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李文糺在《读越缦叔<杏花香雪斋诗稿>感赋》中云：“天未丧斯文，或不成秘箓。”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2期，即围绕越缦堂主——李慈铭展开。
4月8日19点，读书班通过线上方式正式举行，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桂丽研究员受邀主讲，题目为《“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评议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研究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谢冬荣副馆长，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潘静如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主讲人发言整理稿，末附评议人发言稿。
张桂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出身，在辑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的过程中，略有一些感悟。今天就围绕着他的日记、交游、读书活动，与大家分享他作为学者的日常。
李慈铭著，张桂丽辑校：《越缦堂读书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一、李慈铭日记的传播与影响
今天讲座的题目“日记百年万口传”，出自曾朴《孽海花》。这部历史小说以实际人物为原型，塑造了一批晚清人物群像，前六回由金松岑撰写，对李治民的描述为：“赋诗填词，文章尔雅，会稽李治民纯客是一时之杰。”第七回后，均由曾朴撰写。曾氏在最终回写道：“现代的诗，除了李纯老的《白华绛趺阁》，由温、李而上溯杜陵，不愧为一代词宗。”首尾呼应，完满支撑了金松岑对李治民的人物形象设计。
曾朴因父亲、自己与李慈铭的交谊，写李氏有深刻的生活基础，也异常出彩。小说第二十回通过大笔墨描写李治民的生日宴会，地点在满族官员盛昱的“云卧园”。当时盛昱遍请京师名流，讨论学问，抽签联句：
云卧园中开琼筵（薆云），群仙来寿声极仙（素云）。华山碑石垂千年（李文田），《周官》精椠北宋镌（汪鸣銮）。经幢千亿求之虔（叶昌炽），耕烟百幅飞云烟（张垲征）。《然脂》残稿留金荃（王懿荣），马湘画兰风骨妍（江标）。汉碑秦石罗我前（端方），绿毛龟伏玛瑙泉（缪荃孙）。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续南北史艺文篇（文廷式）。陈茂古碑我宝旃（沈曾植），影梅庵主来翩翩（盛昱）。黑头宰相命宫填（林旭），长图万里鸥脱坚（洪钧）。兵祝我公寿乔佺（怡云）。
这首即兴之作，即是要求诸人“炫宝”。琳琅满目，任何一件都价值不菲。李治民因贫病交加，只好吟一句写实的“日记百年万口传”，却也赢得了满堂喝彩。我想，这句话当源于曾朴对李慈铭及日记流传情况的一种理解。
《越缦堂日记》位列“晚清四大日记”之首，积四十年之力而成。李慈铭在二十四岁写作时就规定了日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国之大事、读书笔记、友朋交往、个人诗文作品等。民国间日记影印出版后，风靡一时，几乎成为与《孽海花》一样的畅销书。不过，日记并非获得一致好评。鲁迅先生对这位乡贤的日记颇不以为然，他说：
《日记》近来已经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绰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自以为一部著作”，正点出了李慈铭以日记为著述的特征。因为李慈铭打破了日记的私密性，写作时字斟句酌，难免有矫情做作之嫌。
李慈铭小像与《越缦堂日记》书影
郁达夫、周作人喜欢读日记中闲适、性灵的文字，胡适则认为这部书内容纪实，读书札记、时事价值很高，并为之题诗九首，其中二句云：“四十年前好人，后人切莫笑话”， 颇可以反映部分学人对李慈铭的态度。因李慈铭日记中会写如与歌郎厮混，与妓女假戏真做的内容，并暗戳朋友的阴私，骂不称职的官员，秉笔直书，毫无畏惧。
同时，有些读者认为日记有涂抹或隐匿的部分，难以称作信史。或称李慈铭与歌郎厮混，不注重学者形象。或批评他脾气大、爱骂人，对同时人出言刻薄，可谓毒舌。如果过度关注这些负面形象，自然对李慈铭日记及学问便不是那么的肯定。如钱钟书说道：“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张舜徽亦言：“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言辞过激，近乎攻击，已经不属于学术范畴内的讨论了。
周作人（1885-1967）和胡适（1891-1962）
