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环境史版图中，非洲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非洲环境史研究中，南非环境史研究无疑走在前列。与非洲其它区域的环境史研究主要由外国学者推动相比，南非环境史研究是两条腿走路，本土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发力，使之不仅与国际环境史研究交响共振，而且贡献了南非的成果和独特性。美国学者南希·雅各布斯的《环境、权力与不公：一部南非史》就是这部交响乐中承上启下、动人心弦的华章。
视角
2003年，在南非史研究领域，几乎同时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分别是英国牛津大学塞西尔·罗德斯种族关系讲席教授威廉·贝纳特的《南非环境保护的兴起：1770-1950年的殖民者、牲畜和环境》，和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南希·雅各布斯的《环境、权力与不公：一部南非史》。威廉是研究南非社会史和环境史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庞多兰的政治经济学（1860-1930年）》（专著）和《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合著）。从他的学术轨迹和脉络中可以发现，1979年在淑娜·马科斯指导下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他深受英国左派社会史的影响，注重研究南非农村社会分化和反抗。但在研究农村流动劳工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种族歧视和国家权力并不是促使农村贫困化的唯一原因，自然环境以及获取资源的机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顺着这样的思路，他从社会史研究转向了环境史研究，先后以《南部非洲研究》杂志为平台组织了多次研讨会，探讨农村反抗的环境根源以及环境保护的思想渊源等。《南非环境保护的兴起》就是深入研究环境史的结晶。南希1995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环境、权力与不公：一部南非史》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修改而成的。与威廉从社会史进入环境史的路径不同，美国的南非史研究中并没有强烈的社会史研究传统，但早在1970年代兴起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社会转向，尤其是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对种族、阶级和性别给予特别的重视。南希的博士生导师菲利斯·马丁并不擅长南非史，也不研究环境史，但她研究布拉柴维尔城市史、比属刚果的妇女史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把美国的历史学“碎片化”应用于非洲史研究的实践者。在她的指导下，南希自然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潮流出发，研究南非历史。由此可见，虽然美英南非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把社会史与环境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然而，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社会转向不同的是，南希把时间跨度延伸到工业化之前，把关键词由正义（Justice）转为不公（Injustice）。即早在殖民统治之前，非洲人社会就存在着对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分化，主要体现为阶层和性别的分野。殖民入侵之后，随着白人对河流上游和泉眼所在地的抢占，社会分化中加入了种族维度。处于不同集团的人利用资源环境的方式即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也很不相同。在这两个进程中，权力既是连结人与环境的枢纽，也是促动人与人关系变化的关键。换言之，南希在借鉴美国环境史已有研究成果时，还把它与库鲁曼的历史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社会环境史视角。
与国内的非洲史研究不同，他们都采用了地区研究（local history）的视角。威廉以卡鲁和东开普地区为重点，南希聚焦于南非西北部、临近卡拉哈里沙漠的库鲁曼。英国是老牌殖民帝国，在它的南非史研究中，先后形成了殖民史、帝国史、共和史、自由主义史、和新社会史等范式，研究的内容逐渐由在南非的白人（阿非利卡人和英裔白人）转向土著，研究的地域从白人居住的城市和农场向黑人保留地转变，研究的范围从以白人为代表的整体（以偏概全）南非史向地区史转变。换言之，地区史研究是南非历史研究走向深入和具体化的需要和结果。威廉从做博士论文起就聚焦于农民反抗较为激烈的地区，在关注旱灾和疾病的基础上深入当地环境，从纵向挖掘，建构出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融环境、生产、社会、科学和保护于一炉的环境史。当然，地区的选择要依据主题来选取最具典型性的地方，从而使地区史研究能够折射出普遍性，进而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南非环境史。这是通过解剖麻雀认识五脏俱全的雀类的路径。由于美国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以及美国学者在研究南非时的矛盾心理（政治正确和历史研究客观性的张力），美国的南非研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而是要采用美国式的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利用美国和南非都有明显的边疆扩张的历史的共性，相互映照，进行边疆史的比较研究。边疆不仅仅是边界地区，更是不同种族、文化、生产方式、环境观等的交汇区。在与美国边疆史研究的对照中，南非形成的白人霸权主张逐渐被消解。在与南非边疆史研究的对照中，所谓“美国精神”也需要重新认识。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是环境主义运动兴起和历史研究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的一个学术渊源是边疆史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中，南希自然而然就选择了曾经是边疆区的库鲁曼作为自己研究的基地和对象。从地理和环境方面看，库鲁曼位于卡拉哈里沙漠边缘，是一个生态交错区。从种族构成来看，是茨瓦纳人和白人殖民者的混居区。从生产和生活方式来看，是狩猎采集、放牧和流动农耕与定居农耕、矿业开采、服务经济等的转型区。从文化来看，是传教士和殖民官员代表的英国殖民文化与非洲文化博弈之地。从政治上看，是实施殖民与种族歧视、隔离和“分别发展”与反殖民、反隔离的前哨阵地。从18到20世纪，在库鲁曼这块在传统历史研究中并不起眼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生动历史剧。
卡拉哈里沙漠
框架
全书共分九章，其中第一章是导论，第九章是结论，其它七章基本上以时间为序进行安排。就历史叙述而言，大体上可以按时间为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殖民接触前（传教士到来之前，第二章），边疆时期（19世纪大部分时间，第三章），殖民时期（19世纪80年代到南非联邦建立，第四和五章），种族隔离时期（20世纪大部分时间，第六、七、八章）。显然，这是一个从整个南非史出发做出的历史分期。具体到库鲁曼的历史和研究专题，这个分期就需要做出适当调整，于是，不同章所涉时段就会时有交叠，按政治发展分期和按生产方式转变分期兼而有之。
