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蟾之间:从嫦娥变蟾到金蟾登仙

在中国文化史上,蟾蜍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自古以来,外表看似丑陋的它却承载了古人天马行空的绚丽想象:从原始的生殖崇拜到永生信仰,再到与神话结合成为月亮的象征,随后又加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融入了五行和阴阳观念……正因如此,蟾蜍身上汇集了生殖、长生、受水、辟兵、吐金等多项奇幻技能。时至今日,许多有关蟾蜍的典故和风俗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早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中,成为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于是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在先民们的眼中,生育是一种上天赋予的神圣力量,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成为了生殖崇拜的图腾。

图1:查海文化蛇衔蟾蜍陶罐及细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1:查海文化蛇衔蟾蜍陶罐及细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蟾蜍浮雕筒形陶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筒形陶罐上,还有一只蛇吞蟾蜍的浮雕(图1-右),这或许是后来女娲造型的雏形。后来,中原一带进入到仰韶文化时期,在前4800-前4300年的半坡聚落遗址,出土了蟾蜍的陶塑(图2-左上);在前4600-前4400年的姜寨遗址,出土了绘有鱼和蟾蜍纹饰的陶盆(图2-右上)。再后来,随着仰韶文化向西传播发展,在前3000-前2650年的甘肃、青海马家窑聚落遗址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大量蟾蜍和蝌蚪的纹饰(图2-下)。

图2: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和蝌蚪纹饰及陶塑蛙

图2: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和蝌蚪纹饰及陶塑蛙

后来,中原地区进入到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期,在前2400-前1900年的陶寺遗址中,首次出现了铜质蟾蜍(图3-左上);与此同时,龙山文化中的煤山类型向南发展,与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相结合,在前2100-前1700年的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遗址瓮棺墓中,出土了疑似来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蟾蜍佩饰(图3-右上)。然而,蟾蜍陶塑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前1600-前1300年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宫殿遗址中,仍然出土了灰陶蟾蜍(图3-左下)。除此之外,历经一千多年后,曾经的马家窑文化的后代已被中原地区的人视为“西戎”,其中的一支在商周之际朝东北方向长途迁徙,最终来到了燕山脚下,形成了山戎部落。在春秋时期的山戎遗迹中,发现了蛙面蹲坐石人(图3-右下)。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在生产力上的落后,大自然对于部族繁衍仍然构成了挑战,那么蛙面石人就可以被视为上古时代蛙生殖崇拜的延续。

图3:铜石并用时期的蟾蜍形象与游牧文化的蛙面石人

图3:铜石并用时期的蟾蜍形象与游牧文化的蛙面石人

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里的创世女神,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造型上,女娲都与蛙有密切的联系。从名称上而言,当代学者易中天在《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书中提出,“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在造型上,从一开始女娲便与另一位创世神伏羲以交尾的姿态共同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言,其原型或许源于自然界中蛇吞蛙的意象:一方面,蛇与蛙一样,同样有冬眠的习性,在古人看来也拥有永生的力量;另一方面,蛇的繁殖力也十分强悍,于是人们基于蛇吞蛙的场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辽宁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中蛇衔蛙造型的铜饰(图4-左)。到了汉代,按照《帝王世纪》中“疱牺氏(后世音谬为伏牺)……蛇身人首……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女娲氏……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的记载,人们根据这两位创世神在生育、信仰等族群繁衍方面的贡献,在蛇衔蛙造型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伏羲女娲图(图4-中、右)。

图4:蛇衔蛙和伏羲女娲交尾造型

图4:蛇衔蛙和伏羲女娲交尾造型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们的关注点从族群的繁衍逐渐转向了个体的长生不老,蟾蜍冬眠的习性被古人看作是能够“死而复生”,于是在它身上寄托了永生信仰。蟾蜍的“死而复生”与月亮周而复始的盈缺变化带有相近的内涵,当代考古学家严文明在《甘肃彩陶的源流》中甚至推断,新石器时期彩陶纹饰中的蛙母题体现的就是月亮神崇拜。但实际上直至汉代,蟾蜍与月亮之间的关系才通过一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明确建立起来。《古今事文类聚》转引汉代张衡《灵宪》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旦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美丽的嫦娥义无反顾地奔月让这个原本荒芜、冰冷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天中记·卷一》转引汉代《诗推灾度》载,“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宋均注:穴,决也。决鼻,兔也。)始明”,大意是嫦娥奔月三天后便让月有了精魄,八天后月便开始发光成为了“月亮”,嫦娥所变的蟾蜍也显现了出来。从此以后,月亮也被称为蟾宫,东汉郭宪《汉武洞冥记》记载了汉武帝时修建的观赏月影的高台名为“眺蟾台”。

