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诉讼》“缝合成衣”
卡夫卡的《诉讼》是个庞然怪物。里面没任何东西是“正常”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简单的，无论你是研究它的诞生史，它的原稿，还是分析其形式、题材、内容，或者着力于阐释这部作品本身，探究的结果都一样。无论朝哪里看，都是幽暗一团。
这一点，布罗德最先感觉到了，因为卡夫卡经常会给他读上几页。最终，布罗德把手稿拿回家去了，他可不想让卡夫卡把书稿销毁掉。他深信《诉讼》是部重要作品，足以让好友成为超新星，光耀文坛。可他最终拿到手的却是松散的一百六十一张活页，大部分正反两面都写了字，从几个本子上扯下来的。卡夫卡给这堆稿纸草草归了类，给每一“捆”（可以理解为一个章节）加了一页封面，上面写有临时性的标题。但是有几“捆”里面仅存一页，而另几“捆”则让人怀疑包含了不止一个章节的内容。其中哪些章节已经写完，卡夫卡在生前从未透露，也从未给这些章节编过号。所以摆在布罗德面前的仿佛一个大杂烩，里面有已经完成的章节，快要写好的，才写一半的，以及刚刚才写了个开头的章节。而且如果要做成书，布罗德还得自己给这些章节排序。当然，他还有大把时间、大把机会直接询问作者本人。只是对此他很谨慎，不轻易开口。布罗德很高兴把这个珍宝锁在自己抽屉里保护起来。他以一贯的方式
给卡夫卡施压，比如公开谈到卡夫卡“完成了”一部长篇，有一回甚至威胁说，他要独自将《诉讼》“缝合成衣”。倘若卡夫卡曾经疑心布罗德说的可能并非玩笑，那么肯定会找布罗德要回《诉讼》书稿。
布罗德是老道的文学评论家，但并非以研究文本见长的文献学家，他不具备这方面的技巧，也没有这类专家应有的顾虑。他把卡夫卡以速记体写下的段落整个划掉，然后在同一页上整整齐齐誊写了一遍。他觉得这么做并无不妥，他竭力要让那些为卡夫卡的文学天才所倾倒的读者读到完整的作品，用尽一切办法掩盖作品支离破碎的原形。他给小说添了标点符号，统一了人名，为了让没写完的一章显得完整，甚至调整了句子顺序。过于零碎的段落，他干脆拿掉，或者像在后来的版本中出现的那样，将其归入“附录”，其余则凭个人感觉来整理。就像“启示录”一样，这部令数代文本鉴赏家驻足评赏的文本最终以这样世俗的方式诞生了。
如今，普罗大众也能借助复印本一睹珍贵原稿的真容。有鉴于原稿极难下手，我们应当承认布罗德的整理工作已做得相当不错了。他的打算是，在卡夫卡离开人世后便立即发表这部大作，越快越好。短短九个月，他便达成所愿。至于原作者究竟怎样排列这“一砖一瓦”，又是怎样将其堆砌成屋的，布罗德也不得而知。而文献学发展至今尚无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我们只能寄望于卡夫卡自己写的目录了，或许哪一天就在布拉格某个尘封已久的阁楼里突然被人发现……
《诉讼》
然而《诉讼》打开了全新的书写方式，卡夫卡的作家朋友中没有一个想到过。他想要描述一个真实的诉讼场面，包含所有法律上的程序和细节。他要描写一个生活圈子很小的被告，在日常生活中只有非常简单的几层人际关系：女房东、女邻居、情人、母亲、同事、上司、客户、律师、顾问。卡夫卡想要写出这场诉讼对被告的影响。可难道非得像《失踪者》那样按时间顺序、以线性叙事手法来一点点展开主人公的命运不可吗？有没有其他策略可用？当然若将主人公置于其现实生活中，每一刻每一处都有可能遇到意外之事，那么作者确实也就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追随主人公的脚步，不断地在上次停笔的地方续线。有时可能也就在那儿断了线。因为他必须提前铺“路”，确定好方向，而究竟有没有“路”，他无法预知，总要等那“路”在他场景想象的光线里慢慢浮现。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视野太窄。所以一个永远的难题就是：第二天怎么接上头一天夜里写下的最后一句。
但是《诉讼》这部作品不一样，它像一台钟表，其机械原理完完全全暴露于意识的亮光里。小说开头被“控告”这道闪电打亮，而结局只能是执行判决。于是就有了一个基本框架，有了一连串松散相连的场景，由整体的想法自然而然推导而出。卡夫卡现在的策略是，先抓住那些牢牢盘踞于脑中的场景，写下来。有些记在这一本上，有些写在另一本里。
