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12月6日，伊丽莎白一世崩逝前4个月，她进行了长达44年统治期内的最后一次巡游，巡幸首席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位于斯特兰（Strand）的索尔兹伯里宅邸。作为接驾庆典之一，塞西尔精心挑选低地国家新教画家小马库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自两年前开始绘制的一幅“彩虹肖像”（The Rainbow Portrait）敬献给女王。这幅著名的肖像迄今仍保存在塞西尔家族的哈菲尔德宅邸。
伊丽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Hatfield House惠允使用。
在这幅肖像画中，在象征黑夜的深沉暗幕里，伊丽莎白女王从若隐若现的金光中浮现，青春美丽的永恒面具与她当时已届67岁的实际年龄和衰老形成鲜明对比，岁月似乎只眷顾女王，未曾在她的脸庞与躯体上留下痕迹，仅愿为圣洁的童贞女王而停驻。伊丽莎白女王头戴高耸的红宝石珍珠王冠，王冠顶端装饰着新月造型的珠宝，两侧各自向外延伸出箍状的头纱，边缘均以珍珠镶嵌成细致的蕾丝造型，以波涛般的薄纱背景衬托女王青春永驻的脸庞。伊丽莎白女王身穿象征贞洁的白底礼服，上身装饰着春天百花齐放图样。左袖上盘绕着一条蜷曲的蛇，蛇为统治权的标志，它衔着一颗心形红宝石，头上方则悬挂一个球状装饰。百花礼服外披着一件橘红色披风，其鲜亮的颜色与诡异的刺绣图样顿时喧宾夺主，意外（或刻意）地成为这幅肖像画最显著的亮点。披风上满绣眼睛与耳朵，因披挂而产生的整体纵向褶皱上出现许多明显不自然的横向且立体的折痕，隐约浮现嘴巴的轮廓。但是，这幅肖像的主题“彩虹”究竟在何处? 它意外地被淡化在边缘，即伊丽莎白女王右手握住的无色弯曲圆柱体，上方标注着一句拉丁文格言，“NON SINE SOLE IRIS”（没有太阳，就没有彩虹）。
这些源自宫廷颂词、《圣经》及绝对王权崇拜的图像符号，汇集堆砌在这幅彩虹肖像中，仿佛炫耀地颂扬伊丽莎白女王永不衰败的政治形体及其延伸出的神圣王权和辉煌盛世。史家弗朗西丝·耶茨（Frances Yates）和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依据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寓意及宫廷赞颂文学剖析这幅肖像。1593年出版之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的《图像手册》（Iconologia）揭示遍布在披风上的眼睛、耳朵与嘴巴象征女王的盛名远播，“迅速飞越这个世界，为众多嘴巴所谈论称道，被无数眼睛所看到，也被无数耳朵所听闻”。但斯特朗否认披风上有嘴巴的迹象，仅存有眼睛与耳朵，意味着女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警觉与监控，且画中唯有一张嘴，只存在身为一国之头的女王脸部，意指“女王自己[独立]裁决和拣选[官员]”，借此赞颂伊丽莎白女王机警、敏锐和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外，根据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诗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写于1599年的赞美诗《义神颂》（Hymnes to Astraea），女王礼袍上的春天花卉暗喻正义女神和纯洁女神“美丽的女王艾斯特莱雅（Astraea）”的回归。伊丽莎白一世手握彩虹则暗示她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善用智慧和谨慎引导英格兰远离天主教势力的反扑，迈向黄金盛世。
迥异于耶茨和斯特朗从彩虹肖像中提炼出政治的歌功颂德，勒内·格拉齐亚尼（René Graziani）聚焦基督教符号，阐述上帝与世俗君主的委任契约关系。橘红色披风被重新定义为伊丽莎白女王承载着上帝的独特祝福，跃居为“[被世间众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位模范基督徒，也是获赐[神]特殊恩宠之人”。她手持彩虹，郑重宣示坚持履行神圣的诺言——上帝拣择身为天性次等女性的她即位统治神选之国英格兰，或许为履行使命，她对内捍卫新教英格兰国家、教会与人民的安全，对外积极武装反抗天主教暴政，维护普世新教福音——同时借彩虹表达对上帝庇佑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让英格兰重返和平的感激之情。格拉齐亚尼主张这幅肖像画“在女王身为伟大的基督教君主与对完全仰赖上帝的承诺之间，维持了完美的平衡”。
