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与日常》，潘晓霞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潘晓霞撰写的《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与日常》即将付梓问世，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金融史研究专著。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著作和教材的框架体系中，各次重大的金融风潮通常有专门章节，以特定金融风潮案例为对象的论文也时有刊行。但是，如何从长时段和多视野的角度看待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背景与成因、各方对风潮的应对，以及如何深化对金融风潮的认识，这往往是通贯性金融史著述没有聚焦讨论，而单个案例的专题研究无法阐释的。潘晓霞的这本书把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定义为“经济金融运行的非常状态”，认为“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态已几成常态”，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结合宏观审视和微观剖析，不仅推进了对金融风潮的研究，并由此“看到近代中国金融的日常”，提出了若干重要学术见解。
该书首先从宏观角度探析了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时代背景与成因，指出伴随近代金融体系的引入、近代意义金融市场的萌生和发展，金融工具越多，金融运行越复杂，金融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发生大规模金融风波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虽然可以把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主要成因归纳为外来输入、过度投机、管理失控、政治动荡等，在实际金融运行过程中，可能某种因素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多种因素交错出现，甚至各种危机同时爆发，表现为经济金融的全面危机。而在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应对方面，该书主张从更长的时段进行考析，既要看到近代中国在金融风潮应对上的被动与总体应对能力的严重不足，也要看到金融风潮来袭时中国的政治力量、金融体系并非只是坐以待毙，而是在应对金融风潮的同时努力学习，试图克服并防范金融风潮，从而增强风潮应对能力。
1937年上海外滩景象
该书正文各章基本为金融风潮的典型案例研究，予以重点考察的分别有晚清的两次倒账风潮、北京政府时期的两次挤兑风潮及国民政府时期1930年代的金融危机等。作者从过度投机和经济泡沫的角度出发，分析了1883年上海钱庄倒账风潮和1910年前后橡胶股票风潮爆发的原因，进而揭示了晚清金融的混乱乃至整个社会不断破败的大趋势。至于1916年和1921年的两次挤兑风潮，作者的观照视野更广，指出北京政府时期政治失控、财政窳败、银行经营财政化、社会承受力低下、币制落后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信用急剧下降，从而使危机迅速生成、发酵。而对于1934—1935年的白银危机和金融恐慌，该书没有简单搬用属于近代中国长时段背景的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财政原因，也不否认众多论著所提到的美国白银政策是重要原因，而是努力追索实体经济并不十分困难背景下的市场运行状况，进而探析危机前上海地产的疯狂投机、金融组织本身的不健全，以及白银本位货币制度与外部世界的日渐暌违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从而点明了这场危机的本质之一是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除了对历次金融风潮的成因有新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关风潮应对的内容。如在关于晚清两次金融风潮的第一章，就有专节研究晚清的危机应对，从“应急举债、维持稳定”、“主持清理、查账追账”和“商事立法、规范破产”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指出与1883年上海钱庄倒账风潮相比，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的危机程度虽然更严重，但在地方政府牵头、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各地商会配合的有效作用下，其危害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减少了危机对社会、对金融秩序的破坏。该书尤其在上海道台的危机应对方面着笔较多，包括举借外款以缓解金融风潮，对倒闭企业进行查账追账、清理破产等。关于北京政府时期两次挤兑风潮，该书既比较了1916年挤兑风潮期间中国、交通两行处理措施的区别，指出两者的经营理路不仅决定了两行不同的危机处境，而且直接影响了在危机中的应对和生存能力的区别。该书更对以往金融史著述中通常忽略的1921年挤兑风潮的应对处理进行了较充分的梳理剖析，认为1921年挤兑发生时北京政府没有仓促采取停兑措施，而是首先急谋拨款救助市面；另外直接承受挤兑压力的中国、交通两行及整个银行界基本上步调一致、合作良好，显示经过1916年风潮的历练之后，无论北京政府还是业界都提升了风险应对能力。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1930年代金融危机的处置应对，该书第四章“危中之机：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银行改组”、第五章“温和通胀的期待：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有较深入的探究。作者从中国如何较迅速地摆脱金融危机和迎来财经新局面的大视野出发，对中国、交通两行改组和国家银行体系建立、沪市救济和实施金融统制、废除银本位制和推行法币政策等金融史和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缜密审视，评析客观，新见纷呈，非常值得品读。
