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恨”起兵
万历皇帝统治明朝长达四十八年，号称盛世。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说过，“国家休明昌大之运，自世庙以迄神庙，比及百年，可谓极盛矣”。世庙指明世宗嘉靖皇帝，神庙即明神宗万历皇帝，两人在位时间加起来近百年，是明朝的极盛期。但就在盛世之下，辽东边墙（明朝人称长城为边墙）之外，长白山莽莽林海之中，一个小小的渔猎部落正在茁壮成长，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后颠覆了明朝的江山，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桩误杀惨案。
在沈阳与抚顺以东有一座山叫萨尔浒，属长白山山脉，当地居住着女真族。明朝时，女真族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萨尔浒一带居住的是建州女真。明末东北的形势非常复杂，三族混居，辽东边墙东西横亘。边墙以内居住着汉族，有州县与卫所；边墙之外，居住着女真与蒙古诸部，大体上，蒙古族在西边，女真族在东边和北边。大家常说女真族是游牧民族，其实是不对的，女真族是渔猎民族，以捕鱼和狩猎为主，但也有农业。当时的东北原始森林密布，林中有熊、东北虎、野猪等猛兽，也有鹿这类食草动物。女真族的男性是职业猎手，从小就得学会骑马、射箭和打猎。明朝在边墙内外设置了数个马市，起初汉族人用米、绢和布交换女真族的马匹，后来马市演化为综合性贸易市场，汉族人以布匹、日用品等交换女真族的貂皮、人参等物品。女真部落臣服于明朝之后，接受明朝册封，分为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和建州卫。每个卫设都指挥，女真部落的首领被任命为都指挥使，由明朝发给印信；卫下有所等行政机构，管理军政事务。
明朝中前期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是蒙古人，他们分布在从现在的东北到新疆的广大区域，并以蒙古高原为主要聚居地。为防御蒙古诸部，明朝修建了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长城，沿线设置九个总兵，称“九边”或“九镇”，最西为甘肃镇，最东为辽东镇。明朝将主要兵力部署在长城沿线，边防军是明军的主力和精锐。嘉靖、万历年以后，蒙古的势力开始衰落，于是与明朝进行和谈、互市，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小，而女真族逐渐成为明朝的主要边患。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统一建州三卫，引起了明朝的警觉。明朝对女真族一贯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允许霸主出现，因为一旦渔猎部落或游牧部落出现霸主，就会对中原王朝构成极大的威胁。历史上，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灭亡了北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灭亡了南宋。而且，王杲竟然主动进攻辽阳、沈阳这两个辽东重镇，被辽东总兵李成梁击败，后被押送至北京处死，其子阿台逃至古勒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古楼村一带）。九年后，李成梁出兵包围古勒寨，阿台及其部下被明军消灭，王杲一系基本被斩尽杀绝。王杲被消灭后，按理说女真族应该平定下来了，但正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消灭了一个霸主，另一个霸主又冒出来了。
努尔哈赤
在古勒寨之战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当时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因试图劝降阿台而入寨，不料却被明军误杀。塔克世有一子，正是时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虽然祖父、父亲是被误杀的，但这件事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反明复仇的种子。努尔哈赤通晓蒙古语，也懂点儿汉语，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汉族人的文学作品。据说，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收养，成为其麾下侍从，但清朝官方史料对此予以否认，或者根本就不记载（不过当时的私人笔记中有这种说法）。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被误杀一事觉得有些内疚，就授予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并封其为建州都督，以示慰问。努尔哈赤又世袭了祖父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曾从建州到北京朝贡八次，途经抚顺、沈阳、辽阳、广宁、锦州、宁远、山海关等地。往返八次，等于经过上述地方十六次，这就让他对辽西走廊、辽东布防、长城沿线、山海关以及北京都非常熟悉。