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是读哲学的好时候？
赵林在《西方哲学史演讲录》中提出，当人们普遍处于亢奋的发展和拼搏状态时，哲学完全是一种累赘的文化奢侈品，而正是在人们开始转向“内卷”或者“躺平”状态时，哲学才成为一种排遣无奈和无聊、给人以精神慰藉的刚需。疫情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物质的喧嚣趋于平静，我们或许从未像现在一样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哲学。
我们推荐理想国最新出版的这些哲学书：《从惊奇开始：青少年哲学第一课》旨在激发大众对于哲学的兴趣，刘擎等八位哲学研究者遴选围绕着经典的哲学问题，设置具体的情景，让日常生活与哲学建立联系；《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是赵林在大学开设的哲学通识课的讲稿，以厚厚的一册，从群星璀璨的古希腊哲学讲到黑格尔，读者颇需要一些耐心沉潜其中，让哲学家们陌生的名字变得熟悉，训练自己的哲学思维与批判精神，也体味着一种获得知识的快意；陈嘉映《感知·理性·自我认知》讨论感知和理知这一对概念，但花费更多笔墨引导读者在持续的思辨中建构自我。
俄乌激战，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远方，刘瑜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分析了十几个国家，展示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途径，以在分析与对比中更好地了解当下；同为政治学著作，周濂的《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重新界定了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并在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之间勾勒出一幅概念地图。
《从惊奇开始：青少年哲学第一课》：证明“哲学有效”
在一个过于强调生物学、物理学、强调科学的时代，证明“哲学有效”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认识自己时总是徵引生物学式的理解，比如好奇一次莫名的crush是不是多巴胺在作祟，觉得时运不济时想算算星盘、看是不是水逆，对事情没有把握时总想求助大数据，人的生命和际遇似乎都成了可以计算的东西。
那么哲学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首先是关于“存在”的、关于人的根本性的、深刻而庞大的问题，诸如人的精神和道德、人的志趣和美感、人的权利和自由、人的价值和理想，哲学在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思辨和一次次、一代代人的阐明中发展。比起止步于某一概念，书中的学者们尝试梳理出一条哲学观念演进的路径，《自我、生存与居所》一章中，冷欣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讲起，认为笛卡尔描绘了这样一个图景：一位“思者”总是在怀疑（并通过怀疑确证）、在领会、在肯定和否定、在情愿或不情愿、在想象和感觉，这位茕茕的思考者的形象象征了整个西方的思维形态——有着强烈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并表现出绝对的个人主义。
进入20世纪，人们发现，“我思”的概念太内在性和绝对化，于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变得更有效，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生存来规定的，我们因为“存在”而有了情绪、有了和世界的关系、并被世界规定。现代人的存在如庞德的诗中提示的“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存在主义的“i am the They”的一种庸俗的、平均的观念让人沉沦于日常，并进而走向一种天性的冷漠和虚无。
遭遇了二战的摧残的法国哲学家列纳维斯提出了“居所”的概念。我们熟悉的“人生而……”这个表达，“人生而”后面需要一个后缀，列纳维斯认为，这个后缀就是人身心的栖居之所，人的栖居之所可以是家，可以是存在的地方、也可以是一种理想。列维纳斯的“居所”也是中国人说的“安身立命之处”，居所观念也演化出一种享受的理念，即“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个人的“居所”不必多么重大，可能就是每天早上的一杯咖啡，一顿好餐饭，人生有其苍凉和悲剧之处，但人生而有居所可以栖息。从这些哲学观念中，我们理解着人的冷漠，也为“居所”的存在感到安宁。
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情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哲学就是隐藏于现象背后之“宗”，掌握哲学这柄钥匙，就获得一种脱离于现象的、更宏阔的视角。如书中第七讲《心灵难题：从机器人与丧尸谈起》，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机器人和丧尸其实讨论的都是“心灵”与“身体”的问题，当代哲学的重要分支——心灵哲学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
除却这个非解决不可的重大问题，我们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并可能在任何时刻问出“为什么”，而哲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本书的作者之一刘擎所说：“人类想知道我们面临的一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这是对我们存在的一种关切，这种关切其实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也是可以被发展出来，变成一种自觉的追问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好奇心可能会被淡忘，会被边缘化，但从来不会泯灭。”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进入哲学史的洪流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是赵林在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所开设的哲学通识课的录音整理稿件。赵林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讲起，沿着思想史的线索一直讲下来，一直到黑格尔哲学。
赵林在叙述中条分缕析地介绍每一位哲学家最主要的主张，也在其中夹杂一些质疑和思辨，比如在讨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时，赵林引导读者注意，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物质天生就是运动的？而最初的、第一个物质是怎么动起来的？牛顿在他的宇宙观中为什么搬出来一个上帝？在最开始按下不表的这一点在十章以后，以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出回答。
读一部漫长的哲学史像在江河中顺流而下，越到下游，越难分辨是哪些河流托举着读着行至此处，想要捋清一条脉络就要时时返回上游仔细辨认。《西方哲学史讲演录》第一讲谈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功用，赵林定义“哲学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我否定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这一点在接下来的第二到六讲关于希腊哲学的部分中有充分的体现，站在哲学的肇始之处，古希腊哲学体现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智慧，其中虽不乏童稚之处，哲学家们像是一朵朵浪花一样，后进者在小心地漫上、乃至淹没前人，最终形成前赴后继的激烈的交响。