还有些开头他一时找不到空白笔记本写，便随手抄起一本写过的本子，记在最后面。因为这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已轮廓清晰，而且那是整个小说框架的柱石，所以这两部分先写，甚至可能是同时写好的。
这几天我都在写作，我想坚持下去。如今我不能像两年前那样，完全躲进避风港，钻到写作里。但不管怎样我有所领悟，找到了一点方向，我的单身汉生活富有规律，空虚，让人发疯，而现在也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我又能跟自己促膝长谈了，不再木然凝视那完全的虚空了。只有借由此道我才有改善的可能。
卡夫卡在慢慢开启一生之中最多产的创作期。这潮水一般涌现的文思源自何处？我们可以想象：为了婚姻他经历了经年累月的心理挣扎，耗光了精力；而随着这挣扎的结束，他又恢复了活力。就好像幕布拉开，长期昏暗的心灵舞台一下子照亮了。人物出场，一道道布景，一场场戏，鲜活而立体，如同置身于人在发烧时的梦境。这一切几乎淹没了他，开始的时候他记下一些灵光一闪的句子，写下在脑中转瞬即逝的小场景。但接着他便转身成为那些梦境的导演，独自掌镜，似乎是紧握了拳头，一再激励自己，俨然是自己指挥着自己。“我知道我不能放弃———如果我要超越写作（它已经被我其余的生活方式压得直不起身了）的最初痛苦，达致那可能正在前方等候我的更大自由，那我就不能放弃。”
在一片黑暗中摸索
我们翻开一本书，看了二三十页之后，就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什么风格，这是怎样一本书，它如何铺陈、展开，是不是一本值得认真对待的书，大致应该把它归入哪一类。至于这本书，你一无所知：你在一片黑暗中摸索。这是什么？那又是谁？
而当成千上万的人遍寻这把“钥匙”而不得，那么大家宁可说这把钥匙被作者藏得很深很隐蔽，而不是毫不掩饰地承认根本就没有什么“钥匙”———毕竟前一种说法在文化层面上更具吸引力。当然，对于这种各个理论竞相解读的“盛况”，卡夫卡自己显然也难辞其“咎”。要理解卡夫卡，似乎真得先“翻译”他，这跟其不愿“开门见山直述其事”的独特风格有关。他的所有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和《城堡》，包括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其实讲的都是主人公面对参不透而又恼人的谜团。这个谜团突降于约瑟夫·K和格里高尔·萨姆沙头上，好像醒来的那一刹那，眼前闪过一道电光。那是种“可怕的痛苦，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眼前之事”，这种痛苦传递给我们，无法抵抗，虽然我们很想挣脱。另外，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读者并不比主人公知情更多，读者只能借助非常有限的信号，才能看出主人公为解开谜团而做的努力是否有望成功。卡夫卡正是通过这种写法又加重了我们阅读时的挫败感。这种感觉就好像你跟在别人后面在黑暗里摸索一样，你跟他一样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一旦你要摆脱这种依赖，一个人留在后面，那么你便连仅存的那点指引之物也没有了。
要解释造成小说这种“幽暗”的缘由，我们不妨选他某一篇小说，比如《诉讼》，讲给一个从未读过这本小说的人听。某银行襄理在一天早晨突然被告知：他被捕了。襄理了解到，针对他的诉讼已经受理，至于所犯何罪则无人知晓。他极力想通过一个个中间人寻找法院的咨询单位，结果一无所获。同样他的律师也一筹莫展。被告碰到几个女人，想在她们那儿获得援助，结果这些经历也不过是匆匆而逝的小插曲。最后主人公被两个刽子手带走，在采石场被处决了。
这样的内容介绍只涉及这部小说的“情节”，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为什么这种内容介绍完全不能切中肯綮：因为它过于直白、明确。约瑟·K果真被捕了吗？作者在开篇第一句便声称K被捕了，但这所谓的被捕也仅停留在口头“通知”上，在此之后，“被捕者”还是行动自如。他照常上班。法院联系了他，然而没有迹象显示法院将做出什么实际行动。初审安排在一栋普通的出租公寓的阁楼上，结果也只是核实了一下个人信息而已（预审法官手里的某些信息还是错的）。这倒像关于法院的一幅漫画，但跟我们熟悉的司法部门却没半点关系。