现在距离日记出版，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李慈铭生前自诩的“日记百年万口传”，倒也真的实现了。然而这位百年前的名家、大家本人，并未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读其日记之人，不乏猎奇隐私者，或仅摘抄史料者。能持一份同情之理解，带点温情与敬意者，并不多见。台湾学者蔡长林在《长日将尽，典型夙昔——李慈铭学术批评中所见的乾嘉情怀及其意义》一文中，以充满同情与敬意的态度，深入探析了李慈铭的学术情怀与精神寄托，我认为很中肯、到位。
马忠文老师说过，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最好的方法。作为非历史专业的人，我对晚清历史的略微了解，也正是通过十多年来阅读、点校李慈铭日记积累起来的。
二、与张星鉴、桂文灿的交往、切磋
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名师名弟子一学数传及家学传承几代的繁荣景象，比比皆是。道光以后，世局多变，战争、天灾频仍，学者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挑战。经学衰败，但经师仍不乏其人，如著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邵懿辰在咸丰初年回乡，于杭州闭门著书。期间李慈铭曾两次至杭州省城考举人试，也曾去游玩，与这位学问、风节名于时的乡贤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因为他彼时志不在此。
咸丰四年（1854），李慈铭和越中文学青年成立言社，沉潜于歌咏美人香草，即便是与同龄、同城而居的学者平步青、傅以礼二人，也毫无往来。面对谭献的拜访，他仅以诗歌相切磋。咸丰九年（1859），因科举考试不顺，李慈铭出资捐京官。到北京后，他继续与言社的陈寿祺、周星誉、周星诒唱和诗词。后来因和周氏兄弟决裂，他便脱离了由乡情、文学活动维系的交际圈，转而投身钻研学问。
李慈铭对各地宿儒名师了解得并不真切，但只要友人官某地，他的关注点便触及到某处。他的考察方式，除了借接风、饯行之诗酒文会向以科考、述职等事入京的朋友们当面请教外，还与他们殷勤通信，询问当地的学林掌故、刻书编书、学术风气等讯息。
我最近辑录了李慈铭的书信集，大约八百余通，其中不少内容在长篇累牍地交流地方学风、访求宿儒著述。通信者如浙江学政瞿鸿禨、江苏学政王先谦、四川学政朱潮、湖南学政陶方琦、浙江书局校勘陈豪等等。这些书信不能简单地视作李慈铭维系社交的手段，了解学界动态，才是他意图所在。如平步青在江西任官，即将江西刻书如《明通鉴》《国朝文录》等书大批邮寄给他。因缪荃孙曾在成都张之洞幕府，关于川蜀藏书、刻书及学人情况，他也能随时咨询。又因门人吴澂夫在上海，上海新印书籍常能送到他手中。此外，李慈铭还通过云南学者莫友芝了解了郑珍，通过王先谦了解了湖南学人邹汉勋。
平步青：《樵隐昔寱》；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
对文献渊薮江苏、浙江两地，他更时时关注其间藏书楼、著名学人、名著稿本之流传、版刻之保存等情况。当太平军占据浙江时，他从江南友人处多方打听文澜阁《四库全书》、天一阁、振绮堂、八千卷楼等藏书的现状。当得知经师陈奂病卒于乱中，他不禁感叹到“江南经术尽矣”。而听闻顾河之在兵乱中去世，他亦为顾千里绝嗣而唏嘘良久。
李慈铭对域外古籍、学人十分关注。日本学者岡千仞来游中华，曾亲自拜访他数次，并以所著各国史书相赠。日本书籍如《难经疏证》《大唐六典》《古逸丛书》《日本新出玉篇糸部》等等，李慈铭也阅读评论过。他还向沈曾植借《蘐园随笔》，从许景澄处借日刻《大藏经音义》等书。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随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曾写信给李慈铭，详细告诉他汉文古籍在日本的流通情况。外交特使傅云龙自日本回，也以所著、所刻书相赠。同时，他与朝鲜学者也有交往。同治十一年（1872），张之洞与周寿昌、董文焕、吴大澂等人宴请朝鲜使臣闵致庠、朴凤彬，李慈铭向其询问国王李氏二十八世谥号、名字，藉此录成《朝鲜国王谥录》，并以《越三子集》回赠。
尽管彼时信息传达较为不便，但李慈铭凭借广阔的学术视野，强大的朋友圈，及时掌握了学林大事、学风动向。最为重要的是，他将自己所了解到的学术信息一一记录在日记里。在关注古籍的刊刻流传外，他也关注金石碑帖、器皿的收藏，学人存亡、学风动向，域外汉籍及学人。这些内容，在传统学术史的宏观叙述中被无意或有意忽略，反映的却是真实的细节，是认识、分析复杂学术场域的极有价值的史料。李慈铭与张星鉴、桂文灿的交往，也很好说明了这点。
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正式与张星鉴结识。张氏曾以《刘礼部集》相赠，并慨借各种书籍。二人年龄、经历、学术旨趣接近，故而能惺惺相惜。同治二年（1863），张星鉴丁父忧，李慈铭为其父写家传，张氏则赠以孔氏微波榭《国语音》《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而后张星鉴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以顾炎武为首，收录一百三十人。李慈铭亦着手编纂《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同样以顾炎武为卷首，总计收录一百六十五人。可以推测的是，他们在编纂二书的过程中，应该有过交流。