赵林谈及，早期哲学家们的思考几乎涉及了人类思维所能关注到的一切深刻问题。且希腊哲学家们的哲学观点清新通达，表现了自由心灵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关怀，哲学不是他们生活的调味，而更是他们生活的方式与至高追求，本着“知人论世”的阅读习惯，赵林将很多笔墨聚焦于哲学家本人的性格、家世，对于这些内容的了解也有助于理解和记忆其哲学主张。比如赫拉克利特本身是王族，可以继承王位，这让他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但是他生性愤世嫉俗，并主动选择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所以他的思想晦涩又神秘；而德谟克利特在其晚年为了更专注地沉潜于哲学竟刺瞎自己的双眼。
赵林也认为：“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哲学，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情结——追问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而在黑格尔以后，尤其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则纷纷走向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不再追问本质。”“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素来就是相互独立的两门课程。……本人对现代哲学缺乏兴趣，因为现代哲学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刻板规范的技能，而不再是博大精深的智慧。自从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黑格尔那里被放飞之后，继哲学的黄昏而来的就是精神的漫漫长夜了。”
赵林尽量在庞杂的哲学史中梳理出一条简明的线索，关注最主要的哲学家的最主要观点。
以第二讲“希腊自然哲学（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为例，作者着重呈现各派系就世界的本质提出的猜想。最早的米利都的泰勒斯创造性地提出“万物的本源是水”，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提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的本源是阿派朗（无定形）”由此引出“阿派朗”这个聚焦于“无”的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位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则以一种否定之否定提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虽无定形、但是却有内涵的东西——气。同时期的爱非斯学派的代表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本源说之余，提出更为重要的关于逻各斯的理论，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一种神秘的规定、一种抽象的尺度。他之后的恩培多克勒不再止步于苦苦追问某一种元素，而是提出“四根说”（事物产生于水、火、土、气，并由“爱”“恨”这两种动力因来推动），由此开启希腊自然哲学构造论的源端；后来的阿那克萨戈拉在提出“种子说”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一个精神性的实体——努斯（又被译作灵魂），努斯可以造成世间万物的聚散离合，发展到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德谟克利特，“原子说”被提出了，他将一种思想的抽象物而非一种具象的东西作为万物的本源。
在第七讲“中世纪基督教哲学”部分，作者谈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时，则以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主线，如前几讲介绍的，进入中世纪之前，西方哲学已经高度发达，且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形而上学，都有着强烈的理性精神，这与基督教哲学中的信仰神的存在而排斥理性的观念是相悖的，所以基督教在从以色列传播到哲学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世界中时，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该如何将基督教的信仰和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推到相当高度的理性精神所结合，这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最突出的特点。
《感知·理性·自我认知》
《感知·理性·自我认知》：引导思考
AI时代，我们如何思考人的位置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今天科学一往无前的时代，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存在的意义？
陈嘉映长期关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本书中，他对感知、理知两个最核心的概念进行讨论，陈嘉映称：“理知当然是人类的特殊禀赋，作为人，我们不能不珍视自己的禀赋，但人类理知的可贵在于它始终跟感知交织在一起，动物有感知而无理知，适当的结论似乎应当是，人类不仅感知，而且理知，而不是只有理知。真到了无感的理知，那就不是人类的特长了，那是AI的特长。带有感知的理知，有感之知，从根本上说，就是连着理解自己来理解世界，连着世界来理解自己，说得更简单一点儿，就是活得明白。”
感知和理知实在是哲学中最核心的一对概念。几乎所有哲学家的思考都涉及“知”，且往往将其两分为相对的概念，如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中世纪的神启与自然、罗素的亲知和描述之知、柏格森的内在之知和外在之知，还有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等等。
感知与理知看似很好区分，有些事情我们靠感知，比如梨子的滋味、咖啡的香味;有些事情我们靠理知，就像紫外线，但是更多时候，感知和理知是混杂在一起的，而它们之间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转化、哪些情况下不能转化，转化的界线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感知·理性·自我认知》不是艰涩的哲学论文，也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它更像是对于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哲学困境的答疑，它不教给我们要死记硬背的理论，它指导我们怎样去思考。为了强化这一点，作者在每一个章节后面都设计了答问环节。
如第二章“触觉/身体知觉”文章最末，提问为：“当我们在触摸一个冰块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冰块是冰冷的，但不会说它是坚硬的，这个时候温度相比于质感就会占据我们的意识。但是，当我们在触摸一个石头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石头是坚硬的而不会去描述它的温度，这个时候质感相比于温度会占据我们的意识。所以我们在触摸一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东西本身的性质会有一种优先性、会占据我们的意识呢?
