人联合会主席本·高德，感谢他通过美援会捐赠的7500美元。宋庆龄将这笔捐款誉为“反法西斯前线的一方人民向另一方人民所伸出的充满温情致意和支持的手”，它将被用于白求恩所创立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建设新翼，其第一年的手术费用也将得到资助。正是由于宋庆龄与美援会的这种密切互动，使得国际社会对真实的中国战况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二
抗战的胜利，原本应该使双方的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宋庆龄此时敏感地意识到，美方对华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宋庆龄的态度极其明确，“既不愿意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也不能让我们的工作由于获得了较大的财力上的支持而受到危害”。为了适应中国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1945年12月，宋庆龄将保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果不其然，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美援会开始对中国福利基金会提出诸多要求。他们要求中方提交1946年的春季预算，并且拨给的救济款总是不足。在1946年3月6日致普赖斯的信中，宋庆龄写道：
最近我们收到你的来信六十八号、六十九号以及要求我们提出“春季预算”的电报。其中之一是不能在二百五十病床医院的项目上享受百分之四十的折扣。
她在1946年4月5日致普赖斯的信中又说：
但是，我们至今还是不能造出一个总的预算……一切都在转变和计划之中……我们从你三月四日第七十一号来信中知道，援华救济联合会（即指美国援华联合会）在春季只拨款国币一亿两千五百四十万元，很感遗憾。我们希望你和卡特夫人能申请追加。
当时中国局势仍然复杂多变，加之地理和通讯的诸多不便，很难按照美方的要求，在短时间内提交完全涵盖捐赠项目情况的预算和经费使用报告，这种困难在抗战时期也存在。但是现在，美方在预算和经费使用上都制造了麻烦。宋庆龄敏感地意识到了美国援华联合会政治态度的变化，她在5月13日致马海德的信中写道：
没有任何有关那些医院的材料，就不可能得到数字来编制预算，而我敢肯定在援华救济联合会中有足够多的人，正在等待机会来指出这一点。这个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反动的组织。
宋庆龄
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仍然希望弥合双方的矛盾。1946年10月25日，宋庆龄亲自给美援会的领导爱德华·卡特夫人写信，详细解释了预算分类和项目设置的初衷，阐明1947年预算增加的原因。
除了由预算带来的敏感问题外，在人事方面的摩擦也不断，但归根究底，还是出于资金支持上的矛盾。1946年7月1日宋庆龄在给格雷斯的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决定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谭宁邦来担任我们的总干事。……普赖斯同援华救济联合会谈过，由谭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由他们负担。即使如此，普赖斯还是要让琼·格林来，但我将让我们的理事会对此加以拖延，直到我得到你能否前来的通讯。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宋庆龄希望格雷斯来华工作，而不是普赖斯所另作的安排，由琼·格林代替。并且普赖斯也同美国援华联合会谈好了，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由他们付。然而1948年1月21日，宋庆龄却不得不就谭宁邦的工资问题向卡特夫人去信：
关于谭宁邦的工资问题，根据我所知，他在美国时接到你去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告诉他资金短缺问题以及美国联合援华会（即指美国援华联合会）和美国援华会不能担保未来支付工资的事。
实际上美援会仅仅支付了不到一年的工资，就向谭宁邦表示无法担保资金支持了。究其根本，还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等政治上的原因，使得美援会在资金上无法得到美国援华联合会的保障，从而令他们无法继续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提供持续稳定的援助。
那么，对华救济的资金究竟窘迫至何境地呢？宋庆龄在1948年6月22日致穆尔夫人的信中说：“以我们本地工作计划而言，他们没分有给任何资金。……实际上我们并不盼望为在解放区的工作项目取得什么帮助，因为我们早就得到通知，这次援助是政治性的。”
即便如此，宋庆龄对于与美援会的关系还是持谨慎态度的。直到1947年9月，她才给出版界的美国朋友弗兰克·泰勒写信，告诉他谭宁邦对形势的分析，考虑不得不在适当的时机寻求独立工作。
但我们还不能判定，现在来考虑由我们自己出头，时机是否适当。杰里（即指谭宁邦）当然对我们谈了美国一般经济情况，他还指出单独进行活动如何困难。但他觉得这比其他建议中的方案还好一些。……由于我们现在从“对华服务联合会”所得甚微，这使我们在思考必须采取任何步骤时有所警觉。
宋庆龄已从美方的行动中，看到未来获得资金支持之困难。在信的最后，她提出无论如何“必须牢记的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应付看来有些暗淡的未来”。但是她也留意到，谭宁邦指出，独立工作将面临重重困难，所以宋庆龄对独立一事还是相当谨慎，一方面仍然与美援会保持在资金、物资上的合作并通过他们向美国公众发出呼吁，一方面再写信给友人弗兰克·泰勒，询问他对美援会的看法。
1947年10月20日和1948年7月29日，弗兰克·泰勒两次复信宋庆龄，传来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宋庆龄回函表示“我们密切关注着过去几个月美国援华会所发生的事”。
