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西瓦尔·埃弗里特（章静绘）
帕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可谓美国当代文学界的异类。他多产，六十多岁已经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绝大多数是长篇小说，摘得包括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文学奖章在内的各种殊荣。他从不自我重复，但戏谑似乎是他作品的不变主题。他最广为人知的长篇《擦除》（Erasure）嘲笑美国出版界虚伪的“身份政治”；《字符》（Glyph）则虚构出一个智商475的婴儿，把玩后结构主义；《电话》（The Telephone）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读者完全不知道自己读的是哪个版本，埃弗里特的初衷是让读不同版本的读者相互争辩，而后才发现真相；最新出版的作品《众树》（The Trees）则回溯1955年发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悲剧，十四岁的非裔美国人爱默特·提尔（Emmett Till）只是因为和二十一岁的白人女子卡罗琳·布莱恩特（Carolyn Bryant）交谈了几句，就在几天后遭到种族主义者绑架并谋杀。在《众树》中，时间已经来到当代，卡罗琳·布莱恩特成了老太太，她所在的小镇，白人接连被杀，并且谋杀现场总会出现一具神秘的黑人尸体。
除了写作之外，埃弗里特还擅长画抽象画、修乐器、经营农场。他目前任教于南加州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系，在上写作课的时候，我们常常惊讶于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不仅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小说里虚构的航海或钓鱼场面太过想当然，就连同学聊刺绣尝试，埃弗里特都可与其交流自己过往的经验。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前，他正在读耶鲁大学东亚系石静远（Jing Tsu）讲述现代中国语言革命的新作《汉字王国》（Kingdom of Characters）。
《众树》书影
所有人都佩服您的多才多艺，既写了三十多部长篇，又开过抽象派油画个展，您在农场上驯过马，又能修乐器，还是爵士乐吉他手……您曾经说这些才艺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此话怎讲？
埃弗里特：艺术就是艺术，是表达自我的尝试。更准确地说，是我为了理解世界所做的尝试。我从不把这些事看作挑战。活着就意味着行动，不然我空闲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对我而言，闲下来就是要找点事情做。有一天，我坐在自己的农场里，突然意识到我有这么多捆绑饲草的藤条没用，太浪费了，于是就开始废物利用，也进而了解它们的材料属性。严格说来，这不算艺术创作，更算是我用双手来干活儿。每个人都终日活在自己脑袋里，对我而言，双手帮我们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接触外面的大世界。这也是我喜欢画油画、玩乐器的原因，因为我可以用双手感受世界。但是写作就没有这么直接。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我是中国人，因为这些文字里就有这么多艺术。我特别羡慕那些用书法来展现自己的思想才能的人！英语里就没有这些。不过，我也觉得手稿在过去要比现在重要得多，过去人们可以用笔迹来展现个性。我们都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个性签名，我的签名很潦草。
您在南卡罗莱纳州长大，并且在美国西部生活了很长时间。不同的地域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和创作？
埃弗里特：当我第一次看到西部的地貌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的家园。在西部，我感到自在。我说“西部”的时候，指的当然不是洛杉矶，尽管我对洛杉矶的喜欢已经远超其他美国城市。但如果让我选，我不想定居于此。我喜欢怀俄明州那些开阔的无人区。我曾在那些地方独居，孤独有助于我的创作。我也在新墨西哥杳无人烟的地方度过好几个夏天。我会带着马上山，在山上扎帐篷，一待就是好几个礼拜。当你有好几个礼拜没见过一个活人，会发生两个重要的改变：一来，你更珍惜你的孤独；二来，你也更珍惜他人的存在。过去，我也一直和动物打交道，某种程度上，动物的所在也成了一个地方。动物要比我们更坦诚。
能否请您再多聊聊南卡罗莱纳，这个州既代表了美国南方，又代表了种族主义。不过，您在之前的访谈中也提到，很多时候美国南方是这个国家广泛的种族主义的替罪羊，在那些标榜多元的大城市比如纽约，种族歧视的情况不一定比南方少见。
埃弗里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所有的美国艺术作品都涉及种族议题。这听起来令人伤感，但这的确是美国文化提供给人的生命经验。倘若一部作品不涉及种族，那么这个作品本身就成了“无视”（其他族裔）的明证。
有部很有名的电视剧《老友记》。这些人生活在纽约，但他们的生活里连一个黑人都没有。事情到这儿还没完，过了几季，制作团队似乎觉得这样不妥，想要添加一个黑人角色。电视电影是“无视”（其他族裔）的产业，这个产业释放的信号是美国希望别人如何看到自己。
但美国白人不太明白的事情是，美国黑人不会每天早晨起床，想着自己是黑人。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的长篇小说《要是他喊，就让他走》（If He Hollers Let Him Go）里有这样一幕：主人公本来心情很好，但他过马路的时候，看到轿车里有个白人正盯着自己看。他过马路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是个正在过街的黑人”。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然而种族凝视（racial gaze）——白人对黑人的凝视——总是提醒你，这里容不下你。
《要是他喊，就让他走》书影
看《老友记》这样的电视剧时，黑人直接或间接感受到的不舒服和上述的种族凝视并无不同。和我同族裔的人在哪儿？
您常说每个作品都具有实验性质，但我常觉得人们用“实验写作”这个术语来以和“现实主义写作”作区分。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它是传统，是限制，或是别的？
