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不仅与战争有关，而是战争的核心。在重重压迫中，女性主义的战争经验超越了单纯的被动受害者——女性可以为平等而战，为和平而战。
历史上，不论是世界性的战争还是地缘性的冲突，战争很少把女性的经历作为理解政治矛盾、权力冲突甚至颠覆统治的起点、视角和心理基础。战争的发生、呈现和讲述往往都充满了男子气概，都源于男性化的记忆，都围绕着男人的耻辱或者希望。而女性是天真，是战争政治话语中的被动的客体；女人是无辜，是受到战争影响的寻求庇护的难民；女人更是点缀，是衬托战争之惨烈和男人的英雄主义的道具。
1940年8月28日，在英国诺福克郡凯特林汉姆庄园的凯特林汉姆大厅训练中心，急救护理义勇兵（皇家公主的志愿军团）的成员正在接受演习。
然而，“男人制造战争，女人承担后果”的简单叙事，片面地简化了性别与战争的关系。从安史之乱下的杨贵妃到神话中的海伦，男人以女人的借口制造战争。从孟姜女到花木兰，女性既可以是战争被动员的支持者，也可以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可以是反对战争的动力。另一方面，国际争端和民族冲突看似总是排斥女性，把女性当做不重要的边缘群体；但不论是保家卫国、支援救助，还是提供支持，战争实际上需要女性。战争通过性别化的民族主义叙事神化女性，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权力运作极端排斥和贬低女性，并不把女性当做真正的行为主体。战争中的女性经验往往被剥夺，战争史中的女性记录尚存真空，女人成为战争的失言者。
如果说流离失所、成为难民、遭受性侵犯、沦为人贩子的猎物、生命财产安全受威胁是战争对女性带来的直接伤害，那么，战争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对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对公平和正义的剥夺，则构成了结构层面的暴力——战争不仅仅是硝烟弥漫军火交锋处，作为终极的暴力，它更是泯灭意志强加暴力的权力关系。本文把目光聚焦于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女性，讨论战争性暴力、战争下的性别化的民族叙事，通过回顾战争中的女性行动者的处境和经验，重申女性主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战争的和平主张。
女人的身体，战争的另一个战场
从历史上来看，战争与性暴力是一对相伴相生的孪生怪胎。而女性的身体就是战场的一部分。慰安妇、军队妓院、战争性侵等不堪的现象成为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角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入侵以及与之相伴的强奸是普遍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本的慰安妇制度，是国家意志在军事管理制度中有组织地利用对妇女的性犯罪来达到战争目的，使中国、菲律宾、朝鲜半岛的大量女性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在二战结束后，虽然全世界迎来了一个基本和平的历史阶段，但在地缘性政治冲突中，女性一直都是战争的祭献品。1991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民族清洗”成为大规模的强奸的借口。1994年，卢旺达冲突中胡图族男子强奸图西族妇女，导致了著名的“战争之孕”；1998年印尼政治剧变中，印尼华人妇女被集体或当众强奸，根据民间团体的估计，最少发生了一百六十八宗强奸案，甚至造成一千两百名华人女性死亡。
面对这些惨痛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战争性侵犯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因为军纪涣散、个别士兵的性欲旺盛。学者韩冷通过性医学和强奸当事人的描述总结到：强奸与性满足关系较少，更多是为了满足对弱者的凌辱和压迫。强奸与战争的内在属性暗合，只是战争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犯，被克罗地亚女性主义者维思娜·科斯（Vesna Kesic）认为是“种族灭绝式的强暴，是男人毁灭另一些男人甚至整个社会的荣誉，而不是和性欲有关”。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路易斯·罗伯茨在关于二战的研究中就指出，“性行为并非是释放战争压力的副产品，而是权力的神话、象征和模式”。
历史上许多传统战争的冲突主体发生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在战争强奸的政治意涵中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众多性别史学者分析了女性的身份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强奸的权力结构与国家政治的入侵有着同构关系。“女性的身体被迫成为战场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权力争夺的场域，对被占领国家女性身体的征服，与其对领土的征服具有同样的政治意义。”克内泽斯威克（Djurdja Knezevic）在《情感的民族主义》中指出，“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染的策略，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女人”。