张星鉴：《国朝经学名儒记》
李慈铭：《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
张星鉴关注过桂文灿，藏有桂氏《诗笺礼注异义考》，并与李慈铭分享阅读。在桂文灿所著《经学丛书》进呈后，潘祖荫曾将《孝经集证》《群经补正》两种转请李慈铭评阅。李慈铭对此有知音之赏，称桂文灿“禀承汉学，著述褒然。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惜未值其时，恐终无当耳。”
当时李慈铭正坐馆于礼部尚书周祖培家。近水楼台，李慈铭对朝中风向、旨趣比较了解。同治初年，外有封疆大吏曾国藩、朝有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俱称理学名臣。学界内部有方东树、姚莹之攻击汉学。此时选择汉学，意味着逆流、孤立、落寞。故他断言桂文灿不能得到赏识，其后果然验证。可见，在同治初以乾嘉汉学之法治经，并不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褒扬。
同治二年二月，桂文灿入京应试来访。因神交已久，二人得以促膝长谈。遗憾的是，桂氏落第。回到广州后，他写信给李慈铭，寄到徐灏《通介堂经说》一书，并告诉好友《学海堂丛书》的刊刻情况。李慈铭在回信中回顾自己治学历程的同时，还表达了对桂氏、徐灏的崇敬，并请他留意乾嘉间粤中第一学者陈观楼的著述。这种广东、京师间的互动、交流，对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
早在咸丰五年（1855），桂文灿便编成了《经学博采录》一书，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经学名家，始于惠栋，终于顾千里、陈树华。我曾经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即从桂、张、李同时对本朝经学总结这一点切入，将《经学博采录》《国朝经学名儒记》与《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合为一编，并将三人于同治年间的交往、切磋资料作为附录。此外，赵之谦也撰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依江藩体例，专人专记。从学术史角度考虑，这四种为经师立传的书，可以视作对同治朝黜汉、尊宋经学政策的回应，对淡汉、反汉学风的反击。
三、阅读：由文士到学者
张星鉴师从陈奂。陈奂是段玉裁的高足，精通毛诗，著有《毛诗传疏》。桂文灿则师从南海陈澧（菊坡讲舍山长）。陈澧主张汉宋兼采，撰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张、桂二人，因师承经学大师，较早树立了治学目标。相比之下，李慈铭并无师承。他早年读书，以博雅广识为中心，又好词章，不仅没有专研一经一史，在三十岁之前也没有读过《说文》《十三经注疏》，治学起步很晚。
捐官北上后，李慈铭见闻日广，常至琉璃厂阅书、访书，为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染。同时，他也接触到桂文灿的经学著作，又与平步青、张星鉴、黄以周商榷经史，开始专心治学。但这个选择充满了艰辛。
首先，在汉学衰败的情况下，仍用乾嘉汉儒的方法来研究经史，意味着逆流，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李慈铭也意识到：“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其次，李慈铭是在个人穷途末路之时展开治学的实践。在物质匮乏之际读书治学，尤其令人敬佩。同治四年正月初二日（1865年1月28日），他专心于考索《说文》，以至于不见来拜年的各位友朋，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天气温煦，如江南早春时，彻炉闭门，终日营营考订经义文字，颇有所得。献岁之际，车马如云，而作此生活，拙懒迂僻，京华软红尘当无第二人矣。”
张舜徽先生曾反复阅读李慈铭日记，认为其专心、努力的程度远未达到学者的标准，他在《清人笔记条辨》卷九云：
李氏少时偃蹇乡里，徒骋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卷轴，为日无多，故于朴学家坚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清史稿》置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少时家居，以词章闻名，“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诸句，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放纵于酒色，不必为之讳言，但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而“亲迩卷轴，为日无多”一句，并不符合事实。张先生对李慈铭晚年读书曾予肯定：“知其晚年学进气平，持论乃迥异于昔矣。”不过大概没有看到李慈铭最后四年的日记，那时他的学术论见更为精当。总的看来，张先生对李慈铭的评论，肯定少、批评多。戴海斌老师之前深入剖析了先生对李慈铭学术的评价，客观允当，我个人深以为然。