埃弗里特：首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就像油画从来就不是照片。你可以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素材，而后你必须有其他的有悖于代表性（或者有悖于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元素。想想看你觉得基于现实的作品，好比说罪案小说。罪案从不会以小说中所描述的样子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小说设置了一个罪案发生的公式，并不真实。艺术作品抽象化地呈现我们所认为的“现实”。要是任何人真能了解绝对的现实，那么我们应当能破解所有的罪案，不会再有悬案。美术中有个术语叫“视觉陷阱”（trick of the eye），你以为逼真的东西不过是纸面上建构起来的。很多时候，面对画作，我们忘记我们看到的不是三维，而只是二维平面，是我们的头脑创造了第三个维度。我觉得“现实主义”的概念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自己最具有实验性的长篇是《受伤》（Wounded），这部作品常被人们认为最写实。我知道这部作品完全基于实验性质，因为我在写作的时候清楚地知晓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
《受伤》书影
这让我联想到我们今天在小说创作课里所教的这些写作技巧，大部分技巧都基于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好比说，小说里的事件必须要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人物必须是多面立体的。您如何看待这些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写作技巧？
埃弗里特：要是你找一部你觉得最写实的小说作品，试着跟朋友记下里面的某段对话，然后坐在公交车上把它演绎出来，旁边的人一定会觉得你们是疯子！小说并不写实。写实是小说变的一种戏法——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三维效果。同样的，要是你把现实中你和好友之间最意味深长的交谈录下来，而后转写到小说里，这会成为史上最糟糕的对话，因为你掉进了复制幻象的陷阱里。所以，写实不是最重要的，小说写作的关键是制造现实的表象。小说写作没有法则——因为一切是从不真实的地方开始的。即便是关于梦的讨论。当你在小说里读到某个梦境，这和真实的梦完全不同。真实的梦支离破碎，让人迷惘，有些碎片似乎有意味，但你再想想，似乎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在小说里建立了这么多梦境，但它们和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梦并无关系。
我总是被您的小说中不动声色的幽默所慑服。尤其在讲述种族主义私刑（lynching）的最新长篇《众树》里，幽默也不退场。您是有意把幽默定为叙事基调的吗？
埃弗里特：我读了很多马克·吐温。我很喜欢幽默，或者我会把它称为“讽刺”（irony）。就算在集中营里，人们还是会讲笑话。幽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这或许是因为，一旦你从人手里夺走幽默，他们就真的死了。讽刺是人们跳离自身、观望世界的能力。要是你夺走了这种能力，他们无法活下去。当我们跳离自身，捕捉到讽刺，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看到希望的时候。你意识到，尽管身处困境的你如此无助，但你手里毕竟还有一点儿力量去笑话全世界。
有人说，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挑衅的。您觉得您的讽刺是一种挑衅吗？向那些应当被冒犯的人发出挑衅？
埃弗里特：有人曾经在我刚开始写作《众树》的时候问我：“你觉得你害怕白人吗？”我说“不”。很长时间，美国的流行文化里对黑人、华裔、拉美裔的呈现都极尽丑陋。我只是把枪头调转过来。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闪亮的马鞍》（Blazing Saddles）的电影？这是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最后一部西部电影，上映于1974年。这部电影出彩的地方是，它对种族议题的处理要比我们今天巧妙得多。但这部电影有对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歧视，必须把这些地方去除来看。电影讲述的是一帮坏人想夺取一座小镇，这样铁路就可以通进来，然后他们可以赚大钱。为了保卫小镇，镇民把修铁路的华人和黑人都招进来，和白人一起组建自卫队，跟坏蛋作战。
电影里有一幕，一个镇上的白人这么说：“好吧好吧，我们愿意接受华人跟黑人，但我们不要爱尔兰人。”而后黑人和华人都不同意，说要么不要，要么全要。白人只能让步。他们跟坏蛋作战的方案是这样的：在附近造了一座只有建筑物正面外墙的假镇。后来坏蛋真的打错了目标。
在我看来，这里最讽刺的地方莫过于：当所有族裔都被接纳的时候，这并不是美国。你被邀请去打造虚假的东西，去为虚假的东西卖命。
《闪亮的马鞍》海报
您的小说引人入胜的另一大特征是戏剧张力，包括最早的《苏德》（Suder）、《我“不叫西德尼·波蒂埃”》（I Am Not Sidney Poitier），以及最新的《众树》。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担心过，如果情节这样滚雪球似的越来越不受控制，最后要如何收场？您如何看待小说的结尾？
埃弗里特：所有的故事都没有讲完，它们只是被抛弃了。你永远都可以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就算这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人都死光了，你还可以问：动物们怎么样了？地球怎么样了？问题是问不完的。所以，没有故事真正结束，而是因为在创造艺术的过程中，我们都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说故事什么时候终结就什么时候终结，但那并不是作品的结束。倘若这是一部艺术作品，那么结尾才是它生命的真正开始。艺术作品所引起的反响才是真正的故事，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艺术家参与其中的故事。比起把长篇小说想成完整的作品，我更愿意把它们视作跳板，通往作品在现实世界里所引发的故事。
