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3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柳诒徵学堂强基计划“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线上系列讲座迎来了第七场，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光进行了“元末明初东亚海域的倭患与多边外交”的专题演讲。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箫白主持，共300余位师生参与。
马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所讲之主题——海洋史的重要性，指出元明海洋史研究的发轫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创始人、南大强基班命名源头柳诒徵先生有密切关系。早在民国时期，柳先生便在《中国文化史》中强调了海洋史的重要性，“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之海上之交通焉。”柳先生的这一洞见，启发了诸多学者的研究。
元明时期的倭寇活动
讲座的第一部分，马教授详细介绍了“倭寇”的定义和东亚倭患。不同时期，倭寇的人员构成、来源、活动范围及其影响都不尽相同。因学识、立场的不同，中日韩三国学者对“倭寇”的定义多有差异。例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大辞海》对倭寇的解释稍显简略，未能全面细致描述倭寇。《日本史大事典》对倭寇的解释则较为开阔与全面，但是却刻意淡化了日本人所扮演的角色。“倭寇是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岸与内陆、南洋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这一表述，极易给人造成日本人并非倭寇主要成员的错误理解。马教授又列举了田中建夫、郑樑生、范中义、仝晰纲几位学者的观点，并对比分析其异同。
明仇英绘《倭寇图卷》中的倭寇形象
为了让大家对倭寇有更清楚的认识，马光教授对“倭寇”这一词汇进行了追踪溯源。“倭寇”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碑文描述有百济、高句丽与日本侵略军交战的场景，其中的广开土王十四年甲辰（404年）条刻有“倭寇溃败”的文字。这里的“倭寇”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日本的侵略士兵。但是，之后800多年的时间内，文献中似乎再也没有出现“倭寇”一词。所以，好太王碑铭上的“倭寇”属于极其特殊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
十三世纪初，朝鲜半岛频现倭寇活动，高丽也出现了较多相关记载。这一时期的倭寇主要是九州岛和濑户内岛沿岸富有冒险精神的武士、名主和同伙，他们一方面到中国和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暴力掠夺沿岸居民。据马老师考证，朝鲜书籍中出现“倭寇”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1232年，即倭寇开始对朝鲜半岛进行骚扰活动的十年之后。高丽著名文学家李奎报曾在诗歌里中写道“一声梵?千灾散，倭寇区区不足平”，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明确使用“倭寇”术语的近世文献。接下来马教授讲述了倭寇在朝鲜活动的不同阶段与重要事件，重点讨论了1350年的倭寇大爆发，并将1223—1399年间倭寇侵扰朝鲜的频次进行量化成图，清晰展示了倭寇在朝鲜半岛早期活动。
13-14世纪倭寇侵扰朝鲜半岛频次（马光绘制）
紧接着，马教授又探讨了中国文献中“倭寇”一词的出现时间。以往学者通常认为中国文献中最早出现“倭寇”一词是在洪武二年（1369），其依据是《明太祖实录》是年四月条所载的“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然而，《明太祖实录》是在建文朝才开始编纂，且经过了多次修改，它所记载的“倭寇”，极有可能是编纂者而非当时人所使用的术语。因此，除非确知“倭寇”是原文照录当时人的奏文、碑刻、书信、诗歌、日记等，否则不能贸然引用。事实上，早在元代1344-1345年间，程端礼所作《谔勒哲图公行状》就已开始使用“倭寇”一词。通过分析该材料中的“倭奴”“海寇”等词可知，当时对倭寇的称呼并不固定和统一。倭寇在中国的燔焫侵掠活动，始于元至大二年（1309）的庆元倭变。之后，浙江、福建等沿海之地屡有倭患发生，而以浙江最为频繁。至迟在1330年代，倭寇活动已逐渐扩展到中国北方的山东、辽东等沿海地区。元代倭寇多由日本来华商人转化而来，也有专门从事杀人越货勾当的日本海盗。马老师先以1309年倭寇火烧庆元、1324年进犯鹤沙为例，着重讲解了倭寇在南方的掳掠活动，后又以1366年渤海湾倭患事件为例，论述了北方倭寇活动的严重程度。
倭患成因的新探索
传统观点认为，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倭患是日本国内的战乱与政治动荡所致。镰仓时代（1185—1333）中后期的日本矛盾重重，国内动荡不安，并对周边地区造成影响。日本南北朝时期（1336-1392），日本全面进入了南北两大武士集团相互对抗的战乱时期，地方武士集团崛起，导致大量庄园领主、名主、寺僧、农民、商人加入大规模的“海贼群”与“恶党群”中，造成了日本长达半世纪的无统一政府状态。马教授在此传统解释之外，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根据日本史书《太平记》中“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乘此动乱，盗贼蜂起”的记载，将日本国内的动荡与整个东亚局势相联系，认为区域内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之间具有绝非偶然的关联性，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马教授认为十三世纪日本频繁发生的干旱、台风、瘟疫、洪水等大型自然灾害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迫使一部分日本人前往朝鲜半岛抢掠。
