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科研工作者因伪造同行评议而屡遭国际期刊大批量退稿而严重影响了学术声誉，一时间物议纷纷。中国学者为何要甘冒造假的风险，用非母语写作，还要通过种种中介机构绕着弯子向国际刊物投稿？显然因为国际学术期刊含金量高，影响力大，对应的考核分值高，有利于职称竞升和发展。然而在西方科学界，对科学期刊的运营模式以及对科学本身带来负面影响的质疑不绝于耳。
“三重买单”模式，科学期刊集团利润超苹果、谷歌、亚马逊
普通人会觉得专业期刊读者小众，以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为目的，不太容易赚钱，其实不然。《卫报》“长阅读”栏目近日刊发斯蒂芬·布拉尼（Stephen Buranyi）的长文，指出科技出版是一桩体量巨大的生意，该行业全球年营业额约一百九十亿英镑，介于唱片业和电影业之间，但利润远高于两者。2010年，以科技和医药期刊为主营业务的跨国出版巨头里德-爱思唯尔的科学出版部门营业额二十亿英镑，利润却高达七亿英镑，35%的利润率超过当年的苹果、谷歌、亚马逊。
爱思唯尔的运营模式与传统杂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几乎减掉了所有的实际开支：作者稿费、编辑费、发行费等等。科学家的研究基本上有国家经费支持，他们将成果免费贡献给科学期刊；期刊仅雇用少量科学编辑判断论文是否值得发表，而更繁重、专门的编辑工作（检查数据有效性、实验有效性）则由科学家志愿者完成（也就是同行评议peer review）。出版集团再将期刊卖给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其读者依然是科研工作者。简单地说，就是出版社将科学家生产的成果印成纸，再卖回给科学家看，当中赚取的高额利润说白了都来自国家经费。2005年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之为“三重买单”的怪诞“系统”：“国家资助了大部分研究项目，为检验研究质量的科学家支付薪水，然后还要购买大部分出版成果。”
科研期刊的另一显见问题是，只发表重大突破和前沿研究，对失败的实验、研究方法则只字不提，这种锦上添花的方式未见得对科研有什么真正的指导意义，许多科研工作者因信息缺漏，在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失败的实验，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头脑清醒的科学家当然知道期刊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都坚信爱思唯尔集团主导的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垄断模式无法长久继续下去。图书馆、大学都因逐年增长的订阅价格而怨声载道，甚至威胁要取消动辄高达几百万镑的整体订阅。美国和德国的一些科研组织也开始通过网络共享的方式让公众获取国家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
大家都以为来自两端的反抗会给爱思唯尔等出版集团敲响警钟甚至丧钟，结果爱思唯尔的利润在2013年涨到了40%。反常的怪胎可以活着甚至越长越大，恐怕还是要感谢“不发表就灭亡”的学术考核体制的滋养，当学者的职业前途由发表论文决定，他们削尖脑袋去迎合学术期刊都来不及，哪有精力再去管期刊体制是否合理的问题。1958年、1980年两度问鼎诺贝尔化学奖但不爱写论文的弗雷德·桑格尔要是活在今天，大概连工作也找不到吧。
科学期刊集团的飞速进化史
即便是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的科学家，恐怕也不太清楚怪胎体制的来龙去脉。二战后，将科学出版从科学家手中夺走、将之发展成规模巨大的赚钱机器的人，叫罗伯特·马克斯维尔（Robert Maxwell）。他靠着科学出版带来的巨额利润在英国政坛冉冉升起，成为国会议员，一度甚至可以挑战媒体大亨默多克。
罗伯特·马克斯维尔（Robert Maxwell）
马克斯维尔生在一个贫穷的捷克村庄，二战中加入英军在欧洲作战，获得了军功勋章和英国国籍。战后他作为情报官在柏林工作，能用九种语言审问囚犯，不过他的宏愿是成为百万富翁。
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的顶尖英国科学家（包括发明青霉素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物理学家查尔斯·加尔顿·达尔文）认为英国的科学水平已达世界顶尖，但出版水平一塌糊涂。科学出版社要么效率低下，要么老是破产。政府决定让著名出版社巴特沃斯（Butterworths，现属爱思唯尔集团）和德国著名出版社斯普林格合并，以学习后者的专业操作。马克斯维尔开了自己的公司帮斯普林格将科学论文运到英国，巴特沃斯的老板雇用年轻的马克斯维尔帮助管理公司，另请了一位冶金学家保罗·罗斯鲍德（曾将纳粹的核弹秘密通过法国、荷兰抵抗军传给英国）当主编。这三位之前都是英国情报圈的同行。