综观清代学术史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在青年时代热衷于作诗作词，而后才专心治学。而学者往往，尤其是在乾隆朝开四库馆时，要比诗人获得更高的认可、更多的机会。虽较早确立了诗人的身份，但李慈铭有着强烈的自我预设。虽热衷于宦途，但读书治学是其立世的终极目标，谓“古今无学问外之人才，天下无读书外之事业”。又因中年后转行治学，他深知由文士到学者之甘苦，故不大喜欢姚鼐，曾批评到“姬传本文士，而妄思讲学”，也不喜欢文士兼学者的袁枚、翁方纲以及朋友谭献。不过，他对他们的批评，颇能深中其病。
李慈铭对向学之晚有切身之痛。实际上，对秉持“词章乃学人之游艺”的他来说，孜孜以求者在于经史，也更期望入儒林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绝对的自信。如他在《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曰：“是儒林耶？文苑耶？听后世之我同。”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清史稿·文苑传》共收录354人，正传105人。李慈铭位于《文苑三》，传文出缪荃孙之手。能入文苑，本已难能可贵，但总让人意难平。因在重儒轻文的时代，入儒林要高等一些。同时，“文苑”并不能准确定位他们的实际身份，大概只表明各人在文学创作上更胜一筹而已。
李慈铭曾在《说文》上下功夫，但并未成书；也致力于史学，曾与王先谦就《汉书》往复探讨，对《宋史》《明史》也有论断。但他批校的读史札记散在数百册藏书上，并未经整理，直到后来才由王重民辑录成书。按照当日入选《儒林》的严格标准，他确实是不符合的。尽管如此，李慈铭的名气不可谓不大。在民国期间，由于日记的影印出版，读书笔记、读书札记的陆续出版，他始终都在学者的研究视野内。
王重民：《书<越缦堂文集>目录后》
在认真、谨慎地考察李慈铭的治学过程、学术成绩后，我们可以说他实现了由文士到学者的学术追求。在评论历朝诸家学术时，他驾轻就熟，笔锋犀利，极为自信，所展示的不仅是阅读之勤、涉猎之广、识见之精，其批评天赋也超出时辈。在批评过程中，他注重版本、校勘、考证，秉承汉学家的旨趣。从他的品评持论来看，他极力维护汉学，但也能站在汉学传人的立场上，深刻检讨汉学流弊，批评汉学家好博，有别裁之短，且缺乏经世的追求。
这部《越缦堂读书记》，主要考察的是学者、专著之得失优劣及其当下意义，其内在理路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评论对象褒多贬少，能平情论之，肯定本朝的学术成绩。同时，李慈铭对学者文章才气的重视，反映出了他的文士本色。而能以一己之力完成对众多经史子集的评论，李慈铭实为不间出之学人。
另外，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李慈铭在对学者反复批评时，其实又不自觉地在某个侧面深受其影响。如姚鼐、章学诚，都是他深刻批评的对象。但姚鼐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一体的文章追求，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批评原则，又与他的治学旨趣甚为契合。这些影响，在读书笔记中也有体现。
在辑录李慈铭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我首先确立了编年体的体例。因为日记体的读书笔记带有印象性、即时性、原始性等特征，四部分类实在不能反映他的阅读历程。李慈铭的阅读是开放式的，随读随记。依其原始的日记体或者说编年体例，最能反映其阅读世界。同时，他的读书笔记有别于面对大量藏书而集中书写的评语，以及如馆臣那般撰写的提要。其次，经过历史的沉淀，当时不被作为学术笔记的内容，如记录的朋友们的著述，大多是稿本，或者只是单篇的诗文。虽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那么瞩目，但若被忽略，难免遗憾。再次，将札记、学林掌故、名物考证收入日记，这种日常的敏锐的积累，也是学术活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片段。在先前出版时，由于历史原因书里删去了对镇压太平军的官员学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著作的评论。在目前环境下，自然不能重蹈覆辙。
在考察学者理性学术评论的同时，我们也应了解他的感性世界。李慈铭读书有天分，这是毋容置疑的。他虽然多病，但精力充沛，又极为自律，处世真挚，古道热肠，是个老好人。受咸、同、光三朝内忧外患的影响，跌宕于世运中的文人，因为科场、官场的不得意、朋友的背叛，逐渐变得偏执、苛刻。这也是历史上清代浙东学人的精神特质，如毛奇龄、章学诚等，都有刻薄、爱骂人的一面。因而在李慈铭读书笔记中偶尔出现的目中无人的狂傲和品评失准，属于概率较小的失误，不应将之标签化。
