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日本作家与上海新文坛的关系发生, 大概肇始于1923年3月末村松梢风与田汉等的交往。与此后大部分日本文人是通过内山书店的媒介与中国新文坛发生接触的情形不同,村松是自己径直寻找到田汉的。这段时间在中国留下行迹的日本作家为数不少,还有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等等。在此,本刊特约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选译村松梢风、谷崎润一郎和金子光晴三位日本作家留下的记述,试为读者勾勒近代上海与日本文坛的互动。
田汉先生
村松梢风对田汉的第一印象是：“田君约有二十六、七岁，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青年。长长的头发不是用梳子，而常常是用手指往上挠抓，因此都乱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
因为获得了佐藤春夫君的介绍函，我想去访问中国新的青年文士田汉君，于是去了静安寺路上的中华书局编辑部。这是一条电车不通的住宅街，道路很宽，两边尽是很大的宅邸，纯然西式景象。中华书局的编辑部和印刷部都在一处。红砖建造的工厂和编辑部的建筑也都很大。中华书局的店铺在四马路的街角上。这里出版、印刷和书籍文具兼营。首先令人联想到博文堂的格局。
在门房递上了名片和介绍函，就被引进了一间会客室。会客室里已有了两批客人，正在用我听不懂的中国话一个劲儿地交谈。一会儿田汉进来了。
“欢迎欢迎。什么时候到的？”田君用一口漂亮的日本话说道。
“五六天前来的。本来一到就想来看你的，因不熟情况，所以就……”
“现住在哪里？”
“一家叫丰阳馆的日本旅馆，在西华德路上。”
“哦，是吗？你要是早告诉我的话，我就到码头上去接你了。而且我家有几个空房间，你住到我这里来也可以嘛。”
1915年，丰阳馆外景。丰阳馆建于1904年，是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高档旅馆。
我们俩仿佛一见如故。田君约有二十六、七岁，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青年。长长的头发不是用梳子，而常常是用手指往上挠抓，因此都乱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总是忧郁地、似乎有点惊恐地不住眨动着。其身上上下都穿着浅绿色的棉衣裤。
“我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就没事了，今天就直接回去吧。我家就在附近。你稍等一下。”
田君说着留下我走开了，不过马上就回来了。
“让你久等了。”
我们出了编辑部，一边行走一边聊着佐藤春夫君的事儿。田君在日本留学了六年，去年秋天刚从日本回来。一开始进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了一半改变了目的，兴趣转向了文学，学校就不上了。
田君的家就在附近的民厚北里。折入一条弄堂一直往里走，在尽头处有一扇大门，一丈左右高的木门半掩着。约有门两倍高的围墙将邻家隔了开来，其处有一棵似是朴树的古木枝叶繁茂。房子看上去很大，楼下一侧的房间可看见上了年纪的老妇人等的身影。田汉噔噔地快步走上了狭窄的楼梯，将我带到了二楼他自己的书房。房间里放着一张简朴的床，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睡在那里，我们进房间时，那人醒了，走了出去。瞧了一下书架，见上面放满了英文的小说和日文的文学书等，书桌上放着一部文稿的校样。
我向他说了自己到上海的目的等。田君跟我谈了他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和将来的计划等。小说读得比较多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说自己将来想当一名剧作家。听说田君二十六岁。
“对我来说，东京是第二故乡了，挺怀念的。而且两年前我在东京结婚了。我的妻子易漱瑜是我的表妹，从小就订了娃娃亲。她也很想念东京的。我的老家是湖南，不过现在很乱，即使回去也无法生活。我的母亲和岳母现在都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生活。此外还有我的弟弟和今年元月妻子生下的小孩，家里就这些人。”
“你的父亲呢？”