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叙事不约而同地把女性、生育和维系家庭的作用纳入动员宣传国家意义中，通过“祖国母亲”等意向来强化民族政治的规范，鼓舞士气、激发精神、召唤认同。对于战争动员而言，这是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但这样的性别隐喻对应着现实中的战争悲剧。正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叙事，女性的象征意义和战争中性别化的修辞，构成了现实生活中强奸的文化基础——化身成大地母亲的女性符号让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领土侵犯者攻击的对象。克内泽斯威克说：“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性、占领土地之间，似乎可以划上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入侵者强行对‘他者’领土的‘进入’可以理解为一种‘阳具’霸权行为。”
强奸导致的怀孕、生育也成为了进行“人口清洗”的残忍手段。学者陈顺馨也强调了性别话语中“纯洁性”与地缘政治中领土的“完整性”之间的隐喻。由于强奸与打破贞洁、性与生育的隐喻和关联，性侵犯在民族主义的叙事里充当了一种工具：对女性身体的侵犯打破了民族/人种的“纯洁性”，也因此构成了对人口变相清洗和对人种纯洁性的所谓挑战和玷污。迫使当地女人怀孕，集体强奸或者当着家人的面进行强奸，意味着入侵者对“他者”领土的“进入”（penetration），对他族的侮辱。历史上，由于性别和种族主义双重叙事，战争中被外族强奸的女性也受到本族的排斥，性的羞辱成为民族的羞辱。迫使被强奸的妇女生下孩子，在父权制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战争逻辑下，入侵者对某族女性的羞辱和入侵，被赋予了强势民族对另一个弱势民族侵犯的意涵，也就构成了对这个民族的侮辱和伤害。
战争中的性犯罪并不是极端状态下，受到民族主义心理驱动的“即兴的激情犯罪”，而是有组织、常规化、有秩序地被国家机构执行着的制度性犯罪，“军事奸淫”是被国家父权制所引导和鼓励的。正如慰安妇制度和军队妓院是政府授意的有组织的对女性的大规模侵害，来自不同国家的慰安妇内部也分为三六九等，分别服务于不同等级的军官，军队“性事”的管理实际上与权力机构如何想要控制入侵地，使后者保持屈辱、顺从的模式和制度密切相关。通过实施性暴力，战争中的强奸行为就是在宣布民族之间权力差距，形成等级关系，进而达到完成侵略的目的。
在战争、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争端面前，国家、民族、文化谱系、公民身份分别与性别相互交织，构建产生了战争中的“强暴”现象。战争强奸的发生，甚至可以不分阵营，更说明父权制的残暴并非战争的秘密。根据研究，战争发生，酒精的消费会提高，崇尚武力和暴力的氛围浓厚，武器的泛滥和社会的失序，女性不但面临来自战争的威胁，也处于更高的家暴风险里，遑论跨国或异族婚姻里的身份认同问题。对于不同的国家和阵营，战争的胜负和正义邪恶可以黑白分明，但对于女人而言，战争只有一副恶魔的面孔。女人在战争中并无胜负而言，人类的战争史就是妇女的血泪史。
战争的失语者：女性不仅仅是战争的牺牲品
性别化的战争话语，营造了“英雄的男人，被动的女人”的二元对立，这两个战争性别的人偶形象，遮盖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真实角色。在“定型化”的性别与战争的想象里：男人是强大的，女人是弱小的。男性是好战的、凶残的、充满攻击欲的；妇女天生具有和平、抚慰的性质。男人是外在的保护者，女人是被内在的、被保护的对象。男性摘取了英雄的桂冠和头衔，而女性却没有了声音。女性在战争的记录中成为衬托男性英雄主义的边角料、成为描述战争残酷的受害者。
诚然，我们要承认战争给女性带来了无尽伤害，但这不代表女性在面对政治冲突和战争时没有自身的主动性。尽管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和平主义倾向，但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是“不战主义者”。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军队中就有雅典和斯巴达女兵。两次世界大战中也不乏女兵的身影。中国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不同维度上说明了女性在“家-国-民族”的战争叙事中如何突破性别限制在战争中积极地行动。纵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经历民族独立运动或反殖民的历史中，有大量资料表明，女性是民族调动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女人是战士，支援前线、投入建设，与男性可以并肩战斗。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书封
谈到战争与女性，没有人能够忽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非虚构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War's Unwomanly Face，直译做“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就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女性。她们是战争中的女兵，担任坦克手、枪手、后勤人员等。阿列克谢耶维奇无意把女兵们塑造成女英雄，而是以一种忠实的态度，展示了女性是如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投入战斗，被迫成为杀戮者。她们是因战争失去孩子的母亲，是对搬运尸体习以为常的体力劳动者，是在战争中依然展示出柔弱和温暖的卫生指导员，是仍然渴望扎辫子穿裙子回归正常生活的女人。
