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版，201页，39.00元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是“缺乏里程碑式的变化”（《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二十世纪则不同。这是一个巨变时期，变动无所不在，场面恢宏而深及根柢。“革命”也因此成为描述和理解这段历史的核心语汇——尽管在这段时间，革命的意义和标准也不断改动，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都被视为这一巨变的开端。如同罗志田先生在其新著《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开篇伊始指出的：“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至少出现了五六种要用‘千年’来做计量单位的重大变化。”辛亥革命既是这些重大变化中的一个，也是它们的一种结果，同时更预示了此下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动荡不安。
“革命”这个词本身就打着二十世纪历史巨变的烙印。这两个字的连用，在中国出现甚早，以所谓汤武革命为原型；但二十世纪所说的革命，与传统之革命相较，貌虽同而心实异：古人说革命，意指天命更革，在今人看来不过是改朝换代；今人所言革命，则往往指向事物性质的根本变革，而且含有“迅速进步”的意味。就此而言，在二十世纪，革命的标准提高了：改朝换代曾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如今却可能根本无法被列入“革命”的行列。但同时，革命一词也日常化了——这可从其使用场合看出：“文学革命”“戏剧革命”“科技革命”“农业革命”，甚而至于“厕所革命”……形形色色，林林总总，而且绝不限于军国大政，却是琅琅上口，听者亦毫不以为异。由这方面看，革命的标准似乎又在降低。
新、旧两种“革命”概念的纠葛，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一方面，它是朝代鼎革——早期的革命党以“顺天应人”将自己的主张合法化，甚至有意识地借助“反清复明”的记忆，正欲释放“革命”在传统观念中的行动潜能，动员更多的民众支持；而许多同盟会员，也只是被“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鼓动，对于民权、民生两大主义，并无多少深切认识，自然也很难说有何认同。这些都使得我们可以把它（部分地）归入传统革命的范畴；但另一方面，它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体”与“政体”的全面革新，可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现代革命。
打开《革命的形成》的扉页，读者看到的第一句话是：“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这句摘自严复《〈庄子〉评语》的引文，为作者重审（如果不是改写）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契机。他要回答的是：在没有“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清廷缘何迅速垮台？历代讲革命，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人民揭竿而起，皆因朝廷失道：君主昏庸、官员贪腐、朝廷暴虐，有权势者肆意妄为，庶民百姓至贫无立锥之地——这都是革命的标准导火索。罗先生则认为，辛亥革命与这些“典型”的革命不同，它是“思想领先、主动而非被动的革命”；革命者视革命为理所应当之举，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实在“无需受到多深重的‘压迫’”。革命并非被迫反抗的手段，其动力就是革命者对革命的向往。在此，辛亥革命和传统革命观念产生了一个绝大断裂。
作者的这一判断，显然与过去的认知存有极大距离。它是否可以得到学界广泛赞同，也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事实上，罗先生本人的出语就相当谨慎，短短一两句话，加进了好几个表程度的限定语——“太多”“特别明显”“过分”，并特别声言，此一论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此前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叙述大致是确实的”。措辞的慎重表明，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是“革命性”的。
其实，苛政“暴戾”到何种程度才算“特别明显”，哪种“倒行逆施”才是“过分”的，恐怕都没有什么能够量化的“客观”标准可言，因此也是个难以用“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但它并不因此就不重要）。学界若就此展开激辩，恐怕终不免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两可境地。此无它，个人标准不同，尤其是感受相异之故也。但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努力因此就要落空？