图5:西汉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蟾蜍与月

图5:西汉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蟾蜍与月

嫦娥之所以奔月后变身蟾蜍,恐怕与她服用西王母的灵药有很大关系。在西王母神话中,蟾蜍在捣制灵药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汉乐府《董逃行·欲上谒从高山》揭示了其中的缘由,其诗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原来,灵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树之一的若木末端,而据《淮南子·卷四·坠形训》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若木的末端是十个太阳,而“阳积精为日”(《太平御览·卷四》转引《龙鱼河图》载);与此同时,朱熹在《周易参同契注》中指出“蟾蜍是月精”,这就意味着长生灵药是取自于阳,练成于阴,其中体现了古人阴阳和合万物生的朴素观念。

在众多存世的汉代画像石上,炼制丹药的场景一共有三种:其一是蟾蜍与玉兔一同捣药(图6-上);其二是蟾蜍高抬双臂举起药臼,玉兔捣药(图6-下);其三是玉兔在捣药,蟾蜍用脚将捣好的药在盘中搓成药丸(图7-左)。人们除了服用不死灵药,还可以通过食用头上长角的蟾蜍获得长寿,《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玄中记》载,“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当然,人们对蟾蜍永生的美好愿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现实中的蟾蜍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解热毒的中药材,明代缪希雍撰《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二》载,“(蟾蜍)禀土金之精气,上应月魄,性亦灵异……其主痈肿、阴疮、阴蚀、疽疠、恶疮、猘犬伤疮者,皆热毒气伤肌肉也”。

图6:东汉山东嘉祥宋山祠堂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炼制丹药形象

图6:东汉山东嘉祥宋山祠堂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炼制丹药形象

图7:蟾蜍搓药丸和抱药瓶的形象

图7:蟾蜍搓药丸和抱药瓶的形象

自嫦娥奔月变蟾以后,蟾蜍便成为月亮的象征。中医以蟾蜍指代月亮的盈亏循环,继而根据其所引发的人体气血的盈亏变化,规定了针灸中的时令禁忌,据《太平御览·卷四》转引《抱朴子》载,“《黄帝医经》有虾蟆图,言月生始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灸其处”,此处的“虾蟆图”后来也被称为《黄帝虾蟆经》。唐宋之际,自然界中的灵异蟾蜍带上了月亮的光芒,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天咫》载,“长庆中(821-824年),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光属于林中如疋(pǐ,同‘匹’)布。其人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宋代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卷五》中也记载了伪蜀的一位村夫将捉到的白蟾蜍在市场上售卖,一位王姓医工花了一缗钱买回家后,“所止虑其走匿,因以一大臼合于地,至暝,石臼透明如烛笼”,蟾蜍发出的光居然能把厚厚的石臼照得像灯笼一样,于是“王骇愕,遂斋沐选日,负铛挈蟾,辞家往青城山”,这种异兆之下,王姓医工打包行李,辞别家人,带着蟾蜍前往青城山,也因此躲避了后来北宋伐蜀的战乱。

不仅如此,由于“月为太阴之精,生水在地,故为阴也”(《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五》),因此蟾蜍成为了“受水”的对象。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卷十一》中便记载了“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在农业社会,降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粮食的收成,于是蟾蜍便承载起了祈雨的使命,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大过·升》载,“虾蟆群聚,从天请雨。云雷集聚,应时辄与。得其所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第十六》中记述了祈雨仪式的具体步骤:“凿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后来,这种风俗逐渐消失,甚至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据《万历野获编·卷十九》载,有一年天下大旱,为了祈雨禁止杀生,皇帝身边的给事胡似山“上章请禁捕鼃(注:蛙的异体字),可以感召上苍”,结果却引来了汤显祖的嘲笑,还送给他“蛤蟆给事”的绰号。尽管如此,祭蛙求雨仍在一些偏远地区保留了下来,并融入了当地民族的神话。时至今日,红水河沿岸的壮族村寨每年都要祭祀蚂拐(即蟾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图8:蟾蜍造型的砚滴