与此同时，他也对从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中央政府官员的处事风格以及明朝军队的基本情况（战备、盔甲、弓箭、火器等），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努尔哈赤认为，是女真族的另一个首领尼堪外兰挑唆明军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与父亲，一心复仇的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祖、父遗甲十三副，部众数十人起兵，进攻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号称“十三甲起兵”。由此揭开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统一女真诸部的军事行动的序幕。开始时，战斗规模极小，通常为几十人的械斗，围攻对方的城寨，然后逐步扩大升级，参战人数越来越多，达到数百人、上千人，努尔哈赤的势力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辽东由名将李成梁镇守。（李成梁活到九十岁，是一个罕见的高寿之人。）在蓟镇，也就是北京的东边，捍卫整个京畿的是大家熟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他因战功累累被提拔至蓟镇总兵，主要对付蒙古人。当时明朝刚刚经过张居正改革，财政比较雄厚，国力还算强盛，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努尔哈赤实际是比王杲更危险的敌人。因为“后见之明”，我们知道努尔哈赤会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但李成梁、戚继光，包括万历皇帝本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放任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兼并女真诸部。很多人对此非常不解。有一种猜测是，辽东总兵李成梁自以为可以操控局面，有意纵容，养寇自重。但更大的可能是明朝低估了努尔哈赤的潜力，因为毕竟在努尔哈赤之前，已经有多个类似的人物被明朝消灭了，王杲只是最近的一个。在李成梁看来，纵使努尔哈赤造反，无非是王杲第二而已；他之所以不干涉，是想让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成为明朝掌控女真诸部的一个“白手套”。李成梁自以为只要能控制努尔哈赤就控制了女真诸部——明朝不想直接介入女真诸部的管理，事务太复杂，要找一个代理人，但是这样很容易玩火自焚。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诸部。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入侵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想以此为跳板侵略中国。万历皇帝下令调集全国精锐部队两次出兵援朝，伤亡惨重，耗费白银约七百八十万两。当然，因为主导战争的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死后日军撤退，明朝算是获得了朝鲜之役的胜利。与此同时，平定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役耗银约一百八十万两。万历二十四至二十八年（公元1596—1600年）平定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役耗银约二百万两。从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八年的八年间，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导致军费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万两白银。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明朝的财政损耗非常大，人员损失极其惨重，这也是努尔哈赤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壮大的重要因素。作为万历援朝的主力，本来用于威慑女真诸部的辽东明军在朝鲜损失惨重，导致明朝辽东驻军对女真诸部的兼并活动更加“置身事外”，不愿意再投入到一场同女真诸部的战争中去。援朝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努尔哈赤趁机击败海西女真叶赫部为首的九部联军三万人。战争人数从几十人、上百人一下子跃升至数万人，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又过了两年，出使费阿拉城的朝鲜使者报告，努尔哈赤已经自称为“王子”了。面对接踵而来的边疆危机和损失惨重的军力、财力，明朝边将认为，只要努尔哈赤不明确反叛，只要不在自己任内出事就好。很显然，没人愿意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不能说明朝所有将领都对努尔哈赤的情况一无所知。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朝鲜国王和辽东副总兵李如梅（李成梁第五子）之间有过比较明朝所辖女真兵和日本兵战斗力的谈话。和明朝所辖蒙古族、女真族以及日本人都交过手的李如梅说日本兵个子矮小、身体灵活，擅长使用鸟铳，但是一个女真兵可以打三十个日本兵，原话是“倭子三十，不能当鞑子一人”。他又说努尔哈赤有兵七千、带甲者三千，“足当倭奴十万”。