并非如此。相反，在我看来，作者将问题引向了一个更为切合历史实境的方向。就在刚才引述的那句话后，他指出：既然辛亥革命是个“‘士变’式的”的革命，“则士人的心态，他们对朝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就都是认识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这样，焦点就转移到了“认知”和“革命”的关系上。认知依赖于事实而存在，但同一事实，在不同人那里却可以激发出完全相异的认知，这是各人所持（未必自觉的）“标准”之异。晚清政府的统治是否暴虐，对不同人来说，感受并不一致。后世研究者如此，身当其时的人们只能更甚。认知、感受和（主观）标准，因此也都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故此中关键在于，为何人们会对（未必“失道”的）晚清政府产生“失道”之感？
尤其是作者注意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正当清政府积极展开“新政”和“宪政”，大力改革之时；“革政”本欲挽回“革命”，却最终招致“革命”的爆发，使得问题更加尖锐。而这颇为讽刺的事实也令我们想起托克维尔的名言——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在它开始改革之际。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革命的形成》并非《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翻版。历史中确不乏相似之处，但相似也往往是刻意忽略差异性的结果。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并非十八世纪晚期法国故事的重演。作者把将之放入近代中国“权势结构转变”的框架中，细致剖白了清廷欲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应对困局，力图将中国带入“富强”之境，反而身陷险境的过程，展示出了辛亥革命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正是这些具体性和特殊性才对中国人最有意义。
作者的这一论述，建立在另一个与流行意见不同的见解上：传统中国治理遵循的是以“无为”和“不扰民”为行事伦理的“小政府”模式。与通常认定中国传统政治的“中央集权”性质不同，作者指出，“集权”而“有为”的“大政府”正是晚清新政所欲达到的目标，却也由此葬送了自己。这里隐含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传统政治是“小政府”模式，而“新政”和“预备立宪”都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环节，那么，这种“现代化”岂非恰好是要通过对一种不怎么“现代”的方式的仿效，改掉中国传统中那些相对“现代”的东西？然而在当日，这种反讽却无人料及，即使想到，也未必敢说——中西新旧文野标准既定，哪怕只是微小质疑，也无有可以置喙之地。比如，当年杜亚泉提出“教育和商业不应由政府主导”，本是中国传统的实况，在今天却成为需要被论证的见解。在此意义上，那一场当年看似完全失败的改革，似乎也并非全败（然而对整个中国，却也未必就是胜利）。
晚清是被列强拉入一个万国相竞的“世界”体现中的，清政府并无自主选择的余地，且越到后来，自主余地越小。清廷要“送穷去虏”，迅速富强，便“不得不向一个有作为的大政府转变”，许多原本不在其管控范围内的事务被提上日程，由是带来一系列难以预估的后果。“新政繁兴”，看似一派活力，但从实际操作者角度看来，它提示出的实际是“需款”孔亟。这逼使清廷一改中国传统“藏富于民”的理念，主动出面“理财”，广征捐税。作者指出，“客观”而言，“当时税收确实不算重”，临时捐税“与后来或与外国比较，绝对值也不一定很高”——然而，历史的关键在于，“数字现实是一事，心理承受能力又是一事。对从前不怎么出钱的人来说，新增部分数量如此大、种类如此多，已经特别‘沉重’了。……这类作为直接违背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属于典型的苛政，更是‘失道’的表现”。
这段解说相当简洁地抓到了历史变迁的一个核心。中国人常说，民心向背决定天下得失。然而，“民心”似乎又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问题往往被转化为具体治理方案的得失，实际上是把当事人的“认知”割裂在外（但其所用证据，又往往就只是当事人的认识和体会）。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事实当然无法脱钩，上有所举，下有所应，民心离合就是对政府施为的回复。可是，这种施受的感应又不是孤立的、机械的。人心随其所在社会、文化语境而随时波荡，故也是相对的——所谓“心理承受能力”，便是这波荡过程中的一个“暂时态”，时过境迁，也许对同样事情的承受能力就会增强。然而问题是，人不平则鸣，虽是“暂时”的心态，却也可能引发相当即时而难以挽救的后果。讨论政权鼎革，决不能（因其并非实体而）将民心弃置一旁，但也不可将之看作一个机械的不变常数。人心，应放在一个多元因素相互影响的认知网络中动态衡量。
