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要把他的骨灰放在山手线火车的行李架上！”
60多岁的叶子，听到一则类似新闻时，在心里这么振臂高呼。而她的丈夫似乎也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言不语。一般，被落在火车行李架上的物品，会由日本铁路公司查出失主返还，但山手线是环线，追查失主很难，被丢弃的、无人认领的骨灰，最终就会被随便找个地方埋掉。叶子是现日本自由记者小林美希采访的15位日本妻子之一，这部纪实作品《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们》，中文版译名改为了《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虽然在冲击力上略逊一筹，但译名更直接地传达出妻子们的困境和在婚姻生活中负重前行的决心，并且成功蕴含了两者间的因果联系。丈夫或表现得如同家庭生活的局外人，或对妻子颐指气使，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导致妻子孤独、无力、不被尊重，内心滋生恨意。不愿意再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忍受不了他身上的味道，甚至想对他喊：别碰我的孩子！却因为各种原因离不了婚：经济条件无法独自抚养子女、必须维持婚姻的榜样、不愿被评头论足，以及想到一旦离婚，丈夫很快就能有新欢，而自己找到的下一个男人也会一样烂，还不如凑合着过……希望丈夫去死，是妻子们精神上割席的态度。
小林美希比较了日本各婚龄夫妻调查中，双方对婚姻的满意程度，丈夫的爱始终高于妻子，且和妻子不一样，没有随婚龄增长大幅下滑。搜索引擎的结果就更直观了。日本搜索引擎中输入“丈夫”首先关联“去死”，而输入“妻子”首先关联“礼物”。这显然不是因为丈夫们的爱更为炽热，相反，这证明了他们几乎不了解、也没有意愿去了解身边这个为自己打点一切的女人。而妻子们，只将婚姻作为人生的传统标准之一，而非当作人生中具体的每一天来思考，许多人在婚姻之初没有预见到自己将受到的不公。在小说《坡道上的家》中，山咲里沙子甚至是因为遇到阳一郎才改变了不婚的念头。
《坡道上的家》是两位妻子的故事，安藤水穗因带幼女洗澡时幼女溺亡而被告上法庭，山咲里沙子则在案件陪审团参与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与被告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小说以公审的每一天为章节展开，每一天是里沙子心理变化的计量单位：她想起了育儿时无人理解的琐碎烦恼，有时面对女儿的哭泣不但无法安慰，自己也流下泪来；丈夫无法沟通、反应慢半拍，还不经商量就将女儿托给婆婆；以关心的名义干涉和道德绑架的亲戚、社会机构，对自己妄加评价的声音；心事无人诉说，社交圈里都是点头之交的妈妈。这些平时极力抵御的所谓负面情绪，被安藤水穗唤醒，里沙子坐在陪审席上，却在审视自己的生活。她远远地等待闹脾气的女儿追上来，却刚好被下班的丈夫看见，给他留下了不顾女儿安危的印象；她两手都提着东西，从婆婆家接女儿坐电车回家，匆匆下站的瞬间想起女儿还在车上。
身陷性别泥沼的妻子们，在东亚文学作品中，都最终走向了精神恍惚。安藤水穗因为幻觉，以为自己正在公园里，没有发现沉入浴缸的女儿；《82年生的金智英》每当出现幻觉，就好像被附了身；《素食者》因为一个噩梦，就算忤逆父亲也不愿吃肉，最后要变成一棵树。这些妻子们最初都生活在看似平静甚至幸福的婚姻中。我们不知道里沙子是否在自己和安藤水穗之间看到了千千万万个同样困境的女性，至少她们两人形成了明显的镜像关系，安藤水穗也可能是她自己的结局。审判的结果没有悬念，被告始终没有抵抗，里沙子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陪审员，但无法成为她的救星。做一个隐秘的、不幸命运的符号，这就是安藤水穗的意义。
尽管女性话题越来越受关注，但远未抵达社会的各个末梢。“如果不把感情变做话语，就无法成为经验。”“个人的即政治的。”妇女们，一旦说出自己的烦恼，就会发现四周都有相同的声音，育儿困境、毒亲问题、夫妻关系、社会歧视都不只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更不是自己的问题。《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田房永子将男性社会和女性社会比作由政治、经济、工作等组成的“A面”和由生命、育儿、看护等组成的“B面”，男性通常可以安居在A面，而女性从分娩和育儿开始，就从A面移动到B面，并在两面之间往返。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则用“市场家庭二元模式”解释过：由男性占据的“市场”领域，背后存在一个囊括了孩子、老人、女性的“家庭”隐形领域，女性始终被滞留在“家庭”中。这两种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概括和话语，是上野和田房各自通过自身经验总结的。“没有先例可参考，也不知该如何行动。”面对田房这样的说法，上野大为震惊。在日本，森崎和江女士1959年倡导了与日本以往团体根本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拒绝了“母亲” “妻子” “主妇”这些被强加于身的社会姓名。进入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在日本达到过高峰。但女性主义在日本的两代人之间，完全没有得到继承。这也使得里沙子这样的女性，不得不在认知的断裂中重新从自己的困境出发，孤立地寻找觉醒的契机。