军事和社会环境里的性别歧视却进一步压抑贡献于战争一线的女性，消解了战争中女性的存在意义。根据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录，女性被迫参与战斗，却饱受恶意的性的猜忌，被称为“战争老婆”、“野战妻子”，认为她们在战场上也只能充当泄欲的工具——不论来自敌人还是英雄。女兵能活着回来被认为一定是因为她当了逃兵或者出卖了肉体，因此也很难被战后的环境和社会接纳。而哪怕战争结束，战争的阴影也会阴魂不散地笼罩她们，女兵只能通过沉默和隐瞒抹去战争对自己的影响。
此外，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个叫做Dang Thuy Tram的军医于1966年至1970年间写下了两本日记，记录她的战时经历。除了对越南的乡村和周遭人们的描写，她还写了爱和失去，她的抱负和挫折，以及她努力理解战争对越南人生活的转变影响。这部作品后来被女权主义地缘政治和感情地理学学者认为是战争中典型的女性案例——因为在战争中照顾家庭，她是越南的“道德母亲”；又因为军医的职业，她也是一位“公民战士”。Thuy的日记中那些亲密的、感性的描述，与宏大而美化的、阳刚而抽象的军事暴力形成了来自女性视角的反向叙述。
女人口述的“小历史”向我们揭示了女性被压抑的战争经验，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大舞台中，尽管男性依然被认为主导着与武器、战争、外交活动和高级政治相关的活动，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打破这样的偏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辛西娅（Cynthia Enloe）写道：“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资本和武器，还依赖于对女性作为象征、消费者、工人和感情安慰者的控制。”她从农业旅游、民族主义、军事基地、外交等方面的女性的生活经历入手，分析国际关系的运作如何一边依赖女性的付出和贡献，一边在文化和制度上将女性排除在政治和国际关系运作的权力中心外。男性化的国际关系、政治决策中性别化的运行模式、让女人无法成为决定世界事务的真正决策者——女性总在政治权力运作序列中的后排。
战争背后也总是牵连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不同的危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女性就不得不与同时与民族掠夺、殖民入侵和性别不平等做对抗。战中不仅仅让女人陷入贫困和困境，家庭破碎，同时也要求女性支援前线、打扫废墟，提供医疗救助，保障物资供应、支持社会生产等。事实上，战争需要女性，且往往强迫女性经历更严重的劳动剥削——家务劳作不再只限于服务家庭，而被提升成“国家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阶级地区的妇女被要求以低于男性的工资从事工业、运输业等，于是，同工同酬与劳工斗争成为战争期间女性斗争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家庭主妇填补男人因参战空缺出的岗位，涌向工厂和职场，也迎来新的社会变革。在社会结构松动瓦解时，性别议题高度的军事化和政治化，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社会状态都会迎来新的冲击。
最后有必要指出，更多的女性参与战争是为了阻止战争。从一战二战的历史到离我们更近的现在，在对女性参战者的采访和记录中，为自己的尊严、人身安全、为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下一代而战的女性大有人在。女性往往是希望终结战争而被迫投入战争，女人常常为和平而战。
女性主义的和平运动与和平诉求
有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不仅与战争有关，而是战争的核心”。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极端而又连续的性别暴力，而父权制正是这种暴力文化的中心。阻止战争、追求和平也是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的目标和立场。正如“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典故质朴地表达了女性对军事和战争的控诉，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来自女人的和平诉求。西方妇女运动与和平运动相互交错，穿插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奥地利的贝萨·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就是在1905年因为其著名的反战宣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
简·亚当斯