在分析了晚清政府面临的考验、占有的资源和实际的处境（各种主客观因素）后，作者似乎认为，灭亡是清廷无法逃脱的命运：“以‘小政府’的思维模式推行迅速富强的‘大政府’政策，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若再给清廷十年继续推行改革，恐怕仍会被各项日新月异的新举措拖垮。”在一定程度上，晚清政府所承载的不只是那几十年中的历史，甚至也不只是有清两百余年的历史，而是整个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风险。这一点，是此前的辛亥革命研究关注不足的。
导致中国政治模式不得不变的基本原因是西方的入侵。作者特别强调“外国在华存在”的力量，但他所谓“无所不在”的“外国”，并不只是那些一眼就可以认出的“外国”——外人、外力，其“存在”是广义的。外国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且这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是以“中国人”面孔出现的。其“无所不在”的彻底而绵密，即使在“外国”作为被打倒对象的场景下，它也往往早就进驻了批判者的头脑，无声地改变了他们的心灵版图，使他们“不自觉”地展现出与自己的主论点相冲突的思考逻辑。清政府意欲“救国”反而“失国”，不过是一个例子。
因此，若说清政府的失败源自“失道”，关键恐怕还不在于怎样理解一个“失”字，而在于怎样理解这个“道”字：在“道”出多途的情况下，何所谓“道”？所“失”者又是谁的“道”？“道”的标准一变，以“合道”“失道”为区分的行动边界也就自然需要重新调整，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可行？同样举措的性质往往立时改变。尤其是，当标准的变动尚未达到“公认”程度，不同的人实际是以不同的要求和期盼相互对待，擦枪走火，乃至酿成整体性的社会大悲剧，自在意中。
罗志田先生指出：在晚清读书人那里，“具体之‘民’的实际心声已被抽象的‘国民’应有的观念所替代”。“应有”二字相当准确。其时舆论爱说“主权在民”，“国民”的地位相当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貌似又很难找到“合格”的“国民”（因为制造舆论者在用一幅“理想国民”的画像来衡量实际真正存在的国民），故不得不起来“代民立言”。这其实也未必是一个太大错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士为四民之首，本是农、工、商的表率，但问题是，其时至少一部分商人已经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愿找人代言，而新兴读书人和农、工之间的思想差距也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但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可以“代表”人民讲话的。
我们或可由此注意到近代政治中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官方要有为，与官方相竞的一方也要有表现。罗先生以简洁的笔触为晚清的热血读书人画出一幅速写：他们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更不了解他们想要“摹拟”的“西方”，但只要“胆大”，“肯说话、愿意说话也能说话”，也就可以“参政”了——大部分情形下是以“议政”也就是造成“舆论”的方式来参政的。“舆论”可能是“民心”，也可能不是（至少不是全部），但它如果声量够大，又没有其他竞争者，也就可以造成“认知”，继而影响实践，决定历史走向了。本书屡屡将目光投向“感觉”“眼光”“心态”“想象”“名词”这样一些不大“客观”而不断变动的因素，正是欲向读者展示“人心向背”如何造就历史。作者强调，相对于单纯的“制度”变化，“人”的改变才最重要（当然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似也可由此角度理解。
然而，这的确又是时过境迁的反思。历史由各种因缘凑泊而成，人力无法全然把控，身处局中者，即使能够部分看破其所在境遇，也难以找到更好、更可行的方策，只能摸索前行。是否成功，无可意必，不无运气成分，为后见之明所难替代。
这册十多万字的小书，在罗先生几可等身的著作中，并不特别显眼。然而，字数多少从来不是衡量学问的恰当尺度。愈是小书，愈考验一位学者功力的高下。在有限的尺幅中，作者须将学养识见直接呈露，不能迂曲萦绕，云山雾罩。事实上，此书篇幅虽短，却将罗先生在不同论文中详细讨论过的议题，诸如“道出于二”“四民社会的解体”“国进民退”“异端的正统化”“物质的兴起”等，高密度地统合在“革命形成”的主题下。因此，某种程度上，我愿把此书看作罗老师关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通论性作品。
不过，此书是作者一个更大研究中的阶段性成果，也因此留下一个悬念。现有论述主要围绕被革命的一方——清政府展开，真正的革命者迄未上场——他们怎么重新界定“合道”和“失道”，构成了“革命形成”故事的另一部分。因此，不妨借用旧小说的一句套话来结束这篇小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