丹尼尔·菲施林（Daniel Fischlin）质疑无论斯特朗的古典阐释还是格拉齐亚尼的基督教诠释，皆陷入一种“普遍且陈腔滥调”的象征主义。他转而阐述文艺复兴时期专制世俗王权的宣传体现。无数的眼睛和耳朵象征着君王永无止息、无所不在的警戒与监控，鼓励臣民绝对服从君王与国家。而女王掌握象征男性的弓形彩虹，极其隐晦地宣示她突破历史悠久的女性次等论，凌驾于男性和传统家父长制之上，或者意味着“政治雌雄同体”（political androgyny）。
综上，传统艺术学、宗教学和政治史研究对伊丽莎白一世彩虹肖像画的解读尽管采取古典符号学、基督教神学和近代早期绝对君权等多元视角，但均局限在通过纯粹的图像象征雕塑神圣的至高女主权力，忽略这幅肖像画背后的历史语境，即1602年英格兰权力政治的现实氛围：罗伯特·塞西尔在党争中胜出，权势独大，再加上伊丽莎白一世的年迈，贯穿其统治时期的共治呼声似乎走向实践。斯特朗曾审视这幅肖像背后的恩惠纽带，它联结着罗伯特·塞西尔的门客诗人约翰·戴维斯。后者受罗伯特·塞西尔委托，先在1599年创作《义神颂》，再于1602年创作《妻子、寡妇和少女之间的一场争论》（A Contention betwixt a Wife，a Widdow and a Maide）作为同年的接驾庆典之用。凯文·夏普（Kevin Sharpe）分析这三方的聘雇恩惠关系，揭露罗伯特·塞西尔的政治野心：“想成为女王的耳目……在竞逐首席大臣之位时。”在政治意义上，眼睛和耳朵象征那些从事监视和窃听、向统治者提供情报之人，而这角色在都铎政权内由掌控国务信息和君主书信的国务大臣承担。这个要职先后经威廉·塞西尔和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通过个人才干及君主的宠信关系而大幅强化，至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几乎全权统辖中央政务文书、官方外交与谍报活动。而罗伯特在1596年接替年迈的父亲伯利男爵，执掌俨然已成熟蜕变的掌握制度化权力的国务大臣职位；1601年2月党争对手埃塞克斯伯爵被处决后，他进一步接管埃塞克斯伯爵从继父莱斯特和岳父沃尔辛厄姆手中继承下来的庞大门客群体、情报团队，乃至远达君士坦丁堡的泛欧情报网络。自此之后，罗伯特·塞西尔彻底垄断了伊丽莎白女王披风上的那些眼睛和耳朵，把持国家信息。换言之，彻底屏蔽女王。塞西尔家族在伊丽莎白一世政权党争中取得最终胜利。1570年代中期以降，因受制于干涉外交分歧所引发的政策性党争而陷入长期分裂倾轧的英格兰信息体系开始统合归入罗伯特·塞西尔的麾下。摆脱党争的权力制衡，再加上女性内廷政治的式微，首席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成为英格兰女王与国家唯一的耳目。彩虹肖像披风上的嘴形图像进一步显示，权势滔天的他已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女王的信息搜集者，更希冀成为与女王共治的另一张英格兰嘴巴。因此，这幅肖像画所赞颂的，或许并非具有虚假全能的政治形体的伊丽莎白女王，而是背后赞助者、具有政治权势和野心的罗伯特·塞西尔。这幅肖像塑造了使塞西尔具有如此理念的当时英格兰政权内部氛围，即官僚群体面对先天的鄙视女性论与后天的伊丽莎白女王之统治疲软，酝酿出的神选之臣定位和君主共和制的意识形态。
本书聚焦于都铎晚期的君臣秩序与政权转型，围绕信息控制这一主题逐步铺开，层层剖析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内廷与外朝、女主与官僚、党派倾轧、性别冲突及忠诚切割等多重权力互动。1587年2月苏格兰玛丽的死刑终结了纠缠英格兰新教政权近20年的梦魇，但何其讽刺，玛丽以她的死亡复仇性地暴露了宿敌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危机。枢密院在玛丽死刑执行过程中近乎“谋反”的僭越行事，以对深居内廷的伊丽莎白女王彻底屏蔽信息，边缘化其决策主导与参与权。这次行动尴尬地揭露了都铎晚期王权因性别议题而遭长期宫朝博弈的反噬，女王在政权内部的信息网络中时而被动孤立，男性官僚群体对于牝鸡司晨的真实态度，俨然从执政初期的心理焦虑与谆谆劝诫，不耐烦地转向实际的行动制约，通过信息垄断，直接架空女王的决策权。更致命一击的是，由女王主导，冀以震慑众臣的戴维森审判完全失控，荒腔走板地拉开了隐讳许久的政治论战的序幕：伊丽莎白女主统治下的英格兰政体属性究竟是君主专制，还是君臣共治？
