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日】东晋次著，李天蛟、臧鲁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2021年11月出版，344页，82.00元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在评价王莽其人其政时，往往呈现出巨大差异。歧见背后不仅透射出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历史学学科属性，也反映出历史上的王莽或者史籍文献所记载的王莽，可能具有比较复杂的多张面孔。
汉代武梁祠北斗画像石
仔细检视海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可发现，在研究评价王莽时，似乎存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即位受禅的王莽，到底是构筑了信仰的牢笼、作茧自缚，还是神道设教、图谋篡位？究竟是深陷信仰的泥淖、浑然不知，还是极尽掩饰、作伪如一？于拥立或默许其上位的万千臣民来说，兆民许其代汉的言行到底是灾异末世氛围笼罩下希企太平的信仰使然，还是为了配合王莽这个或许具有强烈表演型人格之篡位者的集体演出、一种类似“剧场国家”的情景再现？抑或是受迫、规训于权势的不得不然？
以上这些触及本质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和解答“王莽篡汉”何以成功，以及挖掘“王莽篡汉”背后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文化实践，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制约王莽研究和评价的终极问题。
“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日本学者东晋次所著的《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日本首版于200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中译本）正是这样一部试图从问题根源处解疑释惑的王莽学术传记。如其书名所示，东晋次对王莽盖棺论定式的学术评价，即“儒家理想的信徒”。“信徒”二字，可谓冲决迷思、直抵本质的学术识断。当然，此般清晰明确的定性，乃是基于作者绵密周详的论证，明心见性之前乃是漫长的求索和沉淀。全书正文虽无一处直言“信徒”，却无一不显示其存在。作者独具慧眼地从“圣”字出发，由此串联起王莽一生言行实践之运转轨迹，并将其作为理解、体认王莽时代人们心态和情感的锁钥。
新莽时期画像石墓出土的拜谒图
从王莽青年时期的经历看，儒家孝悌谦逊、克己复礼的教诲的确使他获得了迟来的成功，这在塑造其儒教圣徒性格的同时，也深化了他对儒家社会和政治构想的信任。从外在的层面予以审视，王莽于当时举孝廉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以超常的毅力和隐忍，通过实践孝悌等儒家伦理赢取声望，成功出仕，这也可能是其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适如作者所指出：“从王莽的成长经历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王莽在年轻时就已经具备了某种觉悟，他相信保持这种生活态度才是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除在官场之外，王莽也为了提高自己在平民阶层的名声而煞费苦心。”（《王莽》，25页）
山东嘉祥洪家庙东汉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拓片
然而，王莽在不自觉地利用儒学的过程中，是否也不自觉地对其产生了拜服和崇仰之心，以及盛行于世的鬼神小术是否渗入他的儒学思想之中，此当为深入考辨王莽心路历程的应有之义，亦是贯穿东晋次著作始终的问题所系，及其不乏胜意之所在。
那么儒学是否只是王莽借以上位的外部资源？或者说王莽是否只是如后人所评价的“谦恭未篡时”？从王莽逐步掌权、摄政、即位、改制，以至殒命，王莽亦步亦趋地自比周公、以元后比附西王母，给时人以暗示或明示，从而为王氏家族及其自身寻找到超越刘氏高皇帝之“宗法圣统”的神圣资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制礼作乐、致治太平，达成圣人伟业。从王莽大量言行实践的具体细节中，我们或许尚且难以判断其即位与改制是否真诚出于仿效周公致治太平史迹的考量，但仔细审视王莽改制前后一步一步的时间规划和连续进程，我们也很难将这种与经书所载周公致治太平历史过程的惊人榫合，仅仅视为一种历史的偶然。
山东出土汉西王母、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另一方面，九庙、明堂、辟雍等王莽在长安（新莽时期改为“常安”）的一系列制作，通过今天科学的考古发掘已经得到证实，而其中所蕴含的神学思想、礼制信息亦为我们检证王莽的信仰而非世俗层面的思想样貌提供了有力证据，藉此可较为真实地触及王莽对周礼、周制的遵从心态。此外，从王莽身边亲近之人的评价、朝臣的言行及其面临危机乃至殒命等非常之时的举动，亦可管窥王莽相对真实的信仰心态。