图8:蟾蜍造型的砚滴

除此之外,蟾蜍的“受水”技能也使其成为了文房砚滴(图8)和建筑排水构件(图9)的造型。宋代髙似孙所撰《子略·纬略卷八》载,“广川王(即刘去)发晋灵公冢,甚瑰壮,器物皆朽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砚”,刘去盗掘了春秋时期晋灵公的墓,然后便将出土的玉蟾蜍当作了砚滴。唐宋时期,蟾蜍砚滴依然十分流行,唐代刘禹锡有诗云:“玉蜍吐水霞光静,彩翰揺风绛锦鲜”(《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南宋刘克庄也曾写下《蟾蜍砚滴》一诗。另外,蟾蜍的形象还出现在一些古建筑中承接水的部件上: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洧水》载,“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蜍吐水,石隍承溜(即屋檐下承接雨水的槽)”。

图9:唐上阳宫泄水构件石蟾蜍,洛阳博物馆藏

图9:唐上阳宫泄水构件石蟾蜍,洛阳博物馆藏

当蟾蜍带上了月亮的特征,其自古所拥有的“生殖神力”也赋予了月亮,继而演变为“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的大吉之兆:如果诞下男婴,在将来会成为一国之君;如果诞下女婴,亦能成为一代临朝称制的女主。“梦月入怀”最早出自《前汉纪·前汉孝元皇帝纪》中关于汉元帝刘奭皇后王政君的记载,“方妊正君,梦月入怀……年十八,宣帝时入掖庭为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见殿内,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当汉元帝于公元前33年去世后,他与王政君的儿子刘骜即位,但朝政却由王政君与其兄共同执掌。东汉末年,据《搜神记·卷十》载,“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后来孙策与其弟孙权共同开创了吴国的基业。到了宋代,据《宋史·卷二百四十二》载,“章献明肃刘皇后……初,母庞梦月入怀,已而有娠,遂生后”,刘皇后即宋真宗赵恒第三任皇后刘娥,宋真宗去世后,“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 (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到了明代,据《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载,“孝宗孝康皇后张氏……母金氏,梦月入怀而生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是年,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虽然张氏没有能够临朝称制,但她是明孝宗后宫里唯一被正式册封的女人。到了清代,《清实录·雍正朝实录》记载了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尝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已而诞上……诞生之夕,祥光煜爚(注:yù yuè,光灿闪耀),经久弗散,阖宫称异”,雍正帝出生当晚祥光普照紫禁城,这或许是梦月入怀后月亮带来的光芒,虽然未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梦月入怀的吉兆是一如既往的。

历史上,由于古人并不知晓月食的原理,于是清代以前(注:天狗蚀月观念在清代首次出现)的一千多年都认为月食是蟾蜍所为。《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载,“月照天下,食于詹诸(即蟾蜍的谐音)”。在古人看来,蟾蜍食月是天下灾荒和战乱的凶兆,据瞿昙悉达所撰《大唐开元占经》转引《河图》载,“蟾蜍去月,天下大乱”;《黄帝占》载:“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见者,月所宿之国,山崩、大水、城陷、民流亡,亦为失主,宫中必不安”。《易纬》载,“月中蟾蜍去月,经三辰,天下道俱有逆事,臣勉君战,不出三年”。《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春秋运斗枢》载,“政纪乖,则蟾蜍月精,四头感翔(注:感翔即为妖)”。