“逮捕”“审问”“指控”，这些词我们不能根据其原来意义去理解，虽说跟原义并非没有关系，但所有这些概念的内涵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人用“梦境逻辑”来解释卡夫卡的文本，也不无道理，毕竟卡夫卡自己也说过“如幻梦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么关键的话。事实上《诉讼》描绘的现实跟紧张梦境所特有的“疏离效果”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大量过于清晰的细节，令人惊恐的时空错位，各种莫名其妙的阻力，特别是所有事情缺乏动机、解释和起因。很多东西似曾相识，却好像通过棱镜发生了折射。从形式上看，卡夫卡构建的法庭体系与现实相符：有被告、看守、律师、法官、办公室、层级制、卷宗、刑罚，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巨兽一般的机构存在的意义何在？它似乎在自己内部打转，似乎纯粹靠自己运行、生存。
如果对手躲在暗处，瞧不见他的脸，那么我们就感觉格外危险。很多电影都喜欢利用人的这一“进化残留”制造恐怖效果。因为那个“他者”不现形，观众心里便会不由自主画出一幅场景来，而那正是其内心恐惧的化身。《诉讼》里的情形就是这样。卡夫卡给我们引路，但当我们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层面纱便倏然落下。他的法庭虽然具有清晰可辨的外表，但我们透过这层表面发现的一切，每每将我们引向别处，引向更难以预料的本质：“最高法官”，“法”。我们所知越少，就越会揣测。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法庭，每个人都说出了一点东西，但没人有过亲身经历，他们的话都源自道听途说。法庭占领了思维和语言，于是它无所不在。当被告冲进法庭，最终跟那不知姓甚名谁的法官面对面对峙时，在他心里绝不只是负罪感：要知道一个想象中的对手远比有头有脸的对手更为可怕，而生活在狙击手的打击视野里远比公开的决斗更为恐怖。
但是如果法庭无处不在，那么说得准确一点，它就在“此处”，在生活的物质洼地里。约瑟夫·K被捕时还在床上；看守吃着早点，讨论K的睡衣；邻居透过窗户呆呆地往屋子里看。办公室的同事都知道了这桩事。他是别人的情夫，就连这个身份也暴露在无形证人的监视之下。诉讼的开始便宣告了一切隐私的终结。这种让受害者无所遁形的表现方式，被很多人解读为对未来的预言。事实上，极权主义社会里人的内心状态与卡夫卡的这些描写何其相似，直教人愕然喟叹。而这些卡夫卡又是如何知道的呢？盖世太保的暴行让数千万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卡夫卡早在那之前二十年便写出了这种恐惧。我们也不禁想起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里面描写了一些监视手段，看守可谓悠然自得，而帅克像小孩子一样耍点小花招就轻易摆脱了。哈谢克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当年奥匈帝国军队的懈怠，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相当遥远，几乎像一则童话。而《诉讼》刻画的噩梦则展现出二十世纪一种根本的精神状态。
卡夫卡并非先知先觉，但他的社会“雷达”可以探测到很远。即使没有世界大战，他也足以看清如流沙一般无所不侵的（泯灭了个体身份）的群体暴力。身为犹太人，他很早就体验过这些。另外，他也通过自己父亲的例子看清权力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其“自有法则性”以及那似乎盲目而捉摸不透的横断专行。至于战争暴露出来的那伤痕累累、布满血迹的肉体，还只是一个额外副产物，同样是副产品的还有幻想身体被机器刺穿的画面，这些画面早在写《在流放地》之前他就已经通过工作业务上的接触而见怪不怪了。
