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柳诒徵学堂强基计划“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线上系列讲座迎来了第六场，由“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孔令伟进行了“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域地图看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识与地景建设”专题演讲。孔令伟先后获得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历史学系双联博士学位，曾担任京都大学外国人研究员，并且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访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原和中亚、欧洲的交流史，满蒙藏诸语文献学，研究成果斐然。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箫白主持，500余位师生线上参与。
前言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孔令伟首先阐明了他对古地图与历史地图的区别的认识：古地图属于史料，而历史地图是历史学家根据自身的理解与阐释所绘制的地图。他特别强调，本场讲座所讨论的主题，是经由GIS等数位人文科技研究作为史料的清代古地图，其中并不涉及学者个人对清代历史疆界等方面的诠释。
学术研究由问题意识引导，孔令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则是“何为西域”。现代认识中西域的范围，大致为天山南北麓或者是清代以后的新疆。但实际上，“西域”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浮动的概念。汉代的西域、唐代的西域、清代的西域，其具体所指的地理范畴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既有研究显示，清代前期语境中的“西域”主要指西藏。而康熙开始，尤其是乾隆以后，随着清政府对新疆的经略，“西域”概念指涉的范围逐渐向北扩展，渐渐成为包括了西藏和新疆两地区的广大地域的指称。
孔博士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清朝的西域知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他先前对清朝资讯网络与地理认识和清朝测绘西藏地图原委的研究。在前人和自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孔博士试图通过引入语言学、GIS、写本地图等新工具、新材料，进一步探讨清朝的西域知识建构历程。
孔令伟自陈，他的研究工作一直以来都依循着傅斯年先生留下的教诲，即“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以此，他将自己的工作旨趣总结为四点。第一点是直接研究材料。就本次讲座的主题而言，研究材料为《万里回疆图》这份清代新疆地图写本。这份史料系史语所旧藏，然在中文乃至于国际学界尚未正式公开，姑且可以称为新史料。第二点是扩张研究材料。除了《万里回疆图》以外，内阁大库档、傅图藏新疆方志抄本、满文军机处录副、清代诗文集等史料也被纳入研究范围。第三点是扩充研究工具，即比较语文学方法和GIS。第四点则是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即清代新疆的地理知识与基础建设是如何体现在清代古地图当中。
文献回顾
孔令伟认为，日本学者较早着手研究清代新疆古地图的绘制，现已取得较为系统的成果，其中榎一雄先生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但过去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史料大多为官方主导编纂之古地图。中文学界近年来在该课题上取得较大成果的是陈维新和王耀等学者。这些学人关注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疆古地图写本，但受保管条件和档案开放程度等种种限制，这类研究所关注的历史时段主要集中在道光、咸丰以后。相较而言，孔令伟的研究重点在嘉庆以前，与前贤的研究时段有所区隔。此外，乌云毕力格和那顺达来教授整理的《蒙古游牧图》以及柯志明先生运用GIS对台湾古地图的考证都对孔博士的研究都有很大启发。
孔博士在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三点看法。第一，清代西域地图研究最大的难点是写本地图鲜少公布。与此同时，传世的刻本史料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刻本史料往往由中央编纂，经过文人史家较为独断的删减。另一方面，刻本史料往往缺乏图像，即使有图像史料，也由于刊刻的限制，忽略了许多细节，并且常常是黑白图像。第二，《万里回疆图》作为一手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首先，《万里回疆图》作为写本地图，可以弥补先行研究中史料种类的不足。其次，这幅地图覆盖范围较广，信息非常丰富，包含了大量细节，而且是彩色图像。此外，此图是由边疆基层官员经过自身的实地考察和资讯的搜集总结绘制而成，而非中原文人的纸上考证。第三，这一课题具有学科突破意义，它将古地图学、历史地理学、GIS与数位人文学综合到一起，不仅是历史学方法的突破，更是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清代西域研究新史料：《万里回疆图》
清代写本地图往往面临着作者身份不详的问题，但《万里回疆图》不仅有序跋文，而且还有作者苏宁阿的私人印章和大量相关档案。《万里回疆图》的序跋文交代了绘图经过：乾隆二十九年，时任清廷侍卫的苏宁阿被派往新疆喀什噶尔。苏宁阿去时从嘉峪关八道沟一路西行，经过沙洲，到达哈密。回程时则由安西经八道沟至嘉峪关。路途中每日画一幅图，记录山川河流以及驻屯防守。数年之后苏宁阿聘请汉人画师摹图。此后，《万里回疆图》被苏宁阿传给自己的子孙，现收藏于“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这样的文本表述凸显出私绘地图与官修地图的一大区别，即官修地图由于体例的限制，不会详细记载个人的经历，而私绘地图则没有这一限制。