战后是科学发展的黄金年代，各国政府纷纷踊跃资助科学研究。1951年巴特沃斯出版社决定退出，马克斯维尔出一万三千英镑购买了巴特沃斯和斯普林格的股权，成为公司的控制者。罗斯鲍德继续担任科学主编，并成立了一间新的出版社培格曼（Pergamon Press）。罗斯鲍德知道新的科研领域需要有新的期刊来填充，他只要能说服一位学科大佬挂名，新刊就自然有了内容和影响力。正好又碰上了大学图书馆得到不少政府补贴，培格曼开始出售期刊订阅。
1955年，马克斯维尔和罗斯鲍德一起参加了日内瓦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马克斯维尔直接到各个会议室找科学家，问他们要不要发表会议论文，并邀请他们签署编辑培格曼出版期刊的独家合同。这大胆厚颜的商人习气让其他科学出版社惊呆了，也引起了罗斯鲍德的不满，1956年两人分道扬镳。
这时的马克斯维尔已经甩掉了捷克口音，学了一口播音员腔的上流英语，西装笔挺，看上去就是他想成为的富翁派头。他第二次去日内瓦会议，在湖畔租了一栋大房子，邀请被沉闷的会议搞得头昏脑胀的科学家们去喝酒、抽雪茄、乘船赏湖景。科学家哪见过这阵势，几杯上等红酒下肚，再收到一张几千镑的支票，大部分人就已经乖乖就范了。到1959年，培格曼已经出版了四十种期刊，六年后暴涨至一百五十种。（此时培格曼的对手爱思唯尔出版社仅有十种英语期刊，再过了十年才达到五十种。）1960年马克斯维尔开着带车夫的劳斯莱斯，把家和培格曼从伦敦搬去了牛津的豪华的黑丁顿山庄园。
马克斯维尔坚持用特别响亮的刊名，“国际××期刊”是他的最爱。这本是公关技俩，但也反映出了社会对科学的态度变化——得在国际舞台上发言，才算有影响。为了将跨国事业进行到底，马克斯维尔的触角遍及苏联、日本、印度。1970年培格曼驻日本的一位编辑说，当时日本科学社团可想在英语期刊上发论文了，把全体成员的研究成果发表权免费送给马克斯维尔。
闯进羊群的大灰狼
如今，学术论文已经成了科学在全世界的系统呈现形式。而控制科学文献的取得途径，就等于控制了科学。马克斯维尔一早就看出了其中奥妙，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在对手批评他不停创立新刊稀释市场时，他知道，只要有严肃新刊出现，该领域科学家一定会要求图书馆订阅。他创建三倍数量的刊物，就能赚三倍的钱。在人文艺术总是率先被从政府预算中砍掉时，科学是坚挺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政治气候，不管是搞太空竞赛还是向癌症宣战，没有一届政府敢对科学吝啬。
培格曼的商业模式一直饱受争议。1988年剑桥大学科学教授就说马克斯维尔是“最大的恶棍，但还没上绞架”。不过大部分只知道搞研究的科学家对这只闯进羊群的大灰狼似乎还挺满意。每次被马克斯维尔请去豪宅款待一番后，科学大佬们会听从他的建议，把半年刊变成双月刊甚至月刊，这样他又能名正言顺地涨价了。
197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发表科研成果，而要影响科研实践了。《细胞》（现属爱思唯尔集团）杂志的主编本·莱文（Ben Lewin）开始用编高眉文学刊物的办法，只挑选最前沿、最吸引眼球的论文，他退掉的论文远超过发表的论文。于是《细胞》成了现象级刊物，科学家和文人一样有虚荣的弱点，人人都想在名气大的期刊上发文章，于是开始根据刊物的录取要求来指导研究。
很快，其他期刊主编开始模仿《细胞》的模式；再下去，出版社纷纷开始采用“影响因子”作为衡量标准。对出版社而言，影响因子高的期刊更能吸引广告，对科学家而言，在影响因子高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能得到工作和资金。今天，没有在《细胞》《自然》《科学》上发过文章，一个生物学者极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于是名刊主编的兴趣和口味等于在该刊能有固定的发表量，学者便会以此为依据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处必须指出，科学期刊不应模仿人文期刊的模式。因为科学发展是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上，哪怕不那么优秀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失败的实验案例来给同行提供值得参考的样本，避免重复劳动。如果科学期刊只刊发最前沿、最成功的科研成果，追捧少数科学明星，对科学共同体的健康恐怕危害多于帮助。今天的美国，有一大半的临床试验结果得不到发表，这到底是在促进学术交流还是阻碍学术交流？
1970年代马克斯维尔还在不断扩张帝国版图，开始出版社会科学和心理学刊物。他甚至一早就出版了一系列以“电脑和××”为题的刊物。当时荷兰的爱思唯尔出版社也在扩张英语期刊，以每年增加三十五种的速度发展。马克斯维尔正确地预见到，竞争不会压低价格。1975-1985年间，期刊的平均订阅价格翻了倍。靠着培格曼的高额利润，马克斯维尔开始到处投资，包括买足球队、电视台，1984年甚至买了著名的小报《镜报》。1991年为了购买《纽约每日新闻》，马克斯维尔将培格曼以四亿四千万英镑（约合今天的九亿一千九百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荷兰对手爱思唯尔。