或许他的说法有所夸大，但在这位明军一线实战指挥官眼中，日本兵远远不及女真兵勇猛，而明军在朝鲜和日军作战都死伤惨重。如此重要的情况，却没有引起明朝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依旧采取拖延政策，但总有拖不下去的时候。果不其然，李如梅这次谈话二十年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努尔哈赤建赫图阿拉城（遗址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作为自己的政权中心。他在此前两年已经创建了牛录制，即每三百人为一牛录，作为女真兵的基层军事单位，并且把这些牛录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以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个固山就是一旗。如果按照正常编制的话，大约七千五百人为一旗。随着部众人数越来越多，他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与原来的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合称为“八旗”，这就是著名的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们分别担任各旗的旗主贝勒。按照八旗的编制推算，努尔哈赤已经拥有六万左右的壮丁，这是非常可观的兵力了。
起兵三十余年且已经统一女真大部分部落的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即上天的意志令其成为大汗。完颜阿骨打建立的政权叫“大金”，努尔哈赤认为自己是金人的后代，所以也定国号为“大金”。历史上为了区别二者，通常把努尔哈赤政权叫作“后金”。而就在努尔哈赤称汗的前一年，明朝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努尔哈赤忠于明朝、唯命是从。更荒唐的是，努尔哈赤称汗两年以后，明朝皇帝竟然还不知道努尔哈赤已经称汗建国了。
努尔哈赤称汗后的第三年，即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发生大水灾，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为了解决危机，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问罪，发布“七大恨”，诉说明朝历史上对建州女真的欺压，主要是诱杀了他的祖父与父亲。随即努尔哈赤向明朝的边防重镇抚顺进攻，守将李永芳投降，又在班师的时候消灭了明朝援军一万人，缴获了九千匹马、七千副甲胄，可见明朝的援军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李永芳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将领，努尔哈赤竟然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封其为额驸。此战后金的另一收获是俘虏了沈阳生员范文程，此人归顺后成为著名的谋士。后金军随后攻克了清河，全歼明朝一万守军。两战惨败后，明朝廷非常震惊，一向认为自己的首要敌人是蒙古人，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更危险的努尔哈赤，而且居然还消灭了两万明朝边军。此时，辽东明军总数不过六万，机动兵力仅两万，面对拥兵六万的后金军，数量完全不占优势。而且这两场战役表明，明朝单兵战斗力和指挥组织力更是不如后金军，形势已极其危急了。
万历盛世后的明朝已江河日下，而崛起的女真兵却极其强悍，战斗力远超过日本战国后的百战精兵，明朝野上下对此竟然没有任何应对措施。传统的历史叙述往往会比较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种种硬实力，却往往忽略了“信息”这种极为重要的软资源。明朝廷对国内外种种信息茫然无知，而努尔哈赤却对明朝边防的军备、体制以及官僚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可以说，双方所掌握信息的差距，远远大于双方军力的差距。国家统治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低效与相互蒙蔽，这一常常被人忽视的死结，如同癌症一般阴魂不散。
决定明清命运的萨尔浒大战
在后金遭遇严重的水灾、饥荒时，努尔哈赤为了缓解危机，起兵攻略明朝的边镇，旗开得胜。作为堂堂大国，明朝廷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击，想一举荡平努尔哈赤这个曾经臣服的“部落酋长”。当时身处这场战役中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是一场决定明清命运以及未来中国几百年历史走向的战役。
万历皇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经略是明朝最高级别的军事统帅，只能由文臣担任。明朝重文轻武，总的统帅由文臣担任，武将只能担任其下的方面军的指挥。这次，就由杨镐指挥辽东战事，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已经被勒令回乡的旧将杜松以及退休的刘綎等众将官星驰出关，以备调遣。这些人都曾参加过当年的朝鲜战争，经验丰富，战功赫赫。