根据清代档案记载，苏宁阿出身蒙古正白旗，后任清廷侍卫。这一记载与序跋文中的内容相合。据清代诗文集可知，苏宁阿深受中国堪舆学传统和道教思想的影响，试图以干龙说解释西域乃至于新兴的欧亚地理知识。苏宁阿曾出喀什噶尔边境以西四百余里，通过访谈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等地的阿訇和来往商旅，获得了广泛的、包括麦加、印度、阿富汗、乌兹别克、伊朗，乃至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欧亚地理知识。苏宁阿结合了中国的舆地学和中亚的地理知识，形成了独特的西域地理认知，而这一认知已不能完全囊括于宋明的堪舆龙脉论之中。以此，苏宁阿便使用他新获得的地理认知去丰富、扩张传统的天方知识。在介绍南亚、西亚、北亚的地理知识之余，苏宁阿还根据自身的文化语境，对所获得的地理认知进行解释。比如他试图调和穆斯林文化中的圣城麦加，佛教文化中的圣山须弥山和儒家文化中的圣山昆仑山等不同地理学知识传统中的山脉代表。
除了苏宁阿之外，和他同时期的地方官员所编纂的地方志中也出现了大量与天方知识有关的内容，相关的知识随后甚至出现在当时的满汉文考试当中。例如十八世纪后期的各种清代新疆方志写本，乃至十九世纪满汉翻译科考的教科书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天方知识。这些地理知识的流传直接影响到乾隆皇帝对西亚世界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跨越边境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管控，而苏宁阿何以能出边四百余里？据孔令伟考证，此事的历史背景，实是乾隆皇帝怀疑乌什回变的首领与浩罕勾结，于是派官员秘密调查，而苏宁阿的父亲四七则被选中担任这一任务。根据《万里回疆图》的序跋文记载，苏宁阿的中亚知识，与其父出使浩罕密切相关。以此，苏宁阿绘制的《万里回疆图》，应该被放在清朝对外政策的宏观语境下进行考察。
地理知识与古地图中的新疆地景建设
苏宁阿关于龙脉的理论，有三个知识来源。其一为经清朝皇帝重新诠释的满洲龙脉论。在宋明流行的三大干龙说中，女真并不处于核心地位。然而明清鼎革后，清廷试图将长白山重塑为天下干龙的核心，从而形成了满洲龙脉论，苏宁阿亦继承此一清朝官方的观点。其二，苏宁阿在西域时接触了西域的地理学知识，认为麦加是西方山脉的来源。其三，苏宁阿在新疆接触了来自俄语的地名知识，进而将阿尔泰山视作北方干龙的重要来源。孔老师认为，这反映出在十八世纪后期，俄语已经影响到阿尔泰山区的区域文化。由此可见，《万里回疆图》的知识来源相当复杂，它展现了一个多元的知识体系，中原传统、新疆地方知识与清廷所要建构的西域地理学在这份写本地图中碰撞、交融。
在本次讲座中，孔令伟将公共工程视作地景（landscape）形塑的关键。关于中国古代公共工程的研究，往往从制度、社会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切入。孔博士则尝试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考察公共基础工程建设的不断演进。他以乾隆年间的《万里回疆图》和嘉庆年间的《西域舆图》为例，分析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征服准噶尔后新疆地景建设的动态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政区地名。《万里回疆图》中主要城市地名被清廷中央规范化，但村镇等基层地名仍不规范，在音译过程中出现诸多错误。而在《西域舆图》中，政区地名逐步统一，村镇的名字被规范化，有些甚至沿用至今。从政区地名的规范化可以窥见清政府对边疆的掌控从大城市逐渐渗入村镇一级。
在清廷对新疆的经略中，军事岗哨的设置是重要的地景改造手段。如《万里回疆图》中在新疆边地所设置的某些小卡伦，在《西域舆图》中被升级为卡伦，重要性提高，功能也有所改变，这反映出清朝边疆政策的发展。军事岗哨的建立、废除和级别改换无不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结果。除了军事岗哨，古地图还反映了清朝对新疆废弃城址的调查活动。此类调查的初始动机，是清剿藏匿于废弃城址中的盗贼。然而，《万里回疆图》显示这类军事活动，无意中推动了清军对废弃城址的考察。这类对废弃城址的调查，甚至后来影响乾隆皇帝的古史建构和对清朝正统的论述。
此外，古地图还反映出清廷对新疆的经略在生态、文化层面的影响。根据苏宁阿的记载，当时博斯腾湖的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清军在此屯田，并时常遭到野猪侵袭。由此可见，清朝的屯田制度在当地引发了人地关系的重整，甚至冲突。此外，清军进疆的沿途设置了诸多公馆，馆中有黄酒、白菜等从中原引进的物资。及至十八世纪后期，中原的娱乐文化和宗教信仰都传播到了新疆，《万里回疆图》中关于旅店和坛庙的记载即为明证。
结语
讲座的总结阶段，孔令伟提出了一些个人想法和学术期待。首先，《万里回疆图》体现了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后，新疆基层官员的见闻和当地基建的演进，对此图开展研究，是动态呈现清代新疆建设的有效途径。因此孔老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海峡两岸与国际学界能够开展合作，以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为楷模，进行新疆交通图考的研究。其次，孔博士认为从学科建制的角度出发，对十八世纪欧亚知识交流的考察，是将清代古地图学、历史地理学、科技史融会贯通的关键所在。再次，考虑到《万里回疆图》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西亚地理知识的传播，新疆基层官员的实地经验可能对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者产生影响。由此，孔老师认为，基层官员的思想和经验应该被纳入广义的思想史的范畴。最后，孔博士再次强调了GIS作为史学新工具的应用。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借助GIS，可以将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结合，综合建成一个地理咨询系统，让史学在新时代借助技术焕发出新的生机。讲座结束后，孔博士与主持人与线上听众进行了热切的交流，整场讲座在激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