同年他深陷各种丑闻，债务缠身，财务漏洞，美国名记西摩·赫什揭发他是以色列间谍，涉嫌军火交易。1991年11月5日，马克斯维尔在加那利群岛淹死了。第二天，《镜报》的对手《太阳报》发了头条：“他是掉下去的……还是跳下去的？”（当然还有第三种解释，被人推下去的。）后来的调查显示，他从《镜报》养老基金里挪用了四亿英镑偿还债务。不过西班牙的验尸报告鉴定他死于意外。2003年有记者出书说摩萨德刺杀了马克斯维尔以掩盖其间谍活动。马克斯维尔虽然死了，但他一手打造的期刊帝国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欣欣向荣，更赚钱，更有影响力。
《自然》《科学》杂志封面
互联网也无法击垮的生意？
如果说马克斯维尔的天才在于扩张，爱思唯尔则在于合并。在收购了培格曼的四百多种期刊后，爱思唯尔旗下拥有一千多份科学期刊，成为全球最大的科学出版巨头。在合并之初，前麦克米伦出版社总裁碰上爱思唯尔的总裁皮埃尔·温肯（Pierre Vinken），暗示他买贵了。温肯则笑话了一通马克斯维尔花力气招待科学家，花钱铺渠道，“我们买下它，这些统统不用做，而且钱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你都不敢相信那有多美妙。”
收购培格曼三年后，爱思唯尔已经提价50%。图书馆纷纷抱怨预算紧张，有的小单位开始取消不受欢迎的期刊订阅。而且当时互联网初露锋芒，科学家们开始在早期网页服务器上分享成果，有评论呼吁让爱思唯尔成为“互联网的第一个受害者”。可惜书呆子到底不如商人懂市场。
1998年爱思唯尔抛出网络时代的销售计划，将数百种期刊的电子版打包销售，大学每年支付固定费用，然后所有师生可以在爱思唯尔网站上下载任意期刊论文。所有大学都咬紧牙关签了约。康奈尔大学在2009年就支付了近两百万美元的打包使用费。
这种不断合并以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的做法在商界非常普遍，奢侈品公司合并成奢侈品集团，时尚媒体就合并成媒体集团，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能形成“大到不能倒”的垄断效应。大学图书馆面对爱思唯尔这样的巨型跨国企业，根本没有能力说不，学术论文对大学来说无异于水、电这样的基础资源，不付钱就停水停电。《金融时报》在2015年说爱思唯尔是“互联网无法击垮的生意”。除了爱思唯尔之外，还有斯普林格、威利-布莱克威尔，这三巨头占据了科学出版的半壁江山。
去年爱思唯尔集团共收到一百五十万篇论文投稿，发表了约四十二万篇。约一千四百万科学家将成果委托给爱思唯尔发表，八十万科学家免费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同行评议。当爱思唯尔的高层被问及他们作为出版者的附加值时（也就是他们凭什么定那么高的价格），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物极必反，有垄断公共资源的期刊集团，就有极端的反对行动。站在风口浪尖的是一个学术盗版网站Sci-Hub，任何人可以通过它免费下载科学论文。其创始人是出生于1988年的哈萨克斯坦姑娘亚历山德拉·艾尔巴克扬。2015年爱思唯尔在美国纽约州地方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获得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最高罚款支持。对此艾尔巴克扬援引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自辩：“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之文化生活，欣赏艺术，并共享科学进步及其利益。”由于Sci-Hub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注册，目前美国法院还难以进行任何实际操作。与Sci-Hub合作的俄罗斯“创世纪图书馆”（Library Genesis）也是各大出版社、期刊集团讨伐的对象，定价高昂的经管类教科书在上面一应俱全，还有多种格式可供下载。令诸多西方左派不情愿承认的事实是，俄罗斯似乎成了对抗邪恶资本集团、以实际行动支持知识共享的前哨。艾尔巴克扬成了“科学界的罗宾汉”。
我的许多学者朋友都在使用academia.edu，这是一个由学者主动上传、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平台。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有五千三百万人次注册了该网站，上传了一千八百万份论文，每月吸引点击量逾三千六百万次。这也许可以视为学者对知识垄断合理合法的反抗。然而爱思唯尔的邪恶身影无处不在，如果发现旗下期刊的内容出现在academia.edu上，它会给学者发通知，要求他们删除自己上传的论文。虽然academia.edu在影响力和体量上尚不及期刊巨头，但假以时日，随着科学家的分享意识和反抗意识渐强，也许他们越来越愿意将成果的首度发表权交给开放平台，而不是期刊集团。
科学的事，说到底还是应该由科学家决定。（文/盛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