这场行动反映了信息实为权力的载体，掌权者凭借权力与恩惠等资源建构信息网络，包含政务文书、谍报、邮驿等诸多体系，施用于国家治理和中央-地方控制。如诺曼征服者威廉一世借《末日审判书》的普查编修，掌握英格兰境内人口与资产等海量信息，巩固对诺曼权贵与英格兰被征服者的最终分封裁量权。中世纪晚期以降，专制君权的渐兴进一步促成政府部门分工细化、政务文书管理与财政税收等行政改革，再加上外交和贸易竞逐需求，近代早期“文书国家”或“信息国家”产生。另外，信息流转勾勒出权力网络，即各层信息的赞助者、管理者和接收者及他们分别位处的信息流经空间，他们受益于职权属性、私人关系或恩惠分配等因素而得以亲近信息，从而获准进入权力圈。换言之，信息流动构建了潜在的权力运作秩序，掌握信息者主导权力的流向。无疑，都铎晚期中央政务文书的运转流程暴露了近代早期信息国家中君主的信息控制危机，即君王是信息体系最顶端的恩惠支配者，却尴尬地处于信息接收末端。主因在于随着政务文书数量剧增与专业性需求如解译或加密等的出现，信息处理远非中世纪后期君主直辖的微型家政府所能承担，需要仰仗专业官僚政府。自此，政务中枢的行政群体与空间渐渐脱离中世纪后期王室私属网络的牵制，趋向官僚政府。信息主导权的变动开始牵引权力移转。
近代早期的新君主制王权看似专制集权，实则处在信息孤立和决策受制的权力悬崖边上。敏锐者如路易十四与伊丽莎白一世操控体制内外的冲突，一方面维持公共规则以维持常规政务运转，另一方面以私人关系或恩惠扶持例外权力与之抗衡，勉力维持王权的相对优势。伊丽莎白一世在早期以宫廷宠臣莱斯特制衡外朝权臣伯利，后随着1570年代后期至1580年代关于是否介入欧陆新教战争的政策分歧加剧，淡化男性群臣的宫朝竞争，形成理念型党派同盟。面对主战党垄断信息以实现“荣耀上帝”之国际新教主义，女王转而扶持同样保守反战且坚持统治正当性原则的伯利，最典型的操作莫过于1580年代监控流亡法国之英格兰天主教徒的谍报布局；伯利的斯塔福德使馆系统抗衡沃尔辛厄姆的私人间谍系统，它们互相监控、诋毁，竞逐天主教情报与秘密外交。而女王在党争中坐收渔翁之利，确保多元信息供应无虞。
同时，伊丽莎白一世兼以内廷亲密政治机制牵制党争，做为避免耳目闭塞的第二重保险。近代早期君主通过与内廷近身侍臣的宠信关系监管外朝的信息、政务和官僚体系，辅以恩惠将朝臣私属化，使其被归入家臣圈。这类由宠信而任的宫臣公共化以及因任入宠的朝臣私属化的双重操作，巩固了“人近王者则贵”的政治秩序，更辅以宫朝党争，维持内外均势。然而，这种精妙的政权杠杆意外地被不可控的君主性别因素瓦解。女主统治下的女性内廷因性别所引发的行政职权、专业或社交等诸多限制，无力延续都铎一朝以内辖外的内廷政治传统，迫使伊丽莎白女王转向仰仗外朝官僚理政。虽以党争制衡，但女王本身的信息和决策被动性仍存在。一旦一党独大，或党派间因共同利益或理念——尤其基于鄙视女性的传统而对女性涉政有所警觉——而暂时和解，以男性为主的政府体制极可能阻碍信息流入内廷，集体架空王权，如同伊丽莎白女王在玛丽死刑运作中的权力被边缘化。
玛丽之死暴露了隐藏在所谓伊丽莎白一世黄金盛世下，看似团结尊君的政权之各种权力倾轧，凸显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忠诚位阶、臣属定位与政权形态从个体性、私/家属性的王本位似乎趋向集体性、公共性的国本位。正如同被控泄密渎职与藐视王权两项罪名的副国务大臣戴维森3月28日在星室法庭审讯中的辩白，对女主统治的焦虑感重塑了男性官僚的神选大臣意识与条件式顺从论。一方面，操控信息指导女王决策；另一方面，男性群臣在宫朝之争与党派之争中由抗衡转趋合作，协力使内廷回归家务，更重新审视神选之臣与御封之臣的二重君臣关系，依托神意和公意，臣属定位从封建体制的侍臣/家臣，经由立基于君父伦理与恩惠分配之君主专制的宠信之臣，至女主统治下的朝臣，终蜕变为君主共和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条件式抵抗权的“神选之臣”。由王向国与由宫向朝的忠诚转移重申了君臣共治的传统，将枢密院从臣属地位抬升至几近平行于君主的共主地位，授予其等同君主的机密知情权和独立决策权，以期恢复基督教精神中坚强、正直与正统的男性政治秩序。都铎晚期官僚定位与忠诚位阶从王本位向国本位的方向转移，板块从内廷位移到外朝，缓慢引导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权从私属向国属转变。