由于形势向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宋庆龄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她再一次向美援会负责人提出建议。1948年5月4日，宋庆龄致信卡特夫人，提出应对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作整体推进和全面慎重的考虑；1948年7月5日，宋庆龄致信美援会新当选的主席奥斯本，建议他将美援会办成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一个坚强代表”“将对中国的援助引向正确的方向”。宋庆龄此后还向美援会赠送了五百打圣诞卡片，以供其在美国向公众销售，筹募救济资金。但是在1948年11月底，美援会还是通知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不再继续活动了。
三
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12月14日，宋庆龄致劳特贝奇的信中认为，“需要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机构”，还原真实中国的切实需要，与世界人民保持信息共享，并于1948年12月8日致信耿丽淑，希望由她出面担任这个对华援助机构的代表：
我打算写信给我们基金会过去的一些荣誉会员和你们所建议的其他一些美国人士。这是从我们这方面对重建一个能够代表我们的项目及有关项目的团体所作的初步努力。……在这个过渡时期以及在这个新团体的初创阶段，中国福利基金会需要一位个人代表。我们现在请求你担任这个职务。
与此同时，1949年1月6日，宋庆龄致信向卡特夫人表示遗憾：
你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来信收到，得知美国援华会理事会决定结束工作，……从感情和其他的方面而言，写信说明结束了一个工作了十年的团体并非易事。
她在同一天又致信奥斯本，表达对他们决定的失望之情，对美国援华联合会唯美国强硬外交政策是从表示不满：
我们通过普赖斯女士十一月二十四日致谭宁邦先生的信注意到了美国援华会已经解散这个事实。此后的函件往来以及你的来信，都表明这是个不可更改的最后决定……美国援华会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对此深表遗憾。长期以来，美国援华联合会和它所属的机构显然都再也无力维持下去了。再者，美国援华联合会及其理事会的成员也将要随着美国官方的外交政策亦步亦趋了。
两个月以后，美援会又推翻了它原先作出的决定，决定继续作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成员保留下来。它仍希望能够筹措到一些资金。他们要求中国福利基金会递送预算表，参与到美援会的计划中去；而美国援华联合会则表示不会对未纳入预算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项目予以资金支持，即国际和平医院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其他项目将被排除在预算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庆龄1949年2月7日致信在美国的耿丽淑，决定退出美国援华联合会：
因此，杰来作了答复，告知美国援华会，我们决定退出援华联合会，而将与新的临时性的、暂名为“耿丽淑委员会”的组织继续共事。
宋庆龄一面向国内外友人说明将由中国福利呼吁会继续代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捐赠活动，一面致函耿丽淑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和银行账户手续，以确保新机构的正式运行。宋庆龄还致函要求解放区救济总会，澄清由谁来代表在解总管辖下的项目。在得到回复后，宋庆龄1949年3月21日在给奥斯本的信中写道：
就此，我们谨通知你，我们指定代理人是中国福利呼吁会。我将非常感谢你向你们的理事会宣布此事，并将所有材料、画片以及有关这些项目的档案，交付给中国福利呼吁会。
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创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这是宋庆龄在指导识字班的孩子们在读书时的留影。
美国援华会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由保盟时期开始合作，前后长达十年。宋庆龄在保盟成立前夕即以发表声明的方式争取美援会的资金支持，并且积极同美援会的两位联系人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小姐和爱德华·卡特夫人保持互动，在美方的资金支持下，于游击区积极开展国际和平医院等项目，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也使广大游击区军民受益。但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敏锐地指出，美援会所依附的美国援华联合会是一个“反动的”组织，由于其董事会的政治倾向，加之其与美国强硬的外交政策“亦步亦趋”，美国援华联合会所带来的援助具有“政治性”，而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很早就认识了这一点。鉴于连续两年不能获得美援会最低限度的资金支持，宋庆龄也曾建议美援会从美国援华联合会中独立出来，自谋救助基金，却遭到了拒绝。最后由于资金断裂和政治影响，中国福利基金会不得不与美方断绝了关系，而由耿丽淑等人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代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工作。
在与美援会携手合作的十年里，宋庆龄和她领导下的保盟本着“助人自助”和“不歧视”的原则，赢得了美方和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为游击区建立了保育院、国际和平医院和药厂等机构；抗战胜利后，当她意识到美方的政治图谋时，宋庆龄又有理、有利、有节地与美方交涉，在万般努力未果的情况下，果断与美援会断绝联系，支持了中国福利呼吁会这样的独立组织继续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谋取资金援助，扩大国际宣传，避免了被动的资金链断裂和为美国反动势力所利用。
（2022年5月29日是宋庆龄逝世41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她为中国人民争取国际援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