然而指引卡夫卡写作《诉讼》的，并不是为时代诊断的想法，更不是为了替读者破解什么重要信息。在卡卡的日记公开之后，我们恍然大悟：是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的那个“法庭”为他提供了关键的画面和场景。我们也从他日记里看出，卡夫卡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几乎一比一还原了他在那一整年蒙受的屈辱以及无数零零碎碎的经历。在小说中，与他生活经历完全相符或者对生活经历有所影射的多达几百处，估计还有几百处永远也不可能被我们发现。卡夫卡在当时一定很清楚，他完全在演给自己一个人看：他的第一批读者———布罗德、鲍姆、韦尔奇以及奥特拉，或许能够猜出毕斯特纳小姐与菲莉丝·鲍尔之间的关联，但却无法证实。他们不知道卡夫卡给这两个人都用了“F.B.”这一缩写名。他们恐怕也不知道，小说里多次提及毕斯特纳小姐房间里的那件女式衬衣，其实就是卡夫卡未婚妻的衬衣。格蕾特·布洛赫的生日在星期一，于是她在小说中对应“蒙塔格小姐”。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很讨厌的一位经理则以“副经理”之身出现在小说里。采石场的死亡事故及其预防，正是身为事故问题专家的卡夫卡这几年一直大伤脑筋的话题。在自己房客被捕后，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安慰之语颇令人泄气：“不必把这事看得太重”，这句安慰话我们猜大概是卡夫卡母亲的原话。
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装满私人密码和简称的盒子，连卡夫卡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打开。仅仅通过这些东西卡夫卡就能构建一个充满魔力且可信的虚构世界吗？要那样就真奇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不要将小说的形成过程与效果混为一谈：即便给作者的大脑拍一组Ｘ光照片，也顶多只能满足我们“他从哪里获得这一灵感”之类的好奇，但绝不会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有何目的”之类的问题。就像《失踪者》一样，《诉讼》这部小说自传成分很少。我们须知，卡夫卡有一种了不起的本领：能将各种事实素材投入炉熔，再重塑为新的信号，同时又让你看不见它在现实中的来源。读者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面对这两部长篇就如雾里看花，不见真相了。这方面的证据在小说里比比皆是，比如在开篇第一页就有：
马上听见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公寓里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又高又瘦，却长得相当结实，身穿一件合身的黑衣服，像旅行西装那样有许多褶边、口袋、束带和纽扣，此外，还系了一条腰带。虽然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但这身装束看上去却十分合身。“你是谁？”K在床上坐起来问。
那件“旅行西装”卡夫卡在哪儿见过，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并非全然虚构出来的。关键在于这件衣服出现在此处，是一个信号，因为它的功能———是件职业装。而缺失的信息则是它究竟代表哪个职业。
此外这暗号一样的现象越是明显，其背后隐藏的黑暗就越令人感到痛苦不安。每个细节犹言：我在这儿，我另有深义，可我不会把那层深义说出来。于是我们才会从他的文字想到秘密警察，想到身穿制服的帮凶，想到希特勒的党卫队，尽管这些人跟小说中守卫着虚构法庭的那些并无恶意的看守瞧上去一点都不像。
现代社会的噩梦和世界的樊笼