除此之外,古人也将蟾蜍的灵异视为上天的启示:蟾蜍现世是世间的吉兆,据《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八》转引《道书》载,“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祥瑞”;但如果只是闻其声而不见蟾蜍,或是蟾蜍出现后不久便消失却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厄运。《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东观汉记》中记载了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建忠侯彭宠的一则故事,“彭宠堂上闻虾蟆声,在火炉下,凿地求之,无所得。宠为奴所杀”,彭宠因未被分封而发动叛乱,在寓所的火炉下听到了蟾蜍鸣叫,挖开地面也没能找到,不久后便被奴仆所杀。《北史·卷八十九》也记载了隋代太子杨勇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杨勇入主东宫后经常遇见鬼魅,于是隋文帝让当时著名的阴阳家萧吉前去祷告神明,平息灾异,然而就在萧吉祭祀土地神的时候,却出现了蟾蜍入人门,跳上赤帝的灵位,然后又出人门后消失不见的异象,这或许预示了杨勇最终无缘帝位,身败而亡的命运。

到了唐代,史料中有关蟾蜍异象的记载屡见不鲜。唐高宗在位时,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九》转引《潇湘录》载,“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唐高宗为了医治头痛,在宫中挖药炉时蹦出了一只背上写有朱字“武”的金色蟾蜍,放归后在别的地方挖药炉时又蹦了出来,虽然后来这只蟾蜍被除掉,但天命难违,杀蟾蜍的宫人暴病而亡,武后也成功完成了“武周革命”。后来武则天即位后,据《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所载,“神龙中,渭河有蛤蟆,大如一石鼎,里人聚观,数日而失。是岁,大水漂溺京城数百家,商州水入城门,襄阳水至树杪”,巨型蟾蜍的离去也宣告了武周政权的灭亡。后来李隆基刚即位不久,据《新唐书·志第二十六·五行三》载,“先天二年(713年)六月,京师朝堂砖下有大蛇出,长丈余,有大虾蟆如盘,而目赤如火,相与斗,俄而蛇入于大树,虾蟆入于草。蛇、虾蟆,皆阴类;朝堂出,非其所也”,这种蛇与蟾蜍在朝堂上打斗的异象或许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先天政变”。

蟾蜍的天启对于帝王之家如此,对于普通官员的命运亦然。《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记载了乾元年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揆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李揆作相前一月,有大蛤蟆如床,见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为蟆天使也,有福庆之事”,李揆在床上见到了蟾蜍,算命先生认为这是福报,但他却没有留意到蟾蜍“俄失所在”,也就是出现后不久便消失了,这也预示了李揆虽不久后升任了宰相,但并没有在宰相之位上坐得长久,后来甚至经历了“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流落凡十六年”(《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七十五》)的凄惨命运。另据《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一》转引《北梦琐言》载,“新繁县有东湖,徳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一蟇(同‘蟆’,即蟾蜍),径数尺,投之水中,而徳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之防”,晚唐名相李德裕的荣华富贵都有赖于一只蟾蜍的庇佑,而当蟾蜍现身后被人丢入水中时,也就宣告了李德裕的死期。正因蟾蜍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民间的蛙神祭拜从未断绝,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十二·青蛙神》中记载了“江汉之间,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几百千万,有大如笼者。或犯神怒,家中辄有异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缘滑壁,其状不一,此家当凶。人则大恐,斩牲禳祷之,神喜则已”。

图10:东汉壁画和画像石中的蟾蜍舞蹈形象(左:陜西定边郝滩乡墓;右:四川博物馆藏)

图10:东汉壁画和画像石中的蟾蜍舞蹈形象(左:陜西定边郝滩乡墓;右:四川博物馆藏)

在道教神话中,蟾蜍身为西王母的侍从,除了捣药的本职工作以外,还以舞者(图10)和卫士(图11)的形象出现。魏晋时期,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神仙传》载,“葛玄指虾蟆使舞,皆应弦节,使止乃止”,蟾蜍在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的指挥下伴随节奏,翩翩起舞。与此同时,蟾蜍的不死之身和卫士的身份,体现了蟾蜍自古以来的“辟兵”(即躲避兵器伤害)技能。春秋时期的《文子·上德》载,“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如果根据陕西洋县下范坝出土的商代蛙纹钺来推测,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图12-左)。到了汉代,《抱朴子·内篇·仙药卷十一》中对如何利用蟾蜍来“辟兵”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肉芝者,谓万岁蟾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在唐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上,守护天神的武将的盾牌上也绘有蟾蜍的形象(图12-右)。