需注意的是，历史发展绝非单向线性的。英格兰历经伊丽莎白一世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女主统治洗礼，并非就此摆脱中世纪后期以降以内辖外的宫廷本位之政治运作机制，趋向内轻外重的政府领政模式，直接蜕变成近代模式的公共性与官僚性国家。以信息为载体的权力流动图景，不仅呈现了伊丽莎白时期整体政权秩序的沿革，同时浮现了显性的常规制度与隐性的潜在规则之间的交叉运作。换言之，近代英格兰政权，甚至直至今日，依然游走在制度内外，徘徊于公共制度与私属关系之间。文秘署在中世纪后期从“家”出走入“朝”，看似是建构了政务文书体制，实则是将职权转移给了君主的私属秘书。至16世纪末，该王属秘书自内向外转化成官僚与国家属性的“国务大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务信息就此依循体制运行。基于私人关系的内廷系统与门客服务，仍反复侵入常规政务与信息制度之中，以进行制衡。这两个次级权力群体因随侍当权者的自然身体或经手政务和信息业务，获得隐性的政治影响力，为英国史学的新兴研究对象。尤其是门客文化的盛行说明官僚在压制宫廷本位之政治秩序的同时，正复制私属模式于政治运作中。另外，君主和宫廷并不是自此淡出决策圈，其依旧凭借恩惠笼络与私人宠信关系等诸多筹码干预政府决策、人事任免与议会布局等，直至近现代。因此，在政治形体的制度框架内，在看似根据性别、功能或信仰等诸多因素而划分的公私空间和群体之间，权力依旧隐而不显地通过自然形体的人际关系网络潜伏运行，时而制衡，时而互补，甚至主次易位。在公领域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私领域的人际关系未曾淡出。信息流动交织的多重权力网络呈现了“在任何政治局势中，影响力穿梭于各方向……没有人在真空中独立决策，多边主义在任何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
本书通过信息控制的新视角，诠释都铎晚期政权秩序的重构与近代“国家”概念的重塑过程，有助于剖析近代欧洲在绝对君权、国家民族主义及重商主义衍生的阶级重构等冲击下面临的政治转型及其对近代革命兴起的影响。第一，不同于传统史学将信息狭隘地定义为文本知识或战略情报，本书赋予信息一个新定义：权力货币。政治信息网络的组织运行，投影政权内部各势力团体与行政空间之间的权力流转、君臣位阶与党派关系的调整，乃至政权的质变。借由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国家信息网络的分裂和倾轧，呈现官僚基于信仰理念与家父长制的传统政治秩序，以及筹组私人信息网络、操控政务信息以参与党争、影响女主统治等活动。
第二，迥异于传统史学的恩惠或官职任免等物质诱因视角，本书以性别政治剖析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如何推动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权结构转型。对内，女王统治使内廷被剥夺政务中枢功能，王权丧失制衡外朝的屏障；对外，伊丽莎白一世优柔寡断的决策习性加剧了官僚对女性统治的焦虑，甚至促成派系合作，强化传统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此权力空间与群体的转移，或许象征着君主专制的王权政治正转化成君臣共治的国家政治，宣告弱势君权与宫廷式微的时代来临。或许引发疑问的是，本书似乎忽略议会在伊丽莎白一世晚期权力政治中的角色，这主要牵涉该时期，乃至于都铎时期的议会究竟是否处于所谓的政权之中。议会与君主和权贵之间的地缘或恩惠等依附关系，将得以诠释议会在政权之内或之外的位置。这将成为我未来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这种政权转型进一步显示了在近代欧洲国家民族主义趋势下“国家”概念的重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对女性统治的焦虑，使臣属定位从“御臣”转为“国臣”，忠诚属性亦由个体的“王”转向普世性的上帝与其赐福之地，即共同体的“国家”，君主政治形体与政体/国家之间的“朕即国家”纽带开始分裂。此忠诚转移有助于重新解读17世纪英格兰政治革命，乃至近代欧洲革命，其不再局限于对赋税或宗教等传统议题的探讨，并且呈现了专制王权在面对国家民族主义浪潮下王与国的忠诚界定与渐兴的“国臣”意识之间不可避免的剑拔弩张。
