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介绍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了国际社会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其社会和政府对自己所奉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充满信心，并表示要在世界层面将其实现。这具体表现为一种自由主义霸权政策（Liberal Hegemony）：扩展自由主义国际组织——北约、欧盟和世贸组织——的规模、推广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向他国传播自由主义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这一政策起初取得喜人的成果。前苏联羽翼下的东欧各国纷纷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中、俄这样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也加入了世贸组织；在中东，美国更是用武力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强加于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出现了问题。全球经济危机向世人揭露了自由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缺陷；而欧盟诸国也在英国启动脱欧进程之后离心离德；中东没有得到自由和民主，反而成为了废墟和恐怖主义的温床。
针对上述种种乱象，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于2019年出版并被译介入中国的《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该书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了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政策的来龙去脉。其主要观点是，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政策的目的是以美国社会为蓝本对各国进行社会工程，从而在世界层面实现自由主义。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因为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是与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而真正奠定国际社会及其运行规则的是民族主义对民族自决的需求以及现实主义对地缘政治的考量，而非自由主义对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的空想。《大幻想》一书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作为攻势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的开创者，米尔斯海默在书中以他一贯的清晰文笔、犀利逻辑以及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赢得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和罗伯特·梅瑞（Robert. W. Merry）等保守派评论家的盛赞。即便身处向来推崇自由主义霸权的民主党核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也不得不承认, “当代史更多地站在作者（指米尔斯海默）一边，而不是美国政府一边。” （Jake Sullivan, ‘More, Less, or Different: Where US Foreign Policy Should and Shouldn’t Go From Here’,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9, pp. 169.）
近日如火如荼的俄乌问题也是自由主义霸权政策的一个缩影。早在2008年，不断东扩的欧盟与北约便已表达了将乌克兰纳入其中的意愿。美国更是花费50亿美元向乌克兰传播民主制度。2014的一场政变则推翻了乌克兰当时尚且中立的亚努科维奇政府，亲西方的新政府取而代之。自此，乌克兰先后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乌东内战以及当下的俄乌战争。又一次，这一政策没有为她的目标国带来自由主义所承诺的人权、民主和繁荣，而是战火和苦难。在对乌克兰人民的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生活在和平中的我们不禁追问：为什么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他国采取自由主义霸权政策？这种政策为何在近年频频失败？它在俄乌问题中有着怎样的表现？米尔斯海默是笔者修读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专业期间的老师。他在教学之中对《大幻想》中的观点亦多有阐说。值此风云变幻之际，捧读这部国际政治的著作对我们思考上述变局或许不无益处。
《大幻想》作者米尔斯海默
政治的起点
对于米尔斯海默，政治的起点是对于人性的两点假设。首先，人类的理性批判能力是有限的。（19页）因此，人类不能够就哲学上的第一原则问题（First Principle） ——什么是好的生活——达成共识，所以冲突不可避免。其次，人是社会动物。（20页）我们都生在有着不同的文化以及对于第一原则不同理解的社群当中。基于这两点假设，我们可以推论，围绕于第一原则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同社群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经常是暴力的。如果一个社群想要在这种暴力冲突中生存下来，它需要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以建立内部的等级制度，从而实现其自我决定。同时，像军队这样的政治制度使得社群能够通过扩张来征服和消灭其他社群，从而掠夺资源以增强自身实力、保障自己的生存。（47-48页）因为一个社群保障自己生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变得比其他社群更强大。