您觉得是否有必要给艺术作品制造“终结的感觉”？
埃弗里特：我是这么做的，但不一定必要。现在被你这么一问，我倒是很想不再这么做。我天性比较反叛。我读到过影视圈用小规模的观众来测试对电影结局的反应，但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导演真的这么做。我们姑且拿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来举例，那部电影一开场，公交车上就被安了颗定时炸弹，戏剧张力随着公交车行驶而增加，因为炸弹是要爆炸的。但作为观众，我们也清楚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的主人公至少会活到最后一刻。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觉得电视剧很陌生，一方面我们为陷入危险的主人公捏一把汗，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她死不掉。到了下一集，她会回来的。说回希区柯克的电影，若其中有一个版本的结局是炸弹爆炸。你的观众坐在放映厅里，看到炸弹爆炸，戏剧张力无处宣泄。这种版本导演一般不会用，因为没有观众会感到满足。观众的满足感来自于他们的主人公满血复活。他们需要那种安全感。在写小说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一开始炸弹就爆炸，这是你探索的方向之一，只是炸弹爆炸，你必须有应对措施。其实小说里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更难，没有观众的意见做参考，一切都是你的责任。
您写作的时候从不考虑读者，是否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埃弗里特：是的，我想更是因为考虑读者对写作没有任何好处。有这样一句俗语：“逐二兔者不得一兔。”在写作中，我是自己想要追逐的那只兔子，我必须取悦自己。要是我去取悦别人……不，不，你无法取悦所有人。
您是学分析哲学出身，语言一直是您的研究和书写对象。在您看来，我们当今的政治和现实环境对语言产生了何种影响？
埃弗里特：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语言伤痕累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个政党喜欢讨好和操纵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这也是这一政党仇视高等教育以及完全“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原因。
人们甚至常常面对哲学概念的死亡。令我气愤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乞题”（beg the question）这个表达如今已经转变成“引发疑问”（raise the question）的同义词。“乞题”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直接转译成“预设结论”并不能总结其中的复杂蕴含。“乞题”这一哲学概念是向那些不遵循逻辑论证的人提出叫嚣，或是那些用转换话题来逃避解答的人。而今，因为“乞题”在日常英语中已经失去了这个含义，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表达上述这一概念的词汇。在哲学领域，说一个人“乞题”就等于批评其论证不严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政治辩论中，说你“乞题”，每个听众都明白你的逻辑存在谬误。而今，没人能理解。说一个人“预设结论”不具有同样的批评力量。
您有没有追踪政客们所使用的描述“疫情”的语言？
埃弗里特：没有，但我很希望有人就此写篇文章。我很肯定语言一定深受践踏，同遭践踏的还有科学。某种程度上，科学的本质就是它会发生变化，因为随着人类的知识储备增加，旧的科学认识会被新的发现推翻。但是，科学决不可能是某种宗教信仰。所以，疫情期间，你突然听到很多人说“我不信仰科学”（don’t have faith in science），简直荒谬。我不认为现在有充分的理据让我们无视科学。科学是我们了解经验世界的最好手段。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准确无误，但是它是我们目前最好的手段。我们不能凭一己之言决定物理世界里孰真孰假，世界不是这么运行的。
您不接受“写作瓶颈”（writer’s block）这一说，您如何保有自己的写作热情？
埃弗里特：我把账单摆在书桌上，只是说笑。我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想不想写书？如果我想写，那么我就写。如果我扛着锄头出门，我会问自己：你想不想种树？如果我想，我就挖洞。如果不想，我就回家。我没有时间站在原地犹犹豫豫。如果我的学生想写小说，那就写。如果他们不想，我做什么都没有用。通常，羞耻感足以激起人们的热情。
羞耻感？
埃弗里特：当我跟学生说“要是你不想写小说，你就别写”，大多数人会跳起来说“我要写的”。作为老师的我没法帮那些写不出一个字来的学生，但是如果你交给我二十页小说，我们可以针对里面的内容聊一聊。
在最近的几年，世界似乎正在走向疯狂（或许世界从来就是如此疯狂，只是我们最近才目睹）。很多年轻作家（包括我本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来改变糟糕的现实。然而，我们却坐在书桌前写无用的小说。对怀有此种想法的作家，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埃弗里特：我会想起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它如今还在影响世界吗？大概没有。但它曾经影响了全世界。艺术具备那样的潜力。但你不知道影响会何时发生。倘若我们仅仅是追求某个数字，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要是你是农民，你会不会因为无法喂饱所有人而停下耕作？
不是因为我从事艺术创作，我才这么说。我真的相信艺术让我们变得更好。艺术启发我们思考，而思考是通往智慧的第一步。要是有更多人观赏艺术，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追求各种各样的知识。或许这听起来天真，但我必须如此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