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朝贡与利润》：中暹贸易与亚洲的流动

《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泰]吴汉泉著，王杨红、刘俊涛、吕俊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21年9月出版，348页，79.00元

泰国的现代商业贸易与市场经济在许多叙述与书写中都是从西方势力进入东南亚后开始的，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在这个区域所扮演过的角色不容忽视。朝贡体系在中国存在近两千年，从最初政治臣服意义为主而后逐渐演变成为“礼尚往来”的一种类似外交关系的体现，明朝开始厚往薄来的政策更是吸引了诸多邻近国家前来纳贡，最终促成了朝贡贸易这一特殊现象。吴汉泉博士撰写的这本《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乍看之下似有些“偏门”，因为清廷大部分时间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不允许沿海地区的私人对外贸易，中国与暹罗的贸易即使发生过，大约也是规模小且不成气候的。（暹罗于1939年更名为泰国，是现在更为人熟知的名称。但书中所写时代仍是暹罗王国，所以本文大多数时候沿用“暹罗”，除非是对现当代泰国仍有影响的部分。）然而吴博士从暹罗两百年间与清朝数次朝贡往来的史料入手，通过令人信服的记录分析，向读者展现出了另一番景象：暹罗即使朝代更迭政权数易人手，从阿瑜陀耶王朝到曼谷王朝前期的二百年间，却都坚持了与清廷的朝贡往来。这些朝贡行为实际构成了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不仅为暹罗朝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促成了暹罗原型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的形成，而这一切早在东印度公司等西方势力深入到东南亚市场之前就发生了。并且暹罗华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就是说，华人对暹罗（泰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远早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大规模南洋华人移民潮之前。那么，暹罗的现代性（modernity）与商业体系是否真如西方叙事书写中那样，是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贸易公司和殖民力量的影响下产生的？

这样一个疑问的产生要回归到作者的学术背景。吴汉泉博士是最早一批拿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于七十年代前往美国深造的泰国学生，师从费正清教授，而他读博士的阶段，恰好在经历学术研究风向的变革。就如施坚雅教授因为冷战开始而无法继续在中国大陆从事研究转而去泰国研究本地华人社会，哈佛大学和费正清其时也有类似的考量。吴博士的父亲是第二代潮州移民，他最初在家人的安排下念了华校，后来因家庭搬迁进入教会学校，但从未中断汉语的学习，也没有脱离华人社区，同学几乎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华裔。小学毕业后吴即前往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就读，在校期间他并没有参加专为国际生开设的汉语课，而是通过努力自修与香港学生读一样的中文课。他自述虽作为第三代移民，中国的形象在心中已然模糊，但对汉语的兴趣一直非常浓厚。而后他从香港申请至美国读完本科，回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任教，在那里遇到了他后来的夫人。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吴夫人强调她只愿与有博士学位的学者结婚，这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加之吴博士因语言学习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好奇心，就申请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硕士项目，也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1971年毕业后因为硕士期间优异的表现，费正清教授主动表示愿意成为吴博士的导师，指导他攻读博士学位。从这本书中大量关于清廷制度、朝贡具体流程以及贸易宏观计划等等的信息，都能看到费正清教授对清朝历史极为专业的指导。

对于当时在北美或整体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因为持续多年的冷战，几乎已经很难招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即使是台湾地区，因为当时政治局势也还没有稳定，鲜有合适的生源。吴汉泉博士作为海外华人，既有生长环境塑造的人文背景，对中华文化和泰国人情社会都不陌生，同时还具备多年海外学习造就的卓越的语言能力，再遇上名师指导，各种条件碰撞下撰写出的这本书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解读朝贡贸易。也就是说，《朝贡与利润》这本只从题目上看范围略显狭窄、内容也过于细节的书，实际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展现了二百年间中国清朝对外贸易的一幅画卷，期间不仅有清廷不断调整的朝贡政策与暹廷的应对，也有因为朝贡帆船贸易给暹罗带来的经济结构甚至政治制度的变化，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当时亚洲整体商品流动趋势。比如这本书就指出，中国-暹罗-日本三角贸易不仅对暹罗对外贸易的范围，也对东亚海域中国帆船贸易的扩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也正是通过研究这个三角贸易发现，直至1720年清廷都试图进口日本铜来铸造货币以弥补云南、四川和广东铜矿供应的不足，侧面勾勒出了清廷钱币铸造的波动。