图11:山东嘉祥洪山村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形象

图11:山东嘉祥洪山村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形象


图12:中国古代兵器上的蟾蜍形象

图12:中国古代兵器上的蟾蜍形象

到了唐代,道教中的蟾蜍成为凡人修道成仙的点化神兽。唐代杜光庭《题北平沼》有云,“宝芝(即灵芝)常在知谁得,好驾金蟾入太虚”,“入太虚”即得道成仙。五代时,据《神仙济世良方·下卷》载,全真教北五祖之一的刘海蟾,“仕辽为相,遇吕大仙(即吕洞宾)即解印佯狂,避于秦川……吕大仙授以丹道……道成,遁迹终南太华山,生(即升)于到(即道)坛”,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亦是“偶戏金蟾成正果”。宋元时期,金蟾舞和琼花开成为了升仙的吉兆,南宋曾慥在《编列仙传》中记载了蒲江主簿王兴辞官后在秋长山修炼,“山下洞穴有千岁金蟾,见者当得道;山顶琼花叶若白檀,花开即有人升天。兴于此山九载修炼,忽见琼花吐艳,金蟾跳跃,云车来迎,白日升天”;《全金元词》收录的《挂金索·二更里》写道,“二更里,人静万事都无染。一对金蟾,上下来盘旋。吓退三尸(注:北宋张伯端《悟真篇》载,“杀尽三尸道可期”),奔走如雷电。白雪漫漫,降下琼花片”,词中所描述的也是修道成仙的场景;元代画家颜辉《蛤蟆仙人像》中的仙人也是左手拈琼花枝,右手将一只金蟾托在肩上(图13)。

图13:元代颜辉绘《蛤蟆仙人像》,绢本设色,日本京都知恩寺藏

图13:元代颜辉绘《蛤蟆仙人像》,绢本设色,日本京都知恩寺藏

明清之际,蟾蜍修道升仙的吉兆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受众人青睐的招财绝技。这一时期,民间根据刘海蟾戏金蟾的故事,构想出了“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刘海蟾收了一只金蟾的仙丹,刘海蟾让它吐出金钱接济四方百姓,于是家家户户便将这只生财的金蟾供奉起来。明代《金瓶梅词话万历本·第十五回》记载了上元灯会,有“刘海灯,倒背金蟾,戏吞至宝”;清代《霓裳续谱》收录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备万寿庆典“花鼓献瑞”的戏曲中,也有“好个刘海仙,行行步步撒金钱,脚踹着金蟾子,又把那丹来献”的唱辞。实际上,金蟾吐金并不是完全凭空杜撰,而是蕴涵了五行八卦的原理,据《道书十二种》收录的清代道士刘一明《西游记百回详注·第九十五回》载,“蟾者,金蟾……土能生金……广寒为纯阴之地,即‘坤’之象,土在‘坤’宫则为真,而能生物”,也就是从五行上来讲,土在坤卦中才能生金,而蟾蜍所代表的月亮是纯阴之地,在八卦中正属坤卦之象,于是金蟾才能吐出金子来。

图14:明清时期刘海戏金蟾的形象

图14:明清时期刘海戏金蟾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在蟾蜍吐金生财的形象深入人心的同时,关于蟾蜍的另一种并不光彩的形象自小说家的笔下流传开来,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比喻没有自知之明,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一用法最早出自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开封府的排军王庆看上了童贯许配给蔡京当孙媳妇的女子,结果被童府中的董虞候察觉,怒声喝止后,吐了口唾沫骂道:“啐!我直恁这般呆!癞虾蟆怎想吃天鹅肉!”后来,王镀在戏曲《春芜记》中描写了丫鬟对书生宋玉求娶小姐颇为不屑的唱词道:“看你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要想我家小姐,正是那癞虾蟆思量天鹅肉吃。”到了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中,平儿在听凤姐说贾瑞调戏她的事情后,嘲讽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直到今天,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俗语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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