经过十个月的准备，明朝从全国抽调精锐八万八千人。为什么要准备十个月？因为这批明军都是步行从四川、浙江等地奔赴辽阳的。明朝通过不断地抽调，编制八万八千人的军队，加上海西女真叶赫部的军队一万人，朝鲜出动的一万三千人，合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一下集中了十一万多人在辽东，军饷完全不够，于是朝廷下令全国加派田赋白银五百二十万两，即著名的“辽饷”。此前九边的全部饷银也不过三百万两，可见“辽饷”的规模之大。
明朝集中了十一万多人的军队，想要一举消灭后金。攻打的目标就是位于沈阳以东的赫图阿拉。辽东经略杨镐作为最高统帅，定下了一个四路合击赫图阿拉的计划：西路是主力军，人数三万，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从抚顺出发；南路两万多人，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从清河出发；北路三万多人，原开原总兵马林为主将，从开原出发，外加叶赫部一万人；东路一万多人，辽阳总兵刘綎为主将，从宽甸出发，外加朝鲜军队一万三千人，但这一路比较弱。分进合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多路大军要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但是，古代是没有即时通信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集合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古代军法有“失机”一说——失去了战机，错过了约定时间。这个罪名非常重，常常是死罪，我们熟知的李广就是因为“失机”而自杀。
大军云集，财政压力也特别大。杨镐无奈之下，决定提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出兵。当时恰逢大雪，天寒地冻，行军路线又在深山老林，行进十分困难。这对明军非常不利。因为女真人就生活在长白山密林里，习惯本地的气候，熟悉当地的地形，而明军是从四面八方调集过来的，甚至还有四川、浙江的部队，哪能受得了这种严寒。杜松立功心切，要求部队一日内冒着大雪急行五十多公里，进攻赫图阿拉以西的界凡城。急行军一天五十多公里对体力的消耗是极大的，尤其在下雪的时候。努尔哈赤准确判断了西路军是明军主力，定下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集中主力攻击并消灭杜松部。首先是因为杜松部是主力；其次，西路军的行军速度最快，会最早到达。努尔哈赤为什么这么笃定？因为从外围进入萨尔浒都是山路，而监控有限的山路是非常方便的，只要布置好游哨、侦察兵，明军的一举一动便一清二楚。
三月初一，杜松的军队到达了萨尔浒山。两万人于萨尔浒山麓扎营，杜松亲率一万轻装部队渡过浑河，攻打吉林崖上的女真山寨。此时，努尔哈赤率三万多骑兵从赫图阿拉赶来，全歼萨尔浒明军大营两万人，然后又渡河消灭剩下的一万明军，杜松被射死。就这样，第一路军三万多人的主力，在一天之内被全部消灭。北路的马林很快就在第二天即三月初二得到了杜松兵败的消息，于是他把军队分别驻扎在三处，转攻为守。但被后金军主力三万多骑兵赶来全部歼灭，马林幸而逃脱。海西女真叶赫部根本就没来参战，第二路军也被消灭。三月初三，东路的刘綎还不知道西路、北路已被后金军各个击破，已经攻到距赫图阿拉只有七十里的地方。三月初四，努尔哈赤命令他的三个儿子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四万骑兵阻击刘綎。刘綎脸上中了一刀（一说是中箭），奋战身亡，东路军被全歼。再看一万三千多人的朝鲜军队，虽然配备了很多火枪，也稍做了抵抗，但主帅姜弘立目击了一个骇人的场面：“见浙兵数千屯据山上，盖昨日溃卒也。胡数百骑驰突而上，浙兵崩溃，须臾间厮杀无余，目睹之惨，不可胜言。”军中的李民寏也目睹了类似的场景：披挂精良甲胄的八旗军“以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几千浙江精锐竟然在短时间内被八旗骑兵全歼，主帅姜弘立为之胆寒，下令朝鲜军投降。
杨镐在三月初二已经知道了杜松军队兵败的消息，他急令其他部队赶紧撤军，但是命令只传达到南路，李如柏接到命令后立即撤军（南路军因为走得慢，所以才有机会撤军）。因为害怕被皇帝追究“失机”，李如柏在战后自杀，下场也很悲惨。明朝四路大军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配合，也没在同一个时间赶到指定的地点，就这样被后金军利用高度机动的策略各个击破。萨尔浒一战，明军损失惨重，阵亡的军官高达三百一十多人，士兵则达四万五千八百多人，死亡的马和骡有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损失战车一千余辆、火器一万三千一百多具。由于战后后金军控制了整个战场，明军自然无法统计后金军的损失，清朝的官方史料也没有记录。但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还进攻了叶赫部等女真诸部，由此证明经历了萨尔浒之战的后金军没有伤到筋骨，损失很小。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军的空前胜利和明军的空前惨败。此后战略态势逆转，后金军不断主动进攻，明军则被动防御挨打，明朝军队再也没有发动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主动进攻，也不再有进攻后金腹地的想法。
萨尔浒之战
后金军取得萨尔浒之战胜利的关键是高度机动。他们的骑兵部队在四天的时间里打了三个战役，先消灭西路的杜松，再消灭北路的马林，然后掉头向东消灭刘綎。他们在战役中的机动距离超过两百公里，并且还是人和马披着盔甲，士兵带着武器的重装部队，可见后金军的机动性非常强，耐力、体力和战斗力十分惊人，而四路明军之间没有任何战术配合、呼应，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被后金军队以多打少。