总的说来，李慈铭距离我们并不太远。我们对他的理解也并不那么充分，容易流于掌故、猎奇的评价与认知，容易为既有成论左右，对其著述缺乏深入精读，未能在学术视野上有所拓宽，从而难以发掘出新的历史意义。因此，处于资源共享优越环境的今日，除了在历史文献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查、发掘，我们的学术视野、眼光也要与新文献、新热点匹配，努力去开展沉浸式的阅读，去捕捉更多的细节。我相信，以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将会更符合历史语境。
鉴湖边李慈铭塑像
评议人发言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老师今天这个报告非常全面、深刻，这与她十多年来投入的精力和花费的功夫有直接关系。我本人收获很大，这里主要想讲两点感想。一是怎么去判断和分析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二是对新版《读书记》的编排方式谈一点看法。
首先，这本日记跟一般、别的日记不同，李慈铭不仅仅把它当做日记来写，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有创意的作品来写。最关键的是，他从一开始或者在早期时候，就有意无意地把日记散布出去，让大家来传抄。这就有别于我们一般理解中日记私密性很强的印象。可以比较一下，像翁同龢、胡适这些人，可能都有将日记传世的想法，但在他们生前，大概很少把日记拿给外人特别是那些不熟悉的人看（胡适生前只是出版了《留学日记》）。李慈铭却恰好相反。
李慈铭这样做，与他个人经历和处境大有关系。他是以捐官形式进入京城的，沉浮郎曹，十分艰难。在北京不但要生活，还要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解决举人和进士这两道难关。所以，他比那些中了举人、进士，再到北京来做官的人负担更重、心理压力更大。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性格、生活都是有影响的，愤世嫉俗、狷介的性格由此形成。于是，他便借助日记中的臧否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日记中很少对他人有“恕辞”。
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李慈铭日记其实当时就参与和介入了现实生活。这种日记，成为研究的材料后，按照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的说法，可以称为“有意”史料。换句话说，李慈铭写日记，当年有很明确的目的。因此，如果我们想更完整、全面地了解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就不能把这个日记仅仅当做平面的、白纸黑字的文献，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立体的东西来看，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日记形成的过程。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常讲知人论世。所以在关注李慈铭日记的同时，也要关注他的生活，去看他的生活对日记的撰写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前张舜徽先生认为李慈铭读书做得不够深。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一种理解的态度来看。李慈铭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只是一个普通京官。和乾嘉时期那些脱离闹市、躲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不同，李慈铭虽然勤奋，也只是读书面非常广博而已，不宜用汉学家的要求来衡量他，何况，很大程度上李慈铭可能也有借此标榜和沽名的意思，毕竟他是一位名士。
众所周知，李慈铭骂人很厉害，大家都怕他。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做御史后，也参过孙毓汶这些权贵，词锋非常犀利。这让我联想到在光绪初年，李鸿章曾邀请他担任问津书院的山长。这件事给我一种感觉，可能李鸿章也不想或不敢得罪李慈铭，邀其掌教，也有借机笼络的目的（当然具体原因可以再详考）。再比如说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后来他把日记篡改了，将康有为换成了李慈铭，并写到“举世目为狂生”的评价。翁为什么不选他人而选李慈铭呢？恰恰说明在他的眼中，李慈铭狂傲是人人皆知，甚至代表了当朝显贵对李的基本评价。
