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记述者”与“无法记述者”
当初，以“被记述者与无法记述者”为主题，可以预想到要谈论的是历史叙述的文字化和无法文字化的过去，例如民众的记忆，因此当然要请与此主题相称的历史学家来做报告。可是，预想的历史学家却没有找到，故而由我来代行。那么，根据我的理解，这一主题也当然要有相应的变化。
作为“被记述者”，我想思考一下包含文字化历史叙述的各种历史之表象化问题。在此，还有对过去记忆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表象化行为。例如，下面要讨论的“纪念馆、纪念碑”的建立，也是与过去记忆相关的重要的历史表象化行为。由于对“被记述者”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因而通过历史表象化的种种形态，人们的历史意识将受到质疑。作为“无法记述者”，我想思考一下那些已经完成的历史叙述或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历史表象所遮蔽的，或者被历史表象的局限所舍弃的过去记忆。我认为，所谓现代史上被质疑的“过去的记忆”，乃是关于由彼岸而来的成为“战争伴侣”的大量死者、牺牲者的记忆。这是从根底上追问现代历史表象化的“过去的记忆”。因此，上述主题，即“被记述者与无法记述者”，对我来说也就变成了“历史表象与死者的记忆”问题。
“纪念馆、纪念碑”与历史表象
众所周知，虽然有众多不同的意见和质疑，“战殁者追悼平和祈念馆”（“平和”即中文中的“和平”——译者）的建设方案不仅存在而且正准备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其建设宗旨虽然要强烈地表达日本国民对战殁者的追悼之意，可是，这“平和祈念馆”的构想本身却暴露出国民历史意识的分裂，而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推进的建设将进一步加深这一分裂。还有，这个“平和祈念馆”的构想是要在国家的全新历史表象下来凝结关于战争导致的死者、牺牲者的记忆，这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过去记忆的历史表象化行为。然而，这所谓“国家立场”乃是由坚持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做修正主义再历史化的人们来谈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战争的“纪念馆”“纪念行为”，已经不再是把国民集体记忆的历史表象凝结为一个总体的东西了。我这样说，当然是知道曾经有过将国民的历史表象凝结为一个总体的战争“纪念馆”“纪念行为”的存在，现在仍然如此。
下面，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问题。建设“纪念馆”“纪念碑”乃是要彰显某一集团的记忆，并把它作为集体记忆而铭刻下来的历史表象化行为。因此，建设追悼作为国家行为之战争的战殁者的“纪（祈）念馆、纪（祈）念碑”，乃是由国家发出的对战死者记忆的历史表象化行为。而且，如今这种历史表象化的行为试图将国民的战争记忆凝结成一个历史表象的总体，可是结果却反而暴露了国民历史意识的分裂，并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分裂。这是因为有被“英灵”之名所无法收回或者拒绝收回的大量死者存在，也存在着与这些死者的记忆强固联系在一起的人们。
战争“纪念馆”的仪式活动引发了关于国民集体记忆之历史表象的争论或有关捍卫合理的历史表象的抗议活动，最新的重要例子有Smithsonian宇宙航空博物馆举办的“核爆展”问题。米山利萨（米山リサ）指出，当初的“核爆展”计划的确有动摇美国旧军人历史认识的危险，他们认为那是正当的战争行为，于是出现了为捍卫其历史表象而进行的抗议活动。米山这篇颇有深意的论文，是以有关战死者的记忆的历史表象与国家之界限的关系为重要主题的，而我在此则更愿意将这篇论文作为有关战争的纪念馆展示其围绕历史表象化行为的反驳与抗议，也即引起既成的历史表象之捍卫行为的重要案例报告来接受。
不过，现代史上以沉重的形式把战争与牺牲者的“纪念馆、纪念碑”这一历史表象化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法西斯主义牺牲者的纪念馆和广岛死难者纪念馆、纪念碑。