最后，里沙子和丈夫终于在厌女上同步了。上野千鹤子说过，男性厌女体现为蔑视女性，女性厌女体现为自我厌恶。丈夫因为里沙子神情恍惚，臆断她应付不了陪审团的职责，几次要她退出，恢复正常生活，丝毫不知生活在里沙子眼中已经被颠覆了：家中原有的秩序消失，丈夫的言辞行为是在不断暗示对她的否定，自己在家中乃至社会中的位置也亟需重新定位。当一个人的认知根基动摇，又怎么能不看似神情恍惚呢？里沙子在不断与内在的厌女心理做斗争，就是女权主义者。她面临的是“娜拉出走”的问题，接下来怎么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还是从此加入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的队列？
也许可以将《妻子的后事》视为里沙子后续的一种。它同样以时间为度量，妻子的生命开始倒数，在丈夫眼中，妻子反而从隐身变得势均力敌。加上女儿要求他“别再榨取妈妈的人生”！一个曾经傲慢的男人，如今处在女性的包围之中。作者坂井希久子描述了年近七十的妻子杏子确诊罕见癌症后，与丈夫、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时光。虽然题为“妻子的后事”，实则是妻子杏子为自己准备后事——教会年逾七十的丈夫变成鳏夫后独自生活。“如果我死了，你一个人能活下去吗？”妻子理应是被讲述的对象，坂井希久子选择将妻子放在丈夫的凝视中讲述。“我现在特别后悔。”杏子说出这句话时，廉太郎不敢追问，只能紧盯着她的嘴唇。“你变成一个这么没用的人，一定是我的错。”
将正面的讲述移到丈夫廉太郎身上是有效的，整部小说都和丈夫眼中的妻子一样绵里藏针，杏子甚至不必控诉，她本身就是控诉。廉太郎的视角也直接暴露出这一群体固化的性别意识和退休前后夫妻对调的强弱关系。杏子去医院确诊那天，廉太郎甚至不愿意陪同，返聘的职位形同虚设，但他已经习惯了凡事拿工作当借口，从来不会遭受妻子的非议，包括缺席两个女儿的出生。看完病的妻子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住在了女儿家中。廉太郎断定她在赌气，一边把家住得乱糟糟，一边盘算着要等妻子先道歉才原谅她。他对女儿也十分不满，居然让自己丈夫在家带孩子，这怎么像话！一切超出他狭隘认知的现象甚至自己的不周都被归咎于母亲、妻子的失职。但当他顺水推舟地退休、决心全心照顾妻子时，全家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你整天待在家里只会增加妈妈的负担！”皆为假期的余生里，廉太郎也开始注意到其他人。好几次撞见的陌生人，已经需要晚辈照料，本能地穿上西装出门以为自己要去上班；钓鱼的丸叔，结过几次婚，如今独居，对他说如果老婆愿意提点你，就听她的吧；邻居齐藤先生，以下棋为乐，子女独立后妻子离开了他，但和杏子保持着联络，对她说“终于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些都可能是他孤独的晚年，是杏子没有让这一切发生。
在不满一年的倒计时里，廉太郎学会了使用洗衣机、做饭、打扫屋子、修剪和诱引院子里的蔷薇花。不仅如此，还在杏子带领下走进了社交圈，挽回两个女儿及她们的家人和伴侣，将邻居正视为值得交谈的对象。同杏子坐在院子门口，望着打理好的蔷薇花，廉太郎想，两个人有多久没有这样看着同一处方向呢。和杏子共度的最后一个新年，女儿们都来了，廉太郎享受了过去几十年没有珍惜过的天伦之乐。就在读者几乎要为之感慨时，廉太郎从女儿口中第一次听到“有阵子爸爸不是在出轨吗”。他感到“怀念、歉意、恐惧、感谢混为一团”。原来杏子一直都知道，她也是那时养成了在日历上打叉的习惯，从那时起，和自己共度的日子就开始倒数了吗？廉太郎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自己以为努力了解了的妻子，真的了解吗？一个可以藏住自己恐惧的女人，可以藏住仇恨吗？杏子没有给他道歉的机会，“你一道歉，妈妈就得原谅”。
杏子和廉太郎正是小林美希所记录的团块世代的典型夫妻，丈夫工作时，有背后的男权社会支撑，只把妻子当作自己的一件所有品，似乎不会想象自己终将老去的那天；一旦退休，他们也变成了弱势群体，被本来的同族驱逐，流放进彼此完全陌生的社会生活里。因长年靠妻子打点生活而缺乏生活经验，很快成了黏在妻子鞋底一张甩不掉的树叶，才不得不正视妻子的蔑视和恨意。假如《妻子的后事》真的是一场成功的报复，也要感谢当妻子击破壁垒时，丈夫也敞开了一部分的自己去接受。他对妻子的感恩越深厚，愧疚越难消除。
上野在和田房的对话中说到，日本有许多籍籍无名却充满力量的女性。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身上，这样的力量不难感受到。事实是，女性的进步和男性的停滞已经导致了巨大的性别认知鸿沟，女人并不是、也不屑于成为男人，女性主义争取的是能与男性既得利益对抗的文化。追求性别平等最好的结果是，女性更早地发挥各自的力量，认知落后的男性被最终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