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重思中学与西学路径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新书发布会于线上举办，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与来自各高校的十五位学者进行了分享。
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一书首版于2002年，最新版本在2002年版基础上进行了增补、修订，增加了两章及附录共10余万字，并根据近二十年学界最新动态更新了诸多内容。
《中学与西学》认为，西方学术从希腊哲学到后来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与中国古代学术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无论是中学原有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今天的学科体系，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通常所谓中西学术之异，并非同一种学问传统之间的内部差异，而是两种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类型之异。
“是然”与“应然”之别
《中学与西学》在上编部分着重讨论了哲学、本体、ontology、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几个基本哲学范畴，探讨它们在近代中国的含义变化，方朝晖认为，近代以来普遍盛行的、用西方学科体系及概念范畴来重新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儒学）这一过程是需要被质疑与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虽然在极短的时期之内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之名，但是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和吸收西方学术的精神和思维方式，迄今为止中国人对这一学术传统的本质特征仍然相当隔膜。
方朝晖进一步提出：“现代中国学术是用西方学科范畴和学术概念解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产物。这一形成过程的特征，使它带上了一种先天的后遗症：由于用西方式知识眼光解读传统学问，导致以修身、践履为本的中国古代学统的丢失，进一步导致现代中国学人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由于用东方式功利心态接受西学，又导致对以认知主义为本的西方学术食而不化，难以超越其表面观点，上升到学统高度、在精神旨趣上与之同步。因此，现代中国学术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学统的迷失：既丧失了儒家学统，又不能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起西方式学统。具体表现为，学人在学术参与中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感受不到无穷无尽的意义之源，学术研究为过于功利的目标所主宰，乃至成为满足当下现实需要的工具。”
“学术研讨”环节的学者也回应了方朝晖的判断，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王路教授认为，近几年“加字哲学”盛行，比如在“哲学”前面加上“中国”构成的“中国哲学”，讨论的是中国相关的问题，还有我们熟悉的用以解决中国思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路径和研究的命题是很不同的，“加字哲学”是经验的，而哲学是先验的。
《中学与西学》以诸多具体的案例来探讨中西方学术的差别，如书中对比柏拉图最重要的伦理学对话之一的《美诺篇》与儒家经典《论语·颜渊》，柏拉图论美德以求是为宗旨，而孔子论仁是以求应（当）为宗旨。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当我们说“某某是一个人，现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是事实判断；当我们说“某某是个坏人”时，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
《美诺篇》中，柏拉图所寻求的美德是人们在心里所理解的美德事实上是什么，它与人们在理论上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美德无关。当美诺说“美德就是一种支配人的力量”时，苏格拉底说：“为什么有些人——如小孩、奴隶——不能支配人，但是我们事实上也承认他们有美德呢？”当美诺说：“美德是对高贵事物的获取”时，苏格拉底说：“为什么有些人不愿以不义的方式获取那些高贵的事物时，我们事实上也说这是一种美德呢？”在语言的往复与辩证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美德本身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的只是它的一些具体部分而已。
相反，《论语·颜渊》中，儒家对于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克己复礼为仁”，且孔子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事实上所理解的仁多半是错误的，是要加以清除的。孔子对于不同的人劝之以不同的忠告，其目的在于使其明白自身的不足，达到仁的目标。
王路教授概括：“西方哲学是求知，而中国则是求做”，有“是然”与“应然”之分。
研讨环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首都师范大学朱清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姚中秋等均关注到本书中针对译名的误读、是然与应然、求是与求知、学术史界定等的内容，并认为追本溯源地甄别这些译名是非常必要的。
方朝晖开篇即讨论了“哲学”一词。尽管古人常常会使用 “哲人” “圣哲” 一类的术语，却从来没有人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哲学的。古人曾把自己的学问称为经学、道学、理学、心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等，但从未有将其称为哲学者。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西洋从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中国人谈论哲学这门学科，其实也是从西洋学来的。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中国人用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洋人的philosophy，但更多地将其看做是一门智慧的大学问，并认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生服务。但是philosophy在西方的多数情况下，所求的是普遍、客观、逻辑上有效的知识，是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而不是中国人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东西。
儒学与西方宗教而不是哲学传统更接近
《中学与西学》的下编中，方朝晖主要讨论了儒学是不是哲学、儒学是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有无伦理学等涉及中国传统学问的定位、当下流行的学科体系的合法性以及如何看待新儒家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上的得失。
其中有两章以儒学为例来讨论中国古代学术在性质上的定位，作者认为儒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分之一，与西方宗教而不是哲学传统更接近，因此将它称为哲学，或将它直接纳人现代西方哲学等学科范畴中去，是值得疑问的。最后一章以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的“外王三书”等为例，试图说明当代中国学者是如何因为误解西方学术传统的实质，而在人为制造的中西结合问题上虚耗精力，并提出，中学与西学的结合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下编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儒学是宗教还是哲学这个命题的讨论来廓清诸多被混杂的概念，比如要认清这个问题就需要仔细甄别儒家与儒学的关系、中国和西方的语境中对于宗教和哲学的不同的定义。
方朝晖谈及，之前很多中国学者坚持认为儒家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是理性思维而非盲从或迷信。“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认识到，理性思维并非哲学的专利，而宗教，只要是那些高级的、摆脱了神话和迷信的宗教，在思维方式上都是极其理性的。因此衡量儒家在思维方式上是不是宗教性质的，不能看它是否具有理性的思维。与此同时，我们还认识到，宗教在思维方式上并不一定信神，对于神灵的膜拜和信奉并不是所有人类宗教的共同特征。我们提出了宗教思维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超越性、信仰性和实践性，而儒学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宗教性的而绝不是哲学性的。”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曾亦教授也分享道：“经学在中国有主导地位，其他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有强大的经学传统，因此，讨论经学与哲学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在中世纪以后，哲学一直被看作是经学的婢女，这一点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中是非常明显的、主流的共识。清末学制改革，经学的地位开始下降，经学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个，民国时期，经学彻底废除了。在中国最具有哲学形态的是宋明理学、魏晋玄学，经学瓦解，这两个方面得以继续被研究。”
历史学家何兆武生前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指出，我们需要认识中学与西学的“是怎样的”与“应该是怎样的”之别，也需要追溯导致了这一点的原因——即正是由于中、西方历史社会背景的不同导致中国思想文化走上了主德主义而西方则走向了主智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中世纪的中国经学与西方的经院哲学，双方代圣人立言的精神实质并无二致。“归根到底，这个差异乃是时代上的（中世纪与近代），而非本质上的差异。而中国的历史当然也必定要走上近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也就必定要掌握近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至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个人的差异，并不妨碍其学术思想的广义的科学取向。其间的差异是必然会有的，但学术思想中的真理内涵却是普遍性的，而中学、西学作为学而越言，仍然是可以而且应该是通约为一体。
方朝晖在研讨最后作了总结，他回顾了自己从西学转入中学的心路历程，分享了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真正学到古人安身立命的信仰和功夫。他表示自己对于中西学术关系的基本立场是：在认清中西学人千百年来学问追求背后的精神世界及中西学统差异的基础上来进行碰撞融合。方朝晖表示：“今天我们在现代中国学术若干重要问题上正本清源，回到中西文明的根源，是为我们今后再出发找到更好的出发点，这正是我这本书的基本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