“父亲早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岳父，在漱瑜到东京来与我结婚后不久，在家乡被人暗杀了。因为我岳父是政治家。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结婚虽是件开心的事，但不得不过着悲痛的日子。”
田君说话时有一个癖性，眼睛会向上翻，一边想着一边说。
田君从楼下抱来了婴儿给我看。“这是我妻子生的。”他的神情显得极为喜欢，说话时忍不住用脸去贴近小孩的脸颊，或把他放在膝上轻轻摇晃着他。话题转到了中国的文坛。
“现在中国的文坛死气一片。传统的文学几乎都徒具形骸，毫无生命力。现在势力最盛的是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学的杂志和书刊，都是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我们的一批朋友聚集起来创办了一份《创造》杂志，其中有中国最新锐的小说家郁文(达夫)，诗人、剧作家郭沫若，批评家成灏等。什么时候我把他们介绍给你。我自己呢，以前主要是在做翻译，今后想主要从事创作。”
“你刚才说要写剧本，是写现在上演的那种旧剧呢，还是不一样的戏剧？”
田君赶紧摆了摆手，有些口吃地说道：
“完全不一样。中国的旧剧对我们这些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来说，完全无关。我们完全不以现在剧场中的观众为对象，只有另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如今在学校等地有时也在上演新的戏剧。我创作的剧本也上演了两次。但是眼下没有合适的女演员，这还是不行。”
“就我所看到的，上海的女学生非常洋气，很活泼，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适合做女演员。”
“这是有的。但是中国还很落后，即使有想做演员的女生，家里也不会允许。”
“怎么说呢，良好的家庭允许自家的孩子去做女演员，恐怕这样的时代永远不会来吧。从这一点来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两个人说着说着，时间已到了五点左右，我决定回去了。这时田君对我说，我陪你一起回去吧，也可记得你住在哪里。于是两人走下了楼梯。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吧。”田汉说着走进了旁边的一间房间。
“漱瑜，漱瑜，你过来一下。”他用日语把太太叫到了房间外面。
易漱瑜笑盈盈地走了出来。肤色白白的，圆圆的脸，剪着短发。听说她的年龄是二十二，因为穿着中式服装，又剪着短发，看上去特别年轻。
“欢迎你啊。”田太太用发音比她丈夫更为标准的日语对我打招呼。
“上海和东京哪个好呀？”我问她。
“东京要好得多。上海虽是自己的国家，可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田太太轻声地回答说。
田君和我一起走到了有电车的地方，正好电车没有来，我们就决定走一段路。田君步子很大，走得很快。在路上见到扛着竹子的苦力戴着耳环，我不觉感到有些异样。
“男人戴耳环好像蛮奇妙的。”
“那个呀，有一种认为倒霉的迷信。运气不好的人如果把自己的身体的某个部分弄伤了的话，那个人的命运就会转变了。我在小时候经常这样做。”
“哎，这个好像很奇妙呀。不过，那个苦力一辈子都在搬运竹子，就最好证明了这种迷信是没什么意思的了。”
这时电车来了，我们就上了车。在车上又说起了话。
“您去过新世界和大世界吗？”田君问我。
“没有，哪儿都还没去。是什么样的地方？”
“用日本来比喻的话，就是浅草一带的大众娱乐场了。不过，跟浅草那边还是不一样。规模很大，到了那里，中国所有的演艺都可看到。”
“有些什么演艺？”
“各种各样都有。其中特别想让您看看的是大鼓。现在上海这个很流行。我觉得作为一种民众艺术，也有相当的价值。其中有如今在新世界演出的姑娘晚香玉，在大鼓艺人中演技是最出色的，极有人气，星期六的时候，在报社杂志社供职的一拨年轻的知识人会结伴到那里去看。”
然后田君亲切地告诉了我大鼓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不过不去亲身经历、亲眼去看一下的话，我还是无法确证实际
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然而从田君说话的神情中我多少能想象一些大鼓艺术的有趣，突然间我就很想去看一下了。于是我就请田君一起先回到我的旅馆，然后一同吃了晚饭再出门去新世界看戏。
创造社：左起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创造》同人