这部小说给人感觉根本不是叙述者，而是小说人物自己一次次用手指向了黑暗，这是卡夫卡手段巧妙的地方，也是《诉讼》超越《变形记》的重大一步。虽然约瑟夫·K几乎被各种暗号包围，但我们只能透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一切，而他的目光又完全飘忽不定。那些他一开始觉得无关紧要的印象，竟在他内心深处久久激荡；而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经历，到头来往往毫无意义。比如，来人偏要选在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宣布他被捕的消息，他觉得法院在这一点上太不顾及别人感受了；而没过几个小时，内疚感便啮噬着他的心，就好像这个“逮捕”地点是他自己选的一样。
由此我们翻开了这部小说的“里层”，它主要体现在被告“如幻梦一般”不合常理的行为举止上。被告显得信心不足，没有把握，一会儿表现得卑躬屈膝，一会儿又拉高调门攻讦法院。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要求，他便自顾自地打算起草一份长长的“申诉书”，以书面形式为自己的生活辩解；可到了关键时候，他又显得心不在焉了。他希望那位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房东证明他的清白，同样还期望隔壁租客毕斯特纳小姐出面帮他澄清真相，他平时都没怎么跟人家打过招呼，现在却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抓住人家不放。他猛然又想起来要看望母亲，而多年以来一直躲着不见她老人家。很明显：被捕一事在他内心深处激起了层层波澜。现在Ｋ感觉自己有罪，虽然小说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有何罪，但毫无疑问，这一“罪感”跟Ｋ现在一下子要所有人站到他一边来帮他的种种做法直接有关，毕竟K此前的生活单调乏味，没有快乐，没有温情。
这样法庭看上去也变得不一样了。虽然小说开篇一章即提到，法庭被Ｋ的罪行所“吸引”，但这法庭在本质上毫无权力可言。卡夫卡细致入微地抹掉了法庭自主活动的所有痕迹，就连初审的日期也是被告自己定的，而且他还确切获悉：不听传唤、拒绝到庭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即使受罚，也是法庭看守受罚，而且还是在K申诉了情况下才会处罚他们。最后刽子手现身，也没有早一个时辰赶来，到的时候K已经在等他们了。当他“试探着”做出身体上的反抗，两个刽子手竟奈何不得他；直到K在道德上投降之后，处决才得以执行。这座法庭似乎只会根据被告的行为做出反应，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只能照出Ｋ真正希望发生的事（与他的无罪申明相左）。而且正因为他不了解自己（也许这也是他的罪），在这面镜子里他自己的面孔才显得如此陌生、恐怖。
法院本身也毫不掩饰地对案件表现得漠不关心。“在大教堂里”一章末尾一句话也许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出自K的对手———监狱神父之口，这人说话虽心平气和，却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句话也是他口中为数不多的一句大实话：“法院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神父这句话令人纳闷，瓦尔特·本雅明的评论同样耐人寻味：“Ｋ听到的这最后一句话，其实也宣告了法庭跟其他所有随意场面根本没有区别。所有场面都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些场面理解为K的行为发展出来的结果，那些场面独立于K的行为之外，仿佛是在某处等候着他似的。”
这句评论已直接触及《诉讼》冰冷的内核。因为那意味着，卡夫卡个人的“梦境逻辑”竟与现代社会的噩梦完全一致：对个体生活的剥夺似乎在我们所有人背后悄然发生。每个人看似自由，可无论你如何选择，你永远都只是一个“案例”，与之相应的规则、措施和制度存在已久，早已准备就绪，即便是你某些完全自发的举动、快乐的冲动都跳不脱那个彻头彻尾被管理、被规划好了的世界的樊笼。
本文节选自《卡夫卡传：关键岁月》（[德]莱纳·施塔赫 著，黄雪媛 程卫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2022年0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