明军虽然有十一万人之多，但是在各路战场上都是后金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再加上单兵作战能力、指挥能力和武器配备上的差距，萨尔浒战役完全是一边倒的歼灭战。明军不仅没有达成分进合击的目标，反而被各个击破。分进是为了合击，而如果没有合击，分进只会被各个击破。杜松抢功心切，单兵冒进，马林、李如柏畏战缓行，导致了各路军队到达集结地点的时间差。刘綎虽然进攻积极，但是道路行进得特别艰难，导致东路军也没能在指定时间到达战场，这些都是明朝军队在萨尔浒战役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要问，为何十一万大军不能集结一处共同行进呢？如果十一万明军抱团，只有六万人的后金军不就没有绝对优势了吗？原因很简单：山路狭窄崎岖，有些地段只能单人骑行，如果十数万的部队集合在一起，行军纵队将长达几十公里，前面的部队已经到达赫图阿拉了，后面的部队还在旅顺城里等待出发。这仗该怎么打？几十公里长的战线，没有即时通信，同样也会被各个击破。尤其是单列纵队，如果后金军埋伏一下，切断前军，后军根本不知道前军发生什么事，还在傻乎乎地行军，如此一段一段被切断，会死得更惨。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如果编成一个纵队，也就是说沿着一条道路不间断地行军，纵队的首尾绝对不可能在同一天到达目的地。此处指的是平原地区，有比较宽阔的大路，如果是走山路，情况会更糟。
我们不能指责杨镐缺乏基本的作战常识，分进合击被各个击破的前提是后金军能精准地掌握明军动向。然而此战双方在信息获取上极不对称，后金军完全掌握了明军的行军路线、行动节奏；反观明军，连对手的主力在哪儿都不知道。
三月初一，西路的杜松到达萨尔浒攻击界凡城，觉得后金军也就几百人，最多一两千人，至于努尔哈赤率领的几万骑兵在哪儿、何时会抵达战场，他完全不知道。实际上，当天下午努尔哈赤便率军到达战场，杜松全军覆没。该战役的胜败与地形也是密切相关的，后金军主场作战，对地形极为熟悉，几条有限的山路尽在他们掌握之中，只要部署前哨，对明军的行动便了如指掌。参战的明军是全国的精锐，主将杜松、刘綎都参加过援朝战争，和日军交过手，但面对后金军队竟然输得如此之惨，完全出乎明朝廷的预料，也由此证明后金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敌人，危险程度远远超过明朝过去的主要对手蒙古。
杜松非常轻敌，他觉得三万人就能荡平萨尔浒。明朝在嘉靖、万历时期和蒙古的那些部落交战经常占上风，杜松和蒙古打过大小仗一百多场，每战必胜，他还消灭过配备了西洋火枪的日本军队。明军过去经常干涉女真族内部事务，出兵消灭王杲等部都很轻松。所以杜松认为努尔哈赤不过是王杲第二，却没有料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拥有六万大军的劲敌。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势如破竹，开展了连续性的进攻，向西占领了开原、铁岭（铁岭是李成梁的老家），然后直攻沈阳以及明朝辽东首府辽阳。辽阳一战后，整个辽东全部失陷，明朝军队越过辽河，向辽西溃逃，从此辽东再也没有回到明朝的手中。到辽阳被攻陷为止，明朝阵亡总兵十四名，还有一名被罢免的总兵进行自杀性冲锋被杀，实际有十五名总兵被杀，非常令人震惊——明朝武将最高的官阶就是总兵，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经略袁应泰在辽阳自杀，另一位经略、萨尔浒之战的统帅杨镐被下狱关了十年，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斩。
明清亡兴的关键就是萨尔浒之战，这是清朝的立国之战。此后，后金军开始积极主动地进攻明朝辽西地区。萨尔浒之战对于明朝来说是彻头彻尾的惨败，四路明军中有三路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完全想不到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只有李如柏一路全身而退。李氏父子镇守辽东几十年，对努尔哈赤的了解非常深，他的弟弟李如梅早在二十年前就认为七千女真军可以击败十万日军。明朝一开始以为努尔哈赤是成化年间被消灭的女真部董山第二、万历年间被消灭的女真部王杲第二，没想到努尔哈赤就是努尔哈赤，不仅没有成为董山、王杲，而且他的子孙后代还消灭了明朝，这是萨尔浒之战前明朝廷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萨尔浒之战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样，明朝兵败如山倒，直到清军打进了北京城。
从总体来看，明朝的体量与实力，尤其是经济与人口都远远超过人口仅有三十多万的后金。战前明朝从朝廷到前方将领也大都认为可以重演以前犁庭扫穴的情景，彻底消灭后金。但从战役本身来看，明军在数量上仅有两倍多的优势，而在三个具体战场上，明军的数量却处于劣势，而且后金军从情报搜集、单兵素质、组织指挥、战略战术，甚至武器装备上都优于明军，因此萨尔浒之战的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本文摘自侯杨方著《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天地出版社，2022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