然而，自由主义对于人性有着不同的看法。虽然它同意上述假设的第一点——人类有限的理性思维使得我们无法就第一原则达成共识，但它并不同意上述的第二点。 因为自由主义认为人类不是社会动物，而是带着普世且与生俱来的权利出生的许多独立个体。（62-63页）因此，对于自由主义，关乎于第一原则的冲突并不是社群之间的冲突而是个体之间的冲突。个体构建社群也不是出于共有的文化，而是为了保障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对于第一原则的理解生活，并且防止不同个体因对于第一原则的不同理解发生暴力冲突。因此，接受自由主义的社群为达上述目的采取三种策略。第一是明确每个人生来具有不可剥夺的、按照自身意愿生活的权利。第二是在社会上树立宽容的典范。第三是建立一个位于社会之上、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职能有二。首先是作为一个“守夜人”通过制定法律来仲裁关乎第一原则的冲突，从而保护个人的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如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生存权等只要不受到他人侵犯即可保持完整的权利。其次是对于自身加以限制和平衡，由此防止国家侵犯个人的消极权利。（63-65页）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国家叫做自由主义国家。考虑到她们在近现代大多实行民主制，所以书中也称其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义的“幻想”
在工业革命以后，自由主义的一支——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认为自由主义国家的职能不应当只限于上面两点。除了当“守夜人”，国家还需要作为“社会工程师”通过社会工程促进个人的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如公平享有发展机会和社会资源的权利——的实现。（60页）与上述的消极权利不同，这种积极权利即使没有受到他人的侵犯，也必须在政府主动干预之下才能够得到实现。同时，在国际社会上，“进步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国家应该通过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传播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建立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并且开放国际市场——来以自身为榜样干预国际社会，从而在国际层面上实现自由主义。（169页）在他们眼中，通过改变他国政权向海外传播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能够捍卫普世的人权。且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在国与国之间建立宽容的典范，从而让世界更加和平。再者，向海外传播自由主义可以消灭国外的意识形态对手并且保护自由主义在国内的主导地位。（170-171页）
这一战略的背后有着三种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做支撑。一是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266页）其理由是这些国家推崇宽容、尊重个人权利、和平解决争端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等价值观。还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于政府的制衡能够有效防止战争。因为战争多是出于政府领导层的意愿，而选民多不愿有战争。另外，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在危机时刻更擅于公开表达自己的决心，这一点能防止他们因猜疑而开战。二是经济依存理论（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266页）该理论假设国家会认为繁荣比生存更重要。国家间密切的经济往来使得战争的代价极高。畏于此代价，民众和利益集团会推翻发动战争的政府。三是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它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能够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国际法的实施，以国与国之间的法律防止战争的发生。（267页）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重复合作（Iteration）、事件关联（Linkage）、提高信息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和降低交流成本（Transaction Cost）等方式促进国与国的合作。
“幻想”终归是“幻想”
在作者眼中，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有漏洞。首先，普世的、不可分割的个人权利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相较于实际的利益，抽象的权利并不被多数人重视。（112页）还有，既然自由主义认为人们不能够就第一原则达成共识，那么，世人将如何就一套普世性的人权达成共识呢？（113页）
其次，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前者必然落于下风。（113-114页）因为民族主义更符合人性与历史。（139-141页）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是享有共同文化的社群，而人类也的确是因文化而凝聚为民族的社会动物。还有，民族主义重视主权、自我决定和生存，从而促进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并且兼并比他们弱小的民族。（114-115页）这是近现代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Nation State）的基础。而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家也建立于其上。因为一个国家要先成为主权民族国家才能够成为自由主义国家。（126-127页）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相较之下，自由主义将人视为独立的个体并且将国家视为仅仅服务于个体的工具是与人性和历史相违背的。