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复原图。东晋次在《王莽》中提到，由王莽确立的南北郊祀制和明堂制，在东汉时期得以延续和完善，成为东汉礼教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概言之，王莽以儒学成功、因儒学上台、以儒学治天下，甚至希企复周，再现古典黄金时代，复刻周公制礼作乐、致治太平的一系列作为和生平轨迹，都可以视作王莽以“圣”自许以及作为儒家理想信徒的思想外显和历史表征。适如作者所指出，王莽所处的时代，适逢“阳九百六”大厄，“王莽及其身边的官员乃至平民百姓都渴望社会得到净化与圣化”。“以古代圣人制定的圣制净化现世，应该就是王莽依据儒家学说来‘制礼作乐’的本意。”（296-297页）可以说，东晋次以信徒和圣化为内在线索的历史勾画，为我们深刻凝望王莽的悲剧命运提供了超越历史表相的深层逻辑。
新莽时期出土诏版拓片。东晋次认为，王莽当时的权力和地位已无人能及，如果站在汉室血统论的立场来看，王莽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篡权者”；但是如果从政治与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性的角度思考，则很难做出这一评价。
相较于大多数有关王莽的既有研究，东晋次著作在科学精神指引下对现有资料予以最大程度地榨取，从而为我们细致勾画、展示出了儒家理想如何一步一步驯服王莽的历史内面。从历史的内面理解人物和时代可谓东著最重要的特征。这样的研究追求或旨趣不仅体现在该部著作之中（正文与后记曾多处提及），也隐现于作者其他研究之中。比如在《后汉帝国的衰亡及人们的“心性”》一文中，作者提出：“后汉时代进入后期以后，人们的‘永远的汉帝国’神话，对汉帝国的绝对权威的信念，已明显动摇。那么人们该到哪里去寻求自己认同的出路呢？没有值得依凭的绝对权威，人们不得不依靠家族、亲族这种血缘关系，或是结成局部地区的防卫集团，或是建立超越这种形式的个人间的结合关系，或是加入到宗教、学问的世界中来，以寻求各自的存立基础。”此般对个人心理与社会心态相结合的考察路径，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依然深具启发。
东晋次教授（1944-2021）
除了从一而终的问题意识（作伪还是成圣）和巧妙的观察角度（历史的内面切入），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东晋次还时常闪现出不群的学术洞见。兹举两例以为证。
第一个例子是有关王莽到底何时产生可以称帝想法的讨论。通过深描王莽出仕到掌权、即位的历史过程，作者在看似平凡的叙述中，始终紧扣王莽的内在心理及其面对的外在形势变化之二端，将细致的历史叙述与抽丝剥茧似的精微分析融为一体，由此合理而令人信服地传递出王莽完成从“安汉”到“代汉”的实质性跨越，实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进促成的认识。在王莽掌握实质性权力之前，作者实际上是将王莽放入王氏一族的上升之路中来分析的。比如针对王莽通过告发他的表兄弟也是其竞争者淳于长从而赢得大司马一职之事，作者评议道：“（王莽）究竟是为了赢得大司马一职，还是跟王凤一样，为保全王氏一族而做出的选择，抑或是一种正义之举？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会对王莽其人的看法和判断产生很大影响。”（41页）鉴于王根和元后也支持王莽禀报，所以可以认为王莽赢得大司马关键一职的方式并非有悖于其所坚守的儒家立场，而是环境和形势使然也。这之后，随着傅氏、王氏与朝堂权力格局的起伏变化，王莽也经历了被遣就国和重返京师的政治浮沉。在叙述王莽重返京师之后，作者简要评曰：“史料没有提及王莽重返京师时的情景，王莽从返回长安到哀帝去世这段时间内的动向也不甚明了。不过，想必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王氏一族夺权之计正如暗流一般不停涌动，而此时王莽面对的敌人也变成了董贤一派。”（83页）可以说，到此时，王莽依旧是背靠家族而战。接下来包括清理董贤一派、掌握朝堂主导权以及笼络士人、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治决策和实践，都展示出了王莽成熟圆融的政治智慧。在此过程中，如作者所指出的，王莽“考虑的应该还是挽救濒临灭亡的汉室江山”（97页）。
王氏世系图
此后的吕宽事件可谓引发王莽心态变化，乃至加速其走向篡权之路的重要事件。王宇一手策划本意在于阻止其父王莽扩大掌权的事件，却反而刺激王莽加大铲除平帝外戚和打压皇室同族的力度。从此，朝堂之上再无人能够阻止王莽。尽管如此，东晋次认为此时的王莽“应该还没有意识到那条通往帝座之路”，哪怕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作外戚和当皇帝两个选择（114页）。再后来，王莽获取“宰衡”之号，自比周公而大兴改制。作者分析说，当此之时，“王莽的心腹刘歆等人，似乎也没有将王莽推上皇位的打算。这样看来，至少在元始年间，王莽的心中仍然没有萌生称帝的想法”（122页）。
王莽封禅玉牒
当“制礼作乐”等艰难的圣王之事，在十万儒生帮助下于短时间内从容完成后，又在儒生的一片颂声和一系列符命的不断“启示”下，王莽似乎终于意识到称帝的可能性。经过“赐九锡”“假皇帝”等反复试探和步步逼近后，王莽称帝的“天命”和“民望”均已形成，最后他终于冲破高皇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咒，代汉称帝，史称“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御王冠，即真天子位”。
汉墓壁画中的西王母。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汉墓出土壁画，其右上部云雾状图案上写“太一座”三字。采自《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页76图28。