达豪与广岛的纪念馆
1995年夏天，我造访了位于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遗址。上面的小标题中没有出现奥斯维辛的名字而是达豪，原因也正是如此。这块遗址作为纪念遗址得到修整，其主要建筑物成了博物馆（正式的名称为“达豪集中营追悼祈念资料馆”）。这是一座整备良好的纪念馆，仿佛“再现了SS‘秩序’最初全面实施”的集中营原貌一般。
达豪集中营遗址
在达豪纪念博物馆的入口大厅里，有展示纳粹统治下遍布欧洲中部的集中营和犹太人死亡集中营设施的示意图，并用图标在地图上标出了被收容者和牺牲者的国籍。而贯穿由此开始的照片和记录一类展示物的，很明显是追究法西斯主义加害者的视角。在展示达豪集中营实际情况的照片、记录、遗物展出之前，以展品来解说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其权力建立的过程，纳粹政权确立后的发展趋势，政治和人种上的迫害，集中营设施的建立，最终解决决定的实施和死亡集中营的设立、运行过程，等等。可以说，在此能够看到以实地、实物为背景的文字化的现代史教科书。它十分清晰地表明，所谓战争纪念馆乃是现代史的历史表象化行为。
贯穿于达豪纪念博物馆整个展出物品的，是对加害者主体法西斯主义加以追究的视角，即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观。因此可以说，这里清晰地反映了以“反法西斯”为原则的战后西德宪法体制。那块立于遗址上的“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的碑铭的含义，正是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这一重大的加害历史再度重演。
说到“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的碑铭，我们自然不能不想到广岛。“安息吧，过错不会再让其重演”，这句镌刻在广岛平和纪念公园内核爆死者慰灵碑上的生者誓言，其含义也是不允许过去的重大事态再次发生。可是，这里所宣誓的不许重演的重大过去事态是谁导致的呢？慰灵碑旁有说明建碑旨意的石碑，上面写道：“碑文表示所有人祈祷核爆牺牲者安息，宣誓不再重演战争过错。”可是，在面对核爆牺牲者宣誓所有人“不再重演战争过错”而祈愿人类和平的愿望里，这碑文却抹消了“过错”的所在与主体为谁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碑文我不能不感到隔阂与错愕。
广岛平和纪念公园的核爆死者慰灵碑
在和平公园内并非“核爆牺牲者追悼祈念资料馆”而是“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中，我们于核爆被害实际情况的直接展示前，首先看到的是导入部分的解说性展示，它展示了核弹投下之后被毁灭的广岛街市与以前街市情景的全景立体模型，这似乎显示了贯穿此资料馆的立场。可以说，这是一种把所有关注点集中于广岛核爆被害问题上的立场。导致核爆被害的前史性展示，可以说是广岛的近现代史部分。即始于近世广岛藩的城下街市、近代广岛市的起步、之后不久向军都广岛的发展，然后是战争和核爆导致的毁灭、战后的复兴。其中，美国决定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决策过程以及影响此决定的国际环境等，通过影像资料得到反复说明。纪念馆性质的展示乃是有关过去记忆的历史性表象，因此应该伴随着某种历史倾向性的。然而，贯穿这个“平和纪念资料馆”的倾向性则是“对人类平和的祈念”，这也太普通一般了。如果想到8月6日是以“HIROXIMA”（广岛）为象征城市名而揭开的世界反核抗议日，那么把HIROXIMA局限于普通的广岛展览背后的思想，对我来说甚至是一种犯罪。在此，没有对挑起战争、拖延战争结束而使国内外人士大量死亡的日本军部及其战前、战时之权力的指控和追究；也没有下面这样的自觉，即作为一个资料中心必须有批判和控诉开发、使用核武器并以垄断核武器为基本战略的某大国和国际政治的责任。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那个强调“不再重演过错”而遮蔽了到底是谁之过错的暧昧模糊的“誓言”，把和与重大的过去相关的生者的一切关联都抹消掉了。
所谓“纪念碑式历史”