在此，让我们返回伊丽莎白一世的彩虹肖像。对都铎晚期宫朝分野政治氛围的了解，支持我们重新欣赏并诠释这幅诡异的肖像。这幅肖像看似颂扬伊丽莎白女王不朽的政治形体，包含未曾迟暮的容颜与神圣王权，但实际上处处凸显她的女性自然形体，所反映的女性统治的传统次等性与风险。第一，它重新定义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被颠倒的男性（头部）和女性（身体）的传统政治角色。眼睛、耳朵和嘴巴被重新安置在身体上，象征着运行中的男性官僚体系，女王沦为傀儡。第二，伊丽莎白一世的女性象征和天生的性别弱点隐晦地浮现在这幅肖像上。王冠顶端的月亮形珠宝代表了她月亮女神的称号，宣扬她作为童贞女王的贞洁，但相较于象征国王的太阳，代表女性统治者或王后的月亮符号仿佛提醒着人们，头戴王冠始终无法掩盖她作为女性的天性。在缺乏象征男性君主之太阳照映的情况下，伊丽莎白女王的微弱月光只能使和平彩虹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无力与苍白。左袖上的蛇形刺绣更使人们怀疑女王作为君主的资质。罗伊·斯特朗认为蛇暗示女王凭借智慧和谨慎进行统治。讽刺的是，如前文所述，伊丽莎白女王似乎正缺乏这种美德。相较于她在个人时尚方面的虚荣支出，她在国政上的吝啬被批评为缺乏判断力，而她备受抨击的由“基于性别的恐惧”而产生的妇人之仁、迟疑不决和优柔寡断等，更被群臣频繁指责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反复地将英格兰推向危机。因此，合理假设，这幅肖像的预设观众不应该仅有女王，也应包括非常有限且随侍女王巡游的重臣显贵。这一群人接受过文艺复兴图像学教育，再加上他们服侍女王时频发的工作挫折感，足以让他们在欣赏这幅肖像时，心领神会地意识到这种讽刺，露出心照不宣的会心一笑。
更值得思考的是，面对这群精英官僚，这幅肖像或许传达了赞助者罗伯特·塞西尔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共和国。蛇嘴衔的心形红宝石意味着“建言”（counsel），恳请固执的女王倾听男性顾问的建议，因为他们是上帝“从虔诚的人中选出的最聪明的人，从智者中选出的最虔诚的人”。塞西尔希冀成为众臣之首，门客戴维斯在1599年《义神颂》中赞扬他：
那个思绪中的眼睛最迅捷和清澈，
如同上天的眼睛，从他的领域
万物皆有，
万事透彻,
以及他们所有的本性真相。
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受命于天，为上帝任命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以服侍女王来侍奉上帝”，辅助女王共治英格兰。这种自我期许的神圣使命感，伴随先天的鄙视女性传统与后天的对伊丽莎白一世低效统治的现实焦虑，建构了一个以男性和枢密院为主的另类统治群体。这群神选之臣虽依托神意与公意而自我赋予条件性抵抗权和独立决策权，但从未质疑王权的至高性，仍承认女王保有一定的挑选官僚的特权。那件充满眼睛、耳朵和嘴巴的披风由女王穿着，或许正是为了宣传君主和枢密院领导共治的混合政体形态，但依然肯定女王可以依凭私人关系或恩惠资源来拣择官员，如同披风可更换一样。然而，她必须深思熟虑，新更换的披风能否像旧款一样拥有众多眼睛、耳朵和嘴巴，为女王提供情报和咨议，维持政务日常运转。正如同女王在苏格兰玛丽死刑执行后无法撤换伯利和沃尔辛厄姆一样，显然，某些重臣显贵通过自身才能及信息垄断掌控决策主导权，或许享有与君主近乎比肩的地位威望。宫廷和政府之间缓慢的权力分化逐渐引导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权从王朝政治向国家政治转型。
（本文选摘自《女王之死 :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政治（1568~1590）》，杜宣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