可以说，东晋次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和分析，分寸拿捏十分恰当，既严守史学轨范，坚持以现存史料能够推进的程度，予以有效论述与合理推测，又能够在鸩杀平帝等关键问题上大胆冲破两千年以来的学术迷雾，基于史料考辨为王莽说一句公道话。其持论之平允、论述之精当、情理之融洽，的确令人称赞。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西王母信仰与行西王母诏筹运动的讨论。从学术谱系和版图的角度审视，对王莽时期西王母信仰的讨论，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合理地把握西汉末年的灾害实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心态及民众精神状况，更重要的是，如果将王莽以及时人对包括行西王母诏筹运动在内的有关评议与该时期的政治实况、艺术造作等连接起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诸多有趣的事情。
首先是王莽对元后相关称号和礼制安排的合理认识。如果将王莽自比周公的相关行为与之结合一起考虑，便确实可以映现王莽将西王母与元后有意对接的心思。第二，如果充分分析“周公辅成王”以及西王母主题汉画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出现，我们或许也可以将其与王莽的礼仪制作及政治操作联系在一起，通过严密的考辨、分析，勾稽其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如上两方面的研究，皆可谓近年来学界用力较多、突破较大的领域，而东晋次先生其实早在《王莽》这本学术传记中已有所触及，如作者在“社会动荡与西王母信仰”一节的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当时的民众似乎一方面本能地感受到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于是渴望被西王母的神力救赎，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也在期待一位现实世界的救世主的出现。”（81页）要言之，王莽的上台和下台实际上都与文化环境所带来的人心变化深刻相关。而此般融思想信仰、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实践等为一体的分析，亦可谓立体认识历史的不同层次，从而动态捕捉影响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有效路径。
山东微山出土汉画像石西王母
除以上所举几个特点外，作为一本学术传记，《王莽》一书还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其简洁流畅的历史叙事、清通简要的谋篇布局以及平实准确、不蔓不枝的语言风格，都为读者带来了较好的阅读体验，也能够让读者在品读、赏味历史之余，有空间思考一些相对深沉的问题。就笔者来说，在上揭诸问题之外，读罢《王莽》，似也可以寻绎出西汉至东汉儒学逐步“国教化”的历程，以及王莽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最后，让我们跳出王莽，立足人物和历史研究这个更大的话题反顾《王莽》。诚如作者“中文版后记”所言：“解读一个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并非易事。史料越少，评价者就越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汉代的历史中思考王莽这个人物，思考他如何把握时代课题，又尝试如何应对。如此，便自然而然地知道应该如何评价王莽，大抵而言，学习历史的意义之一，便是把握对历史人物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与社会构造，并理解历史人物在这种影响下如何努力活得更好。”（308页）此当为作者几十年学术研究的经验之谈，也是一种力求进入历史现场、抵达人物内心的旨趣表露。这样的追求，或曾受到增渊龙夫所提“历史的内面理解”之影响。
增渊龙夫曾在《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一文中总括性地提出着重于生活情感、心态等内在方面的历史研究。他认为既有讨论已经明确的“主要是法制性的外廓机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过是反映被规则化的生活骨架，实际上，在这样的骨架中，具体的生活则受各个固有的目的、动机及固有的生活感情的影响。正由于经常出现和规则的机构相反的动机，与之相矛盾冲突的情念，才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固有的现实生活情态。表现出这种具体目的、动机及生活感情的行为者的心态，给生活的外廓机构赋予了血与肉的活力，也正是这种具体生活的所谓不可估量的要素，才真正带有时代与民族固有的性格”。愚亦深以为然。
“子不夜行，安知道上有夜行人？”或许这也是我们卸载各种自觉不自觉的偏见，以朴素公允之心研究历史、认识自身时可以认真校准的一个方向。
附识：2003年，《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日文版即将完稿之际，东晋次先生的母亲溘然去世未能目睹新书问世，成为先生心中一大憾事。2021年，该书中文版即将付印之际，东晋次先生于10月25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此前毫无征兆，谨以此文表达深切缅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