陈嘉映回答：“我不确定你的感觉一定是这样的，但我可以这样想，冰看上去就硬硬的，但看不出冰冷，你的触觉补足了你的视觉。至于石头，你首先不去感觉它的温度，因为它的温度多半是常温，如果石头是滚烫的，你还是首先会感觉它的温度。哪方面的感觉占据了你的意识，似乎要看情境，你要摸一块石头去打架，石头硬不硬最重要，石头是凉的还是热的不相关。在另外一个语境中，石头是凉的还是热的也许是你关注的焦点。”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在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中理解政治
这是学者刘瑜的比较政治学新作。书中围绕比较政治学两个核心维度——政治转型和国家能力，将不同国家、地区、古今纳入其中进行比较。书中有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的分析，也有对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墨西哥、泰国、智利、伊拉克等的介绍。
刘瑜认为，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由此，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和对“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俯瞰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
书中，刘瑜从政治之外看政治。“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政治在文化中”。分析了南非的转型、智利经济政策的选择、美国的社会运动以及韩国的观念变迁等，读者由此可以认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途径，理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制衡关系、政治选择与政治行动的可能。
在序言中，刘瑜谈道：“谈论政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在一个政治极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很少有什么事物能够像政治那样，激起狂热的爱恨，让陌生人成为同道，让朋友成为敌人。阅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惊异地发现，罗伯斯庇尔曾经是死刑的反对者，但是不出数年，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政权就成为断头台的象征。阅读纳粹的历史，我看到有纳粹声称，毒气室的发明其实让死亡变得更加‘人道’了——这样的残酷，竟然以‘人道’之名出现。我还读过韩非子的名句，‘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而他把这叫作‘明主’。似乎，政治是一切关系、一切道义、一切概念的扭曲场；似乎，政治总是带来错位，理解政治的努力永远造成误解。”但是我们又必须理解政治，只有把形形色色的国家和政治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
《可能性的艺术》一书中，刘瑜常常以一个较小的切入口进入一个宏大的讨论，如 “什么是国家？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重新界定正当性与证成性
乔纳森·沃尔夫在《政治哲学》中说，政治哲学只需回答两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以及“谁说了算？”以政治哲学的术语表达，前者涉及的是“正义”问题，后者涉及的就是“正当性”问题。
周濂的《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的主要工作是重新界定正当性和其亲缘概念如证成性、合法性、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等的区别，以廓清“政治正当性”在当代政治哲学概念地图上的位置，并为读者理解国家、权力、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等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工具。
“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是2000多年来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聚焦现代政治的讨论域，周濂结合了汉娜·阿伦特、约翰·西蒙斯、哈贝马斯及罗尔斯等的观点进行论证。
周濂认为，就概念组成而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有其客观面向，即要符合某种规范性乃至客观性，另一方面有其主观面向也即被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表达；就其理论效果而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使统治者拥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使被统治者负有服从的义务。这四个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中存在诸多组合可能，但无论作为观念的正当性呈现出何种形态，政治正当性都在概念上与这四个因素——正当性的客观面向和主观面向以及统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关系。“由此，从这四个因素入手研究政治正当性会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突破口。”
周濂也在书中花了最多的笔墨区分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之间的概念差异。政治哲学主流观点认为，所谓政治正当性就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因此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对政治权力所做的一切道德证成都等同于正当化的工作。周濂认为，正当性是一种“回溯性”的概念，它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谱系，也就是从“发生的进路”去评价权力；而作为“前瞻性”概念的证成性，关注的是权力的效用和达成的目的，也即从“目的的进路”去评价权力，确立了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
从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区分出发，周濂在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之间勾勒出一幅概念地图：国家正当性与公民的政治义务具有概念上的关联性，而国家证成性则与公民的政治责任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