一日收到田汉君的书函，说是于某日在家中举行晚餐会，请过来。我十分欣喜，答曰会来参加。我想田君也是一个颇为随意的人，于是就在约好的时间带了Y子一起去了。立即被带到了二楼，一看已有五六个客人已经先我而到了。
“哎呀，我们在等你呀。今晚也来了我的几个朋友，想把他们介绍给你。”主人田君首先站起来说道。
于是在田君的介绍下，我与各位一一寒暄问候。他们是郭沫若君、成灏君、林祖涵君、黄日葵君。
在摆开餐桌之前，又增加了两三个客人。年轻的大抵都是中华书局的编辑。
“今晚的菜是我母亲与我弟弟自己做的，所以是纯粹的湖南省的乡土菜。请大家品尝一下吧。”田君说道。
桌子是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圆桌。菜一个接一个不断地被端上来。简直不能想象这不是专业厨师做出来的，都相当精致而美味。普通的家庭主妇能做出这样的菜，在日本等地是从未见过的。大概有二十道菜。对着用大盘或大碗盛得满满的或一般的菜肴，所有的客人都一起伸出了汤匙去舀来吃。酒有绍兴酒和五加皮酒等好几种。一个人挨个给大家倒了酒之后，就一起举起了酒杯一口喝干。中国大概一直都是这样饮酒的，戏台上上演酒宴的场景，人们也是这样喝酒的。没有日本那样的互相举杯敬酒自然是件好事，但像我这样酒量小的人，早早就醉了。五加皮酒呈红色，甘甜而强烈，因为口感好，我就在他人的劝敬下喝了好几杯。
郭沫若君是福冈的医科大学毕业的，今年二月刚刚回国，是中国最出名的新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成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一位造船专业的工学士，同时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文艺批评家。两位都是与田君一起创办《创造》的同人。在《创造》的同人中，还有一位以小说家著称的郁达夫氏，但今天抽不开时间，没能来。《创造》是一份今年三月创刊的杂志，是当今中国几乎唯一的新艺术杂志，由四马路上的泰东图书馆发行。这些同人们作为新兴艺术的先驱者，依据这份杂志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令人觉得奇异的是，郭君也好成君也好郁君也好，他们在学校里的专业都是各各不一样的，现在却都从事着艺术的事业，将此视为自己的生命。
“在去日本留学前，我们对新文学诸事都不懂，所以大家都进了各种不相关的学科，可是，从高等学校[译者按：现在日本的高等学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但这里不宜将其译为高中，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日本，全国仅有八所高等学校，程度比较高，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进入帝国大学做准备，其程度大约在于高中高年级和大学预科。这八所高等学校后来都演变成了大学]时代开始亲近文学，进入大学后对文学的兴趣就越加浓厚，对所学的课程虽无多大的兴趣，勉勉强强毕了业，但现在什么是我们的本职，自己也搞不清了。”
郭君用一种和蔼而又带些韧劲的语调笑着说。郭君肤色白皙，高度近视眼镜内的一双有点外凸的眼睛中，荡漾着一种艺术家式的纯真和阴郁的苦恼。成君是一个个子较矮身体圆圆的人，肤色黝黑，嘴唇间暴出了一口白白的牙齿。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大抵默不作声，只是听别人在讲话。不过偶尔也会在别人的话语间抛出一两句话来，犹如胡椒一般辣辣的。他仿佛天性就是一位批评家。
差不多三个小时，喝着吃着说着，一张嘴一直没有停过。我不仅肚子快要胀破了，且已经醉得晕晕乎乎了。想不要回去得太晚，正想告辞时，郭君对我说：“我家也就在附近，去坐一会儿吧。”我们两个人，在郭君和成君的引导下，出了田君家。成君像是住在郭君家里。
我醉意朦胧地摇晃着身子走着。走出了混凝土地面的犹如隧道般的民厚北里，有个小小的市场。穿过这条街，就到了民厚南里的入口。这是一条相当整齐的弄堂，中间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左右两边则是对称的横向小弄堂。在东头第五个横向弄堂拐进去，就是郭君的家了。最前面的一个像是玄关一样的房间里，放着桌子、椅子和塞满了洋书的书橱。
“我给你介绍我的妻子。”郭君让我们等在外面房间，走到里边去了。
过了一会儿郭君回来了，后面跟着抱着小孩的太太，一看，是一位穿着和服的女子，无疑是一个日本妇女。我们都感到非常意外，呆呆地望着郭太太的脸。