最后，当自由主义国家试图在海外建立普世的自由主义时，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使得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对现实主义来说，我们的世界是由在历史当中生存下来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她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Anarchy）的状态。（181页）其中每个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并且按照理性行动。（181页）她们也永远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对方的意愿。（182页）在这一世界里，每一个民族国家将生存作为其首要目的并且认为实现生存的最佳方式是变得比他国更强。她们畏惧彼此、通过自助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并且进行着权力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以彼此的生存和权力为代价增强自己的权力（184-185页）。为防止被对方在这种博弈里削弱和消灭，每个国家都采用均势逻辑（Balance of Power Logic）——通过阻止其他国家增强她们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生存，与此同时尽一切手段增强自己的力量——来参与国际关系。在上述前提下，自由主义霸权无法以自身为蓝本重塑世界秩序。因为这个蓝本需要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来扮演政府在自由主义国家内部的角色。但是，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不允许这样一个“政府”存在。所有主权国家为了生存独立行事、相互博弈，没有一个“政府”作为“守夜人”或“社会工程师”来保护或促进它们的权利。
再者，作者认为支撑自由主义霸权的三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理论或实证的层面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民主国家的制度无法支撑民主和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假设——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是错误的。（273页）如果领袖让人民相信战争对他们有利，人民会希望战争发生，也愿意承担战争的代价。另外，关于战争的决策多发生于危机关头，这种时候民主制度里对政府的制衡机制往往会被冻结。（276页）而且，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领袖未必能更好地公开表达自身的决心，因为他们也需要让自己的威胁模糊化，以增大自身的谈判区间。（276页）同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尊重、宽容、信任、和平——也不能支持民主和平理论。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和自由主义国家的多数人民一样奉行这些价值观。（279-280页）另外，在布尔战争和一战当中，实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曾经同彼此交战。第二，经济依存理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战争的经济代价并不总是难以承受。战争中的国家可能快速取得胜利，也可能在战争中获利。（285页）即便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出于生存和自决的考量也一定比出于经济的考量对国家决策更重要。（286页）第三，自由制度主义只适用于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往来。（290页）国际自由主义制度意图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法治与和平。但是，如无共同利益，合作无从谈起。总而言之，这三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两个共同的缺陷。一是它们充其量只适用于一种情况：整个世界由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构成且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二是这些理论认为民主制度、经济依存和自由主义国际制度能够极大地提升和平的可能性，但不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它都不能够消灭战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米尔斯海默认为我们的世界总体上是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产物。（196-202页）人性与政治通过民族主义以主权民族国家的形式结合起来，而这些民族国家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构成了我们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在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永远是失败的一方。
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
实际上，纵观近现代史，米尔斯海默发现自由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霸权政策是个十分少见的现象。因为，当有两个及以上实力相当的大国共存的时候，她们中任何一个的首要目的是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实现某一种意识形态。（213-124页）因此，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只能够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恰好成为世界单极（Unipolarity）的前提下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代，这一少见现象因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且她恰好是自由主义国家而发生。
但是，由于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存在，美国并没有实现她的目的。首先，美国并没有通过在中东进行政权变更成功推广普世的人权。相反，美国在当地的侵略行为导致了当地民族主义对美国价值观的强烈抵触。（226-231页）其次，美国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除了东欧和中东的骚乱，美国还让自己与中俄的关系变得更糟。因为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在全世界推广人权的目标使得美国试图干涉他国内政，这让其他国家出于民族主义感到十分反感。（231-233页）另外，自由主义霸权政策让美国与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举步维艰。因为自由主义使得美国对与之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持有一种敌意和优越感，这令美国在同不接受自由主义的敌人冲突时难以保持克制并基于现实主义考量作出理性决策。