通过达豪“集中营追悼祈念资料馆”和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的比较，所反映出来的是对于过去沉重记忆的表象化之立场的差异。我并不想继续不厌其烦地谈论日本人对于战争和现代史的自我批判性反思立场如何偏于“被害者意识”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对这个“被害者意识”还有再追究的余地，那也就在于将有关战争的日本人历史表象统一于“唯一的被爆国”这一自我表象上的问题了。也就是，将国民集体记忆统一于这种历史表象所迷失的东西是什么？或者什么被隐匿了？进而，自我欺骗者为何？不过，我不想在此介入这些问题的讨论。不管“加害”的视角、“被害的立场”，还是伴随着历史倾向性即围绕着沉重的对过去的记忆而来的历史表象化，包括达豪和广岛在内，毋宁说存在于此的纪念馆、纪念碑才是我要追究的。而且，达豪或者广岛都是与不可再重演的过去历史有关的纪念馆。
所谓“绝不允许再次”，无论达豪还是广岛，都是幸存者奉献给死去的和无法回收到历史中去的那些人的灵魂的言辞。可是，与“绝不允许再次”的言辞一起，纪念碑和纪念馆被建立起来，这在以往是可能的吗？即使是以追悼牺牲者的意思称其为祈念碑、祈念资料馆，这种对不允许重演的过去饱满情意的纪念碑、纪念馆，在过去可曾有过吗？这纪念碑、纪念馆的存在与同过去纪念碑式的关联，两者之间不是相互矛盾的吗？尼采在考察“对待生的历史态度”时，举出三种态度即历史表象的方式。第一种是“纪念碑式历史”，即典型的催人模仿和再现过去事例的历史态度；第二种尼采称之为“古董式历史”，即持有尚古崇拜感的历史态度；第三种则是“批判性历史”，即“将过去置于法庭之上加以严厉审问并宣告其有罪”的历史态度。反思生者行为的历史表象为何的尼采，对于追问过去记忆之历史表象的我们来说，是多有启示的。例如，把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称为“古董式历史”，尼采的话语何等正确！
与追求新事物的感觉正相反，树木拥有根的满足感，它并非偶然地了解到自己，而是作为源于过去的后继者，作为花和果实而生长着，由此自己的现实存在得到被辩护和被上帝认可的幸福感，这正是今日人们喜好讲的那个本来的历史感觉。
要求人们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同一性而在人们的意识里所植入的历史意识，就是这样的东西。于是，在追求与过去的连续性这一自我表象中，战死者的记忆也被唤醒了。不过，我在此所获得的重要启示，还在于尼采所说的“纪念碑式历史”。
然而，对过去进行纪念碑式的考察，与以往时代之古典和稀有的东西关联在一起，何以对现代人有帮助呢？现代人由此做出推测，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可能再一次出现，因此未来有可能再一次出现也说不定。......只要是认为可以模仿而必须作为有再次出现可能的东西来记述，那么过去就会变形错位而被解释得更加美好，这样就难免有走向近乎自由创作的危险。实际上，也确曾有过纪念碑式的过去与神话式的虚构完全不加区别的时代。
尼采在此说的是，所谓对过去的纪念碑式考察，一边把过去作为纪念碑式的事项加以美化，一边对可能再度模仿的东西进行历史性表象。纪念碑或纪念馆背后所有的就是期待着这种过去事项被模仿、被再现，同时对它加以美化，或者将其神话化而加以表象的历史观。战死者纪念碑的建造，乃是为了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一起，期待着国家对战死者牺牲行为的彰显——像对英灵这一为国牺牲者的灵魂一般来祭祀——和这种牺牲行为在国民身上不断再现而予以实施的。于这纪念碑之前祈念的，并非“不再重演”的断绝历史的誓言，而是对成为国家基石的死者遗志的继承和于自身再现这种牺牲行为的誓言。
与“不再重演”的誓言一起，我们必须再度反思死者纪念碑、纪念馆存在的意义，不单是达豪和广岛，还包括更多的战争牺牲者纪念馆。
作为“负面遗产”的对于过去历史的表象化
围绕奥斯维辛，“表象的局限”曾经被讨论过。讨论是通过下面这些问题展开的，即有关“最终解决”的戏剧化局势的出现，或者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与实行怎样在德国现代史上再历史化的所谓“历史学家之争”，还有大屠杀各种影像的问题等。我认为，围绕奥斯维辛问题，人们所追究的是包括其局限性在内的历史表象化及其本身的意义。
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关于德国现代史中如何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计划予以再历史化的修正主义要求背后存在着的“醉心于历史”，尤尔根·柯卡这样解释说：