气候变冷是导致倭寇频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就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根据气候学家的研究可知，13世纪日本气候变冷，导致农作物减产，由此引发了多次的大饥荒。为了生存，饥民不得不对邻近的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进行掠夺，从而导致倭寇盛行。通过气候这一角度，马教授进而提出，其时整个东亚的局势，包括元明鼎革、倭患肆虐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气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元1-2000年间日本气温变化图（来源：Shusaku Goto等，2005）
东亚三国间的倭寇外交
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十三世纪初，因为倭寇在朝鲜半岛大肆劫掠，高丽多次派使团前往日本交涉。及至十四世纪中后期，倭寇活动愈加猖獗，但彼时的高丽政权内外交困，海防停滞，于是再次派出使臣前往日本，希望幕府管控倭寇。十四世纪中后期，日方频繁与高丽相互配合，对倭寇势力进行打击。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后，在加强海防、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继续展开对日外交。日本方面的态度亦较为配合。作为回报，日本要求朝鲜赐予大藏经木板和佛具等。
朝鲜太祖李成桂（1335-1408）
自上世纪初至今，不少学者都对明初中日外交有过专门研究，但遗憾的是，至今仍存在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如杨载是否两次使日、洪武四年赵秩是否回国、仲猷祖阐等人的使日时间、怀良亲王是否向明朝称臣等。针对这几个关键问题，马老师通过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逐一做出了新的回应，厘清了明初中日外交互动的演进历程。
继位之初，明太祖对于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政府禁倭，故而积极主动地开展了“倭寇外交”。洪武元年，明太祖即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四夷君长。然而首次遣使过程不利，使者不幸于途中遇害。因此，明太祖又派杨载等人使日。虽然此番使者见到了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但却遭囚禁。此后，太祖再派时任山东莱州府同知的赵秩等人出使日本，但赵秩出使日本的时间，长久以来并无定论。有鉴于此，马教授综合《明太祖实录》、朝鲜给日本的国书、日本史书及当时的季风情况，认为明太祖的谕令在洪武三年的三月下达，在大约洪武四年初使团出发，而赵秩到达日本的时间大概在洪武四年一月或二月。
关于怀良亲王是否对明奉表称臣，马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等人对《明史》的记载提出质疑，极力否认怀良亲王曾向明朝称臣的事实。马老师认为，此类推断没有史料依据，纯属猜测，缺乏说服力。通过分析宋濂、宗泐等当事人的记载，马教授认为怀良亲王向明朝称臣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并指出学者应尽可能地站在客观立场上研究历史，切记主观臆断。怀良亲王的态度之所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是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当杨载到达日本时，怀良势力正盛，因之无所忌惮，拒绝与明通交。然而，赵秩到日之时，南朝政府已由盛而衰，危机重重，面对实力强劲的室町幕府大军。怀良不得不一改敌对态度，转对抗为恭顺，甘愿俯首称臣，欲借明朝声势来抵挡各方压力。除此之外，杨载押送到日本的十五个倭寇无疑给怀良以政治压力，也是成功促使怀良来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怀良亲王（1329-1383）
赵秩是否两次出使日本，学界多有争论。村井章介根据赵秩诗文中经常出现“三年”字样，指出《明太祖实录》关于赵秩洪武四年随使团一起回国的记述存在问题，并提出赵秩在日本停留三年后才回国的观点。通过对赵秩诗文进行重新解读，马教授认为赵秩诗文中的“三年”仅仅是虚指，并非实指具体时间。而且，赵秩的好友王逢和春屋妙葩皆称赵秩曾两次出使日本。事实上，赵秩在洪武四年的确曾随日本使团一同回国，但之后他又于洪武五年五月同祖阐、克勤等人一起同舟，再度赴日，直到洪武七年五月才回国。赵秩第二次使日主要是为了告谕毛人，可能还起一定的向导作用。从洪武六年十月至次年五月，赵秩一行之所以在博多待如此之久，是因为季风不顺，没有合适的渡船机会。有学者认为在此期间他们见了怀良亲王，或推测他们曾被拘留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事实上，赵秩一行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见怀良亲王，也没有被当地官员拘留，相反，在此期间他们与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且得到了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关于明初中日关系的恶化问题，马教授指出双方交恶实缘于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从而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除中日、朝日之间的“倭寇外交”外，中国与朝鲜半岛就共同面临的倭寇问题亦有一些交涉。为了抵御倭寇，高丽曾向元朝汇报倭寇侵扰边境的情况，并请求元朝支援。明太祖多次要求高丽整顿武备，加强海防，防御倭寇。1374年，明太祖还专门将五十万斤硝、十万斤硫磺等军需物资赐给高丽，用来制造火药，以支持高丽防倭。朝鲜半岛也曾多次送还中国被虏人给明朝，以表谢意和忠诚。
在讲座的结尾，马教授提出，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明朝、日本、朝鲜三方的关系互相影响而错综复杂，研究这段历史时需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将各国间围绕倭寇问题而展开的交涉视为多边外交，重视各国间的互相影响，方能发现隐匿于历史深处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