中暹两国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产品则是大米。《朝贡与利润》一书所展示的十八世纪数十年的大米贸易，不仅是中暹贸易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对清朝早中期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以及浙江的民生情况有参考意义。作者认为，1720-1760中暹贸易的重生大部分归功于中国东南对暹罗大米的进口，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关乎第二次海禁禁令废除最具体的要素。清廷在康熙时期就开了允准暹罗运米来华的先河，此后数十年，清廷收购了大量暹米，凡是带米来的船都予以减税甚至免税，米越多税越低。即使1717年再次实施了东南亚的游历与贸易禁令，清廷却在正式记录中于1722年首次提及了暹罗大米，因为那一年全中国都笼罩在大米短缺、米价惊人攀升的阴影当中。暹罗大米能持续抵华正是由于中暹贸易在二百年间的主要部分都是伴随着朝贡行为发生的，于是并不会受到时而严格时而宽松的海禁禁令过多的影响。虽然清廷允许来贡的频率在不断调整，但每次三艘船这个规格延续到了中暹朝贡关系结束。而暹罗每一次遣使来贡都伴随四次航行，贡船在广东靠岸后，贡使通过其他交通方式前往北京，加上等待觐见皇帝再返回广东的时间，往往要半年以上。这时候贡船被允许回国修整，待时间差不多再出发前往广州接贡使返暹。清廷为了彰显天朝上国的气度，对贡船除贡物以外的压舱货物都宽厚放行，这些压舱货物因而成了贸易主体。并且由于中间可以往返一次，每次来贡装载四批压舱货物，在看似狭隘僵化的体系内蕴藏了大量的经济机会。所以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对外贸易并不是如一些西方学者的角度所秉持的，在欧洲进入到亚洲相关领域之前是不存在或者非主流的。作者通过史料展示出，亚洲区域间的贸易交流互动早就自成体系，且规模远超想象。

暹罗贡船的贸易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作者看来有赖于三个因素：时间，即两国距离以及季风的客观条件下，可以促成一次朝贡有四次行船；清廷默许，最初是因为大国气度使然，后来暹罗提供的商品确也为我国尤其是东南沿海所需；第三点则是聪明才智，这里作者所指，就是华人在中暹贸易中所扮演的全方位覆盖甚至于垄断的角色了。暹罗政府不鼓励本国子民从事航海以及对外贸易，但对华人十分信任和重用，在十七世纪华人已经主导暹罗的海上贸易，用作者的原话“双方互利共生关系演进到实际将外人从所有竞争领域排除出去的地步”。即使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一度被迫与荷兰签署不平等条约，暹王依然想方设法规避，继续雇用华人。王室船只的航行和贸易事务均由华人打理，为国王管理经营贸易的当地商人也都是华人。同时暹罗的对外贸易完全是王室垄断的，这就打造了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独一无二的地位，于是除了中暹贸易，华人对暹日贸易的掌控也达一个世纪以上。在作者的分析中，华人用自己的智慧，使得每一次暹罗向清廷纳贡的旅程都尽量达到最大程度的贸易往来，他们善于观察市场需求，也懂得如何同中国当地官员沟通交流，更知道在变幻莫测的政策中怎样寻找突破口以求利益最大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暹罗政权更迭，从阿瑜陀耶王朝1767年终结经历短暂的吞武里王朝到1782年却克里王朝建立，都没有改变当权者与华人合作进行朝贡贸易的方针政策。拉玛一世即位后的暹廷立即鼓励华人留居暹罗，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华人具有航海以及经营贸易等必要技艺的潜力，还有为官府赚取大笔过路费的能力，这正是作者所言智慧的涵义。从事中暹贸易的华人从早期主要来自福建厦门及周边地区，发展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潮州澄海人掌握了大米贸易长达四十年，最终成为暹罗华商中的中流砥柱，也推动了潮州人迁往暹罗的历史进程。相对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中暹贸易的发展也提升了华人对暹罗社会整体经济的参与度，他们不仅财力日渐强大，更得到了政治地位，到1809年拉玛二世即位，暹罗的朝廷、官府及民间，华人的影响力已经无处不在。所以即使帆船贸易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华人的地位并没有走下坡路，反而完全控制住了本土市场。可以说华人华裔对泰国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影响，就这样一路延续下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泰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起，清朝国力迅速衰落，工业革命后产生的蒸汽船使得帆船贸易吸引力大幅降低，加之西方势力几乎已经侵入亚洲除日本外的每一个角落，随着1853年拉玛四世停止向清廷纳贡，中暹帆船贸易正式画上句点。《朝贡与贸易》所展现出的，正是两百年间随着全球交通、经济以及科技变更发展下两国朝贡贸易关系的起起落落，从细节入手渲染出宏大的历史画卷。所以吴汉泉博士的论文，能够在七十年代就被哈佛大学出版社主动要求出版，并在费正清教授的建议下，给了他两年的时间修改增添，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可谓凤毛麟角。读者看这本书，不必被其中大量详细数字和具体货物罗列所困扰，可以去享受时间顺序与单个主题相结合下展现出的清晰历史脉络与区域贸易鸟瞰图，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华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勤劳勇敢，即使远涉重洋在异国他乡也扎根发芽，谱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