醉心于历史的公共讨论所期待的不再是对自我理解进行启蒙与批判，或者献身于解放事业，而是希望借此寻求民族认同，或者是为了重建历史意义。人们希望寻求一个“共同认可的过去”，以此来使历史成为一种传统，用以强化集体认同，建立共识。（译者按：此处采用逢之、崔博等的译文，见《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文版第126—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对于只有“负面价值”的过去加以修正主义再历史化，乃是与为了“共同认可的过去”而再历史化的要求，即重构德国集体认同的要求连在一起的。所以，评论“历史学家之争”的德米尼克·坎布拉，在观察到德国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出现背后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重新崛起的症候的同时，也指出“这种症候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为了提供现在德国‘积极’或肯定性的认同而希望重写纳粹过去之历史的保守势力一方”。总之可以肯定，对本国的过去再历史化的要求与国家集团认同的强化乃至再构成的要求是同时存在的。而这又与某一集团对过去重大事态之历史的再表象化，即集团认同的再形成直接相关。
然而，我这里视为问题的是，对某一集团来说过去完全是“负面遗产”的事态，却要求对其进行历史的表象化。所谓“不再重演”，不正意味着将某一集团的过去事态视为“正面遗产”而宣誓不再继承的决心吗？或者可以说，这是作为“负面遗产”而要永远背负着这个过去的一种决心。然而，把过去作为“正面遗产”来继承，在集团认同的重构过程中，历史才具有意义。换言之，在历史的再表象化过程中，过去成了有意义的一页。通过形成有意义的一页，过去作为“纪念碑”于历史表象化行动中被建立起来。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态，即现代史上要求再历史化的历史修正主义是要让过去的“负面价值”得到漂白清洗，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对某集团恰当的意义。
然而，奥斯维辛的死者们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其死亡的意义。这大概正是所谓“表象的局限”的本质意义所在。通过历史表象化的行为，是找不到他们的死之意义的位置的。或者，他们的死拒绝被某种历史倾向所回收并加以再叙述。可是，这些无论如何也无法发现其意义的死者，透过历史而一直存在于集团之外，存在于集团那遥远的被遗忘的底层，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在世界各地导致了大量死者出现吗？广岛、冲绳也是如此。还有日军在中国等亚洲各地残酷杀害的无数民众，或者空袭之下死亡的无数居民。如何才能发现他们的意义呢？有无数难以被建立纪念碑、纪念馆的国家的集团的历史表象化行为所回收的，或拒绝其回收的死者存在着。而从根本上质疑现代史之历史表象化方式的，正是这些死者的记忆。
这些死者、牺牲者的纪念碑，是“负面”的纪念碑。如果说，所谓纪念碑者乃是在某一集团期待着把过去作为“正面遗产”加以继承和再现的欲望中建立起来的东西，那么，所谓“负面”纪念碑者则是我们把死者拒绝被历史回收的遗志继承下来，同时在拒绝将过去作为“正面遗产”来继承和再现的意志之下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因此，“不再重演”应该是“负面”纪念碑的碑铭。进而言之，“不再重演”的誓言应该是存在于对过去再历史化行为之彼岸的某种“负面”历史表象化意志的表现。
作为现代史问题而需要追究的，正是对“负面遗产”的历史表象化。即，我们要对把攀缘于境界线边缘的过去之记忆历史表象化或将其归结为“我们”的记忆之一个历史表象的所有表象化行为加以质疑，动摇支撑这行为的思想，揭露其被历史表象所隐匿的事实，从根本上颠覆将过去与集团之边界一起来谈论的那种历史倾向性。
（本文摘自子安宣邦著《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人》 ，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