说到李氏日记的史料价值，不仅要注意那些“有意”史料，也要关注当年李慈铭在不经意间写下的那些东西，因为无须加入自己的私人倾向，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史料。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同乡京官靠印结银生活的情况，和朋友们常去饮宴、听戏的饭馆、酒楼的名称、地址等，都是研究清末京城生活史的第一手绝佳材料。李慈铭是一个超级戏迷，他日记中留下来的大量的戏曲资料，对于现在研究京剧或者昆曲一些曲目的变化、剧目人物的角色，甚至是演员之间的代际流传等问题，都是大有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出版的《越缦堂读书记》的编排方式。我们知道最早的读书记，是由云龙先生是按类别来编辑的，他把对某一本书的所有记载汇在一起，每一条记载下面再补注读书日期，这样做不免淡化了日记的编年特点，其实是有缺憾的。日记按类分别编辑，不是从由云龙开始的。现在能够看到比较典型的是吴汝纶日记。他的刊本日记就是摘编的，没有时间，呈现出平面化的色彩，完全是资料汇编的形态。还有就是最近出版的《袁昶日记》，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根据类型分类的。这样编排，完全丧失或者脱离了日记材料最本质的编年特性，学者引用和分析时常常带来了很多不便。张老师这一次把读书记完全恢复成编年体的编排格式，采用文末附的索引来解决阅读书目同类检索。这种方式非常好，还原了李慈铭阅读某些书籍的先后时间与语境，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一些内在联系。这也是张老师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色。
谢冬荣（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关于后人对李慈铭的评价，张老师提到了多种说法，正面的、负面的等等。我这段时间在关注鲁迅弟弟周作人，发现他对李慈铭的评价非常高，说在众多乡贤中最推崇的就是他。那么，对同一个人，兄弟俩的看法并不一样，这也让人觉得李慈铭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较大的空间。
听完讲座后，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想法。一个是对于李慈铭日记，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原本。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当时大家经常一起抄，所以会产生多个版本。那我们在研究李慈铭本人日记的时候，还需留意抄本的情况。后者对李慈铭日记的研究也非常有帮助。因为李慈铭对日记的很多内容做了不少删改，特别是早期的日记。而可能有些朋友在删改之前，对日记已经有所抄录。从这一点来看，各种抄本有助于还原李慈铭日记的原貌，或者说是修改前的面貌。
第二个是民国时期，1928年的时候，北平图书馆购入了李慈铭的藏书。在李慈铭的书上，有很多的批校，包括藏书题记等。当时王重民先生对藏书题记、批校、读史札记等内容有过整理，撰写了专书和专文。后续对此比较关注的是王利器先生，著有《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及《续编》，记录李慈铭在谁的书上做了哪些批校等。这些其实能够反映李慈铭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但感觉关注的人不是特别多。或许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下一步的关注点，留意李慈铭对某本书的评价，他对这些书的批校、看法，或者说他对此做了哪些贡献等。
第三个方面是，之前有学者从阅读史的角度研究日记，讨论这些人读过哪些书，他为什么要读，他和当时人的读书观念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在张老师整理完读书记后，我们可以从阅读史的角度对李慈铭日记再做挖掘，关注李慈铭读过什么书，为什么读，然后评价是什么。
石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首先我对日记的感觉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跟它类似的物品有两个，一个是书札，另外一个跟版本学联系比较多，即写在古籍上的藏书题跋。
书札和题跋的情况跟日记相似。一种是作者在写的时候，不是太有兴趣，也不想示人。书信可能还有一个固定的收信人，而有时候写完的题跋，真的没有给人看的打算。另一种是有些书信和题跋，就是专门示人的。如一些作者在写完论学书札后，会马上找个刻工把它迅速弄出来，然后分发出去，这是常有的情况。至于题跋，古人有的时候喜欢晒书，或者找几个朋友来赏玩，那大家不免会看到书上的题跋，这也是一种传播形式。当然，可能其中有些内容是真话，有些是假话。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还有另一种题跋，就是请版本学专家或权威人物来执笔。背后目的很明显，或是为了增彩，或是为了营利等等。在书写的时候，他们大概对此也是心照不宣的。所以在利用史料时，如何去处理这么多种不同的情况，非常关键。
我的另外一个感受是，在厘清作者的意图外，对内容本身的梳理也很困难。比如李慈铭在日记中会提到看了什么书，又记过哪些书名。但那时候写日记、题跋或者写信，不像现在做古籍编目那样，遵循卷端、正题名之类的规范。大概写信只要对方能看懂，题跋只要自己能明白就行了。至于写日记，就更不用说了。