该书还讨论了1940年代后期全面内战背景下国共两党同时应对严重通货膨胀的不同结果。虽然金融史著述通常涉及相关史事，但缺乏比较视野下的深入探究。作者提出需要思考如下史实：“同样经受了残酷战争，国民党控制区经济最终被恶性通货膨胀拖垮，而中共何以却能有效控制通胀，成功化解危机？”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两个年头里，相继经历了法币和金圆券的彻底崩溃，国统区经济运行完全失序甚至停摆？对此，书中明确提出：“1948年后国民党控制区的金融动荡更多是政治军事失败的结果，而不是金融动荡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此同时，该书没有回避中共主导下的解放区也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的史实，并以东北解放区为例，分析了中共能够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东北根据地之所以没有像国民党控制区那样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失控，离不开中共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更离不开财政经济方面的努力，也离不开东北这一资源优势。”作者对战争环境与通货膨胀应对处置之间的关系，有如下精辟的阐释：“前方和后方的胜败是相互联系的，绝非单向关系，前方的失败会加剧后方的困难，而前方的胜利又会让后方的财政困难大大纾解。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战争打的是钱，战争也会打出金钱。”这就告诉读者：防范应对金融风潮的根本之道，在于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砥砺前行。
上海银行博物馆内，一张面额达60亿的纸币，这是中国历史上面额最大的纸币。这张纸币在当时的上海市场上只能买到70余粒米。
关注社会变局与金融失序对各阶层各群体处境和命运的影响，包括大银行的“主事者”和底层社会大众，是这本书的又一亮点。对于前者，第三章“政商博弈：南北大变局中的金融界”分别讨论了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代表性人物梁士诒、张嘉璈、陈光甫，力图揭示银行界头面人物如何“高度敏感于时势的变化，以其各自不同的经历、背景及政治取向，对时局变化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因应”。在作者看来，银行家虽然被视为“经营、掌控主要经济资源的社会群体”，然而一旦涉及严酷的政治纷争和无止境的政商博弈，则不啻“处于巨大政治风暴之中”，虽然奔波于多种政治势力之间，希冀“借政治以自重和寻求独立发展”，但往往无法左右逢源，或被迫离开曾是安身立命之地的银行，或屈就于金融统制的高压，勉力维系经营；即便能给自身带来某些特殊利益，也并不能对现状有真正的改变，这是强权政治下所有试图与其博弈者的共同命运。而对于底层大众，该书一方面明确定义为金融风潮最直接的受害者，在相关章节中不乏关于金融风潮如何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的史事，尤其是对以往学界关注相对较少、研究较薄弱的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设专节进行较细致的考察。同时，该书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应重视考察民众心态及活动在风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大规模金融风波的酿成不可避免会有广大的民众参与，金融风潮如何传导到民众，民众如何应对，民众在金融风潮中的具体生活状态，以及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会反作用于金融风潮的发生，都是应该着力去搞清楚的问题。
毋庸讳言，金融风潮对近代中国各主要领域的运作都产生了负面冲击，特别是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货币信用关系崩坏和市场严重失序的情况下，包括金融界在内的各阶层、各群体都难以幸免。那么，应当如何看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正如作者强调指出的：“要了解金融风潮，不能仅仅就金融看金融，需要把政治、社会、经济、财政、中外关系等多个层面的因素纳入”，书中结语部分归纳了如下几点：第一，保持本国的金融主导权，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发展；第二，金融秩序的建立、规范、发展，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第三，政府不应该在金融活动中缺位，但政府在管理中应认识和尊重市场，避免斫丧金融运行本身的活力；第四，信用是银行运营的基础，银行、政府和社会应协力于信用风险的防范和信用危机的化解；第五，金融需要创新，但创新应建立在有益于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对过度投机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第六，重视培养抵御金融风潮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沉稳应对、舆论透明和适度的导向在控制风潮中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些观点的得出，可视为作者对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研究最为独特的意义之所在。史学研究既要尊重历史，也应理解历史。客观、全面、深刻地揭示对于历史本质的认识，必然具有超越时空的洞悉力和穿透力。潘晓霞在追求这一境界上取得了可喜成就，在此期待她不懈努力，向读者奉献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系《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与日常》（潘晓霞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一书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