（239-242页）例如，美国本可以在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合作的情况下进行反恐战争，但它选择了消灭这两个政权。更何况，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这种敌视本就不符合自由主义所谓“宽容的典范”。自由主义还使美国盲目，以至于它不顾其他国家仍在采用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而忽视这一逻辑。（234页）例如，美国不考虑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支持北约军事力量东扩，打破这一地区的均势，导致克里米亚战争。（235-238页）近日的俄乌战争也是这一政策的后果。最后，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危害了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一政策导致的连年战争，美国国内的安全部门得到极大的加强，同时战争也让美国的领导人回避国内的批评声音。（242-248页）因此，美国在9/11事件后监视自己的公民并且建立了关塔那摩的集中营。这些行为都与其标榜的自由主义人权理念相违背。
鉴于上述，在书的最后，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应该摒弃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并基于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采取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309-310页）美国应该从地缘政治出发，在东亚、中东和欧洲维持各国军事力量的均势，而不为传播某一种意识形态而贸然进行战争。（314-316页）同时，考虑到民族主义对自决的强调，美国应该避免对他国进行社会工程，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317-318页）最后，美国对朋友和敌人的界定也应当基于利益而不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这将使得美国可以与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合作，有效达成自己构建均势的目标。（319页）当然，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已然根深蒂固，美国也难以靠自己作出上述改变。（323页）在他看来，真正能让美国摈弃自由主义霸权的因素其实是中国的崛起。（310页）如果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上的第二个超级大国，那么——自由主义美国是世界单极——这一自由主义霸权政策的根本前提便不复存在。在一个两极（Bipolarity）对峙的新世界，新的国际结构将迫使美国思考新的政策。
回首俄乌局势
读罢《大幻想》一书后回首当下的俄乌战争，我们便对其成因有了一个答案。正如米尔斯海默在书中指出，当美国及其盟友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并且向乌克兰输出民主的时候，美国忽视了俄罗斯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当中所采用的均势逻辑。（235-238页）这正是俄乌战争的导火索。如果随着亚努科维奇2014年的下台，美国在乌克兰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大获全胜，其后果将不是俄罗斯可以基于均势逻辑所能够接受的。在地缘政治层面，乌克兰是前往莫斯科的兵家必争之地。苏联曾经在卫国战争期间于此地熬兵百万、流血漂橹。出于生存考量，俄罗斯不会容忍这一地区落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巩固美国及其盟友在东欧的军事力量。于是俄罗斯在乌克兰2014年政变后立刻攻占克里米亚并支持乌东亲俄武装进行内战。但乌克兰在失去克里米亚和乌东内战的双重压力之下仍然在2019年立宪表示自己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俄罗斯遂在今年对乌克兰采取了军事行动。所以，《大幻想》中认为自由主义在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中无法成功的观点于俄乌战局当中得到了佐证。
然而，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的另一观点，自由主义在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中无法成功，却未能在俄乌战局当中得到印证。其实，两者在乌克兰非但没有互相冲突，反而相得益彰。我们近年可以发现，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如米尔斯海默所说，民族主义重视主权、自我决定和生存。（114-115页）乌克兰人民希望乌克兰可以抵抗俄罗斯的铁蹄，为自己的民族争取到生存与自决。他们强烈地支持亲美的泽连斯基政府，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选出的政府。他们也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报以热情，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潜在的盟友保卫自己的生存、自决和主权。甚至可以说，从2008年开始，美国及其盟友对乌克兰的自由主义输出一直都受到该国人民的欢迎。这种种现象表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非但从一开始就没有与美国输出的自由主义发生冲突，反而在战争阴云下与自由主义越走越近。而当这个民族选择了自由主义的这一自主选择被俄国人粉碎之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终于被激怒，它将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棘手的敌人。