刚才好几位老师都讲到了阅读史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个人做版本学，就会去思考可以从日记中看出书的哪些特征或者版本信息，比如这段文字讲了哪些版本上的特征，可以供我们去判断。另外，有些书未必是当时写的，可能是前人的著作，最近被重新刻出，在朋友圈中流传。这样的记载对我们去了解各个版本的情况和流传速度，都是很有利的。
实际上，日记也是一个很好的校准工具。像我们有时候做编目，要写清道光三年某某刻本，好像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成书时间。那我们去看日记会发现，三年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因为前后拖了很久，或者标注的时间跟实际的时间有偏差。我以前看缪荃孙日记也有这样的感触。所以日记能够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当中去，让我们重新看到这些鲜活的细节。
最后，在使用日记时，也要特别小心。日记不像我们现在写的标准的学术论文，有完整的框架和清晰的论述。这就需要注意日记中那些没说、略过的话或者隐晦的言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仔细琢磨的。所以我觉得去研究日记、书信、题跋，真的会有不断的小发现以及好玩的点。
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整体的一个感觉是，李慈铭日记除了可用于他本人的研究外，可能还可以用于讨论近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清代学术史以及更早的文学史等。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也重新阅读了日记。最大的感触是，日记当中的“公”、“私”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首先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的论断，有一定知人论世的道理，这也是从“私”的方面来讲。同时我理解的“私”，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偏见和恩怨，还可以通向“公”的层面。就是说“私”虽然肯定有偏见，但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更关注这个点。因为一个公共事务，一个国家事务，它有无数个点。如果不处在这个位置上，你不会特意去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观察近代文学交流史的视角。
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李慈铭和赵之谦的恩怨，大概可以归结于私人是非。但有些私人事件，我认为还需放到近代史的公共层面上去讨论。以往在读某人的诗歌时，有条件的话，我们还会借助日记、书信之类的材料加以解释。那么反过来，把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和诗文对照使用，或许也能达到相得益彰的目的。我今天举的例子是关于晚清清流的，主要指前清流，即光绪初到光绪十年之间的这一波清流人物。从私人交游来看，李慈铭最熟悉或者比较早熟悉的前清流是张之洞。这一时期李慈铭日记的一则记载，反映了很多信息：
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快捷方式骤进，不学无术，病狂丧心。恨不得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看到这条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之前提到的李慈铭的个人经历。而结合郭则沄《十朝诗乘》中关于清流的记载可以发现，清流对当时官场生态有潜在的威慑，这也是李慈铭身处的一个大环境。我们如果只读日记这一条，当然可以认为李慈铭有某种功利心。但了解他立论的大背景后，便能明白这不仅是他和张之洞从交好到交恶的关系变化的反映，也体现了他对这种风气的不买账。
此外，李慈铭还有许多写于光绪初年的诗，如“方今时世重年少，弄姿搔首交称工”、“白面少年书累上，禁幄颇闻屡称赏”、“常僚骤擢跻公卿，或驰虎节莅百城”等，在我看来都指向同一波人，即前清流。当然诗歌语言，还比较玄乎，不能够一一去证实。但他的文章《暨艳论》则明确指向清流群体，其中言“昧者不察，汲汲以分别邪正为己任，无论其识之未必精，事之未必公也，即尽出于精与公，而惟恐世之不我知，悬一身以为众矢之的，而其祸不可胜言矣。”联系后来历史来看，李慈铭可谓是不幸而言中。
所以，将作为旁观者的李慈铭的日记、诗歌、文章结合阅读后可以发现，他对清流的看法，有“私”的一面，也有“公”的一面，呈现出交杂的状态。这对我们重新观察近代史上的公、私观念，或者晚清士大夫群体，是大有裨益的。反之也会促进我们去通过诗、文来升华他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