郭太太体型很好，长着一张娇媚的脸，脸上笑盈盈地与初次见面的我们打招呼，聊了各种话题。听说除了抱着的婴儿之外还有两个孩子。郭君说，那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无法带过来。
“中国这还是第一次过来，对这边的生活还完全不习惯，真不知如何是好。”
郭太太说。据说郭太太是仙台人。我来到了自己所尊敬的外国人的家里，结果他的太太是自己的同胞，这事情总觉像是奇迹一般。总而言之，我沉浸在一种感慨而激动的心绪中。觉得很兴奋。
回来的时候，郭君和成君，还有抱着孩子的郭太太，一直送我们到了有马车点的地方。马车点备着非常漂亮的涂成黑色的箱式马车。我和Y子与各位告别后坐上了马车。
只听到跑在平坦大道上的马蹄声。我在马车上酩酊大醉，睡着了。
此后过了两三天，郭君、成君和田君三人到我这边来访问。下午三点左右开始，Y子和我两人在他们的陪伴下出了门。从靶子路出来，沿着北四川路一直走到大马路。
直接去了三马路上的四川菜馆“美丽”。菜馆在街角上，看上去很时新。日本的中国菜馆都是广东菜，到了上海一看，有北京、广东、四川、湖南等各地的菜馆。各家菜馆都以自己专门的店招来吸引客人。其中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四川菜了。这家“美丽”尤其高级，在食客中评价很高。不过我是这天才第一次知晓了有这家菜馆。
看来是事先说好的，这时郁达夫来了。于是一下子增添了很多热闹。他实在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才子。今日大家都穿了西服，但郁君的模样尤为清新脱俗。他的日语极其流利，语调流畅圆润。他在东京的帝国大学[即如今的东京大学]攻读经济学，获法学士学位，却把法学士的名号丢在一边，写起了小说。
菜肴跟上次一样多得不得了。上了各种各样的酒。郁君与郭君开始比赛喝酒。Y子也兴
致勃勃地喝着绍兴酒，不停地聒噪着。总而言之，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很开心。
说是要唱歌，大家齐声说Y子先唱。
“那我唱个印度国歌吧。”于是她唱了起来。
“再唱一个!”大家起哄道。
于是她这次唱起了家乡信州[日本的旧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长野县。下文提到的诹访大社为日本最著名的神社之一，每七年举行一次“御柱祭”，Y子唱的歌谣大概与此有关]的民谣。有搬运诹访明神的神柱时吟唱的调子，有长野伊那地区的民谣，有长野木曾地区的小调等。
“现在我唱一曲湘剧空城计。”
肤色白皙的田君醉了以后脸色通红，于是认真地唱起了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的故事。他唱得很精彩。且是用了那种丹田之气发出来的哀痛的声调，最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故事。
唱完之后，郭君似乎也不甘示弱，也用戏曲调子唱起了古代的什么故事，可唱了一半唱不下去了。
大家都兴高采烈，忘乎所以。
郁君和郭君好像猜起了拳，输的一方喝一杯酒，结果郭君不断地输不断地喝，最后喝得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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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与郁君就没有再见过面，与其他几位倒是又见了好几次。有时我谈起了郁君：
“郁达夫真是一位才子呀!那样的才子，世上不会老让他从事文学的吧。”
“真是一位才子，我们之间都把达夫称作为江南才子。”郭沫若笑着接口说。
郭君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出生于四川，现在携妻带子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他对上海喧杂污浊的空气非常厌恶，他真切地对我说，再稍过一段时间想到乡下去生活。
“我想时不时地改变一下生活，思考一下不同的事情。”他说道。
他做的诗，不是从前的汉诗，而完全是一种新的诗。我取一首他收在《女神》中的《上海印象》介绍给读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诗风……。
(译自村松梢风《魔都》，东京小西书店，1924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