在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经常成为一个民族在对外战争中的“战力倍增器”，并造就拿破仑战争、卫国战争与抗日战争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佳话。这一规律也可见于俄乌战争中的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令许多国际关系专家费解的是，尽管俄乌两国军事实力悬殊，乌克兰仍然让俄罗斯在战争中步步维艰：乌克兰挫败了俄罗斯从北线攻取基辅的计划，在马里乌波尔和哈尔科夫让俄军付出巨大的伤亡，甚至于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奇袭、打击俄军的油料补给。于是，尽管俄乌战争已开始两个月有余，俄罗斯非但没有让乌克兰人在谈判桌前屈服，反而深陷战争泥潭，被西方诸国以各种制裁手段或对乌援助不断放血。在这一切的背后，经自由主义加持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够说俄乌战争对米尔斯海默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反证。因为作者仅仅说自由主义在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注定失败，但并没有否认两者共存的可能性。但是，既然上述事实证明自由主义不但可以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谐共处，甚至能将后者强化为“战力倍增器”，那么俄乌局势便对《大幻想》的结论，美国应当摒弃注定失败的自由主义霸权，（309页）形成了反证。因为这些事实证明，即便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不能够成功地在全世界实现自由主义，它至少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尽管自由主义乌克兰的幻想已经被双方的炮火炸得粉碎，自由主义对于乌克兰人民产生过的吸引曾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门口的一个陷阱：对一个自由主义乌克兰的忌惮让俄罗斯决定先发制人，陷入一场久战不胜的战争。另外，自由主义在乌克兰的破灭激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怒火，而这种怒火又让乌克兰成为了美国在东欧布下的一根尖钉，狠狠地刺伤了俄罗斯。在这种俄乌两国乃至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战争阴霾中、一损俱损的情况下，美国成为了渔翁得利者——不论乌克兰的命运如何，欧洲都会因与俄罗斯的决裂更加依附美国，俄罗斯也很可能因一场消耗战实力大减，不再是和中、美处于一个层次的大国。美国虽然没有在乌克兰实现自由主义，但她稳稳攥住了欧洲的咽喉。她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即使不能够实现自由主义霸权，也还是能够维护美国的霸权。
既然如此，虽然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与其自身所标榜的意识形态目的相违背，它为美国带来的上述地缘政治利益至少说明，出于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美国还不能够摈弃这一政策。在这一点的基础之上，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质疑《大幻想》中的一个根本假设——自由主义霸权的目的是在海外传播并实现自由主义。（169-171页）这一假设的缺陷在于过度理想化。美国的确没能在全世界实现自由主义，但是，她的真实目的会不会本就不是实现自由主义呢？美国将东欧诸国逐步纳入北约和欧盟，她的真实目的恐怕不是带给她们自由主义，而是要制造一个对俄罗斯的包围圈。美国令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满目疮痍，这的确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失败，但她成功防止了中东地区霸主（Regional Hegemon）的出现，且维持了自己在中东的离岸平衡地位（Off-Shore Balance）。米尔斯海默认为对均势逻辑的忽视让美国在乌克兰实现自由主义的企图失败，但是，这一企图本身会不会就是出于均势逻辑和零和博弈——以俄、欧的生存和权力为代价巩固美国在欧洲的霸权，而自由主义只是它的一层华丽外衣呢？自由主义在乌克兰与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的确被粉碎，但这里的现实主义考量只来自于俄罗斯吗？美国的确忽视了俄罗斯的均势逻辑，但这一“忽视”是自由主义狂热下的无心之举，还是现实主义思维下的有意为之呢？所以，我们始终无法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目的并没有米尔斯海默所设想的那般理想化。至少在笔者看来，自由主义霸权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则是：自由为虚，霸权是实。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旨在实现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幻想”，而是一场意图维护美国单极地位的大战略。
可能性与复杂性
当然，笔者在此提出的观点也仅能作为一种可能性。其实，在1990年代，美国政界与学界曾就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最占上风的两派一是首位论（Primacy）, 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在军事上维持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防止其他大国崛起，以维持美国霸权之下的单极世界。另一派是共同安全论（Collective Security）, 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建立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和秩序，从而建立一个拥抱自由主义的和平世界。《大幻想》一书显然假设自由主义霸权政策来自后者——共同安全论。但根据上述分析，自由主义霸权当中也处处可见首位论的影子。既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实质上也是两派妥协的产物。这两派直到今天也仍然相持不下，所以本文和《大幻想》的观点也都有待讨论。
同时，笔者相信，探讨自由主义霸权的根本目的到底是“自由”还是“霸权”对于我国的当代外交和政治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既然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伙伴和对手，理解其外交政策的目的有助于我们处理愈发复杂且关乎人类命运的中美关系。更重要的是，此种讨论还能促使我们去回答一个政治学的终极问题：意识形态在政治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换言之，当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其自身文化传统里对于普世性社会理想的构思到底是主导国家政策的大舵，还是战略与战争的面纱？
笔者按：本文当中出现页码一律来自该书中译本：[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M].李泽译.刘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同时，针对文中部分部分人名和专业术语，笔者都已附上英文原词，以避免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