简·亚当斯（Jane Addams）是一战时期的美国女性主义和平活动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超前性，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她提出的“新国际主义”主张建立中立国联盟，进行仲裁，把和平的概念延伸至广泛的世界性，突破了国家中心主义。她认为要重视女性在和平运动中的作用，要求女性积极争取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权利。她强调了了粮食安全与战争危机，并且认为女性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简·亚当斯也是积极活跃的实践者，1915年1月10日，美国妇女和平主义者成立妇女和平党（Women's Peace Party），她成为主席。
妇女和平党的纲领当时就提出实现和平的多个主张，并且把对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的改变与对经济社会和具体的人的改变结合在一起。例如，邀请中立国一起签订和平公约；限制军备和制造业国有化；有组织地反对军国主义；对青年进行和平理想教育；外交政策民主化；给予妇女选举权；用“国家协调（concert of nations）”取代“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同年，于海牙举办的国际妇女大会上，各国妇女成立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海牙国际妇女大会的内容甚至影响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会议的建议后来被吸收到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中，该原则是一战结束后提出的第一个和平纲领。作为女性主义和平运动的先锋，她的思想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战争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让全世界都处于军事备战、核威胁的恐惧中，反战、反核、裁军和削减开支一度成为和平运动的主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越南战争的爆发，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与反战运动高度结合，对西方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期间全世界各地的女性活动家在独立法庭、人权组织、媒体等组织中活跃，为女性声张正义，争取和平。
本文无意穷尽所有的女性主义和平运动的历史，但其中一些变化值得注意。例如，和平就是没有战争（peace is the absence of war）”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这样定义和平：一、和平是所有形式暴力的缺失或减少；二、和平是非暴力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女性主义者也不断充实对和平的理解，反对“僵死的完美和平”，认为和平状态因人类文化和经验而不同。
加尔通以“暴力”取代了传统和平定义中的“战争”，并强调实现和平途径的非暴力特质。他也指出了战争中存在“暴力三角”，即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结构暴力是关于贫穷、歧视等不同的社会待遇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对象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现象。文化暴力则存在于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经验科学、宇宙论中，通过学校、媒体等机构传播。女性主义者则更加强调性别视角中的暴力问题，要求打破暴力议题中性别化的二元对立，充分理解不同的权力关系如何在暴力运作中发挥作用。
在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批判地缘政治等不同思潮的影响下，“和平”和“安全”的改变从单一的国家安全、单纯的军事向全球生态、环境、人权发生转变。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性别安全、家庭安全、流动安全等生存权利的安全内涵被不断延伸丰富。战争冲突不仅仅是军火的交锋，也是贫困、疾病，压制和歧视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是政治结构中冲突和分配不均的现象；更是语言、意识、经验和信息的暴力。女性主义的和平不仅仅追求消极和平，不仅仅反对直接暴力，也追求积极和平，即消除结构暴力和文化不公，追求安全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
值得强调的是，女性主义学者也指出了女性主义和和平研究要警惕“妇女热爱和平”和“妇女在建设和平中能承担比男人更大的责任”等观点。以和平方式实现和平是女性和平者的理想，但这不意味着女人一定是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形式暴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者。反对在和平运动和反战诉求中进一步僵化性别二元，将和平特质女性化，和平和发展应该是所有人的责任。非暴力的和平途径或许各有不同，但女性主义强调由广大妇女参与的、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和平主张。这对今天风雨如晦冲突不断的国际形势，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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