在第一章中，作者明确指出，本书的目标是通过梳理丰富的资料来展示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通过研究不同人群与环境的关系来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史，进而建构库鲁曼的社会环境史，并发现看似平静的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研究课题，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库鲁曼无论是在社会史研究中还是在环境史研究中都是没有引起重视的地方。没有得到研究并不意味着库鲁曼的历史不重要，相反，这个先前由于资料和方法限制而没有得到研究的地方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它是生态、种族、生产方式、文化、和政治社会的混杂区和冲突区。另外，随着口述史学、农村快速评估技术等的成熟和运用，对这个仅凭档案不足以进行历史研究的地方的研究成为可能。二是无论是美国环境史研究还是非洲环境史和南非环境史研究都有需要突破的地方，以库鲁曼为例可以推进这三方面的研究。非洲环境史研究中充斥着“退化叙述”，这在促使环境史研究兴起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本身就是需要解构的“约定俗成的知识”，同时也忽视了非洲人和环境的韧性和适应能力。美国环境史研究强调先前的历史学研究中缺失的环境的作用，从而形成对历史的新理解，但是这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尽管它极力避免落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南希希望通过对库鲁曼的研究来平衡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这种不平衡现象，强调社会分化形塑了不同人群与环境的关系。南非环境史研究虽然在自然资源利用和自然灾害史、黑白人的环境保护主义、城市环境卫生史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由于它主要是从修正派史学中脱胎而出，其理论基础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没有看到环境的内在价值。南希通过对库鲁曼的研究，期待突破仅仅把环境当成是人类历史上演的舞台或背景的做法，进而发现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性，或把环境变成与人类一起创造历史的动力之源。
从全书的内容和结构安排来看，作者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大体上由环境、生产、社会和国家组成了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其中处于枢纽地位、把各方面联系在一起的是权力。库鲁曼的环境既是由气候、土壤、水源、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等组成的自然生物体，也是由殖民者和种族主义政府扶持的酋长等出于政治目的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建构，如驴被建构成了导致牧草退化的动物。就气候而言，它既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呈持续干燥的趋势，而是发生周期性变化。由于社会分化和生产变化，不同人群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和认识却是大不相同的，换言之，气候的真实变化和人们的感受并不匹配。就水源而言，接近河流上游或泉眼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人群对生产方式的选择。由此可见，环境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但到底哪种可能性会成为历史事实，还需要国家、部落等权力主体、不同类型的生产者等参与并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无论是殖民之前的非洲人社会还是殖民者入侵后的混合社会，都发生了在资源环境利用基础上的分化。殖民前表现为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头人和族人（狩采者和放牧者）的关系，殖民后表现为白人殖民者和非洲人头人以及族人的关系，种族隔离时期表现为白人政府官员、白人农场主、非洲酋长、流动耕种者、游牧者和流动劳工等复杂关系。显然，把环境与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的是生产方式，无论是狩猎采集还是放牧农耕或采矿，都是利用当地环境的产物，但是由哪个族群、哪种性别从事哪种生产方式，还需要考虑权力和人的因素。另外，随着时间的演变，不同族群、性别和阶层从事某种生产方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会随着不同族群、性别、阶层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以及积累的财富数量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非洲男子由殖民前主要从事牧牛这种掌握财富的生产方式转向殖民后的流动劳工和帮助农耕的生产方式等。社会分化形成氏族、部落甚至王国，而殖民者的侵入人为破坏了已经开始的历史进程，把殖民政权强加给当地人，并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人为制造出白人南非和“博普塔茨瓦纳”两个国家。与这些国家建立相伴的是人为形成的新阶层以及不同的利用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例如，为了实行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白人南非人为制造出黑人部落及其酋长以及公有土地制度，这些酋长在白人种族主义者帮助下以公有土地制度为基础剥削部落平民的劳动成果，甚至抢占他们的土地和牧场；为了维持自己对牛产的垄断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地位，对平民饲养的驴进行疯狂屠杀，从而调整不同阶层的牧场利用权利和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在调整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作用。
通过采用网络关系结构分析库鲁曼200多年的社会环境史，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第一，库鲁曼人粗放生产方式是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方式，并非只要是集约的生产方式就会适应库鲁曼的环境。换言之，并非集约就是好的。第二，库鲁曼人生产方式的改变不能像殖民者那样理解为环境破坏和衰落，而应该看到危机中的转机，看到其中孕育的创新。换言之，非洲人在面对环境和社会的压力时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力和创造力。第三，权力在库鲁曼社会环境史中处于核心位置。权力不仅反映了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也形成不同人群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差异，更影响到不同人群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价值和道德判断，甚至适当的权力关系还能改善或恶化环境。第四，权力随着历史发展而在不同类别（阶级、性别和种族）中转移，进而改变其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第五，权力从白人转移到黑人手里并不能迅速改变库鲁曼的环境不平等，根本在于重新发现非洲人的真正传统、解构种族主义者人为制造的“传统”，进而重新发明传统，形成新的权力结构，进而形成新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相处之道。
南非种族隔离博物馆
史料
对历史研究和叙述来说，史料是基础。没有充分的史料，就不能建构出历史叙述；没有对史料的合理理解，就不能建构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环境史研究不但需要搜集和利用文献等传统史料，还需要搜集和利用与环境变迁相关的非文献资料。与文献资料丰富的其它地区的环境史研究不同，南非环境史研究还要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搜集和利用口述资料。对不同来源和类型的史料的理解也需要采用不同学科的概念、利用不同学科的基本理论来进行。所有这些都在南希的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自兰克史学以来，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处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南希从南非到英国走访了多个档案馆和图书馆（主要包括伦敦公共档案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图书馆世界使团收藏、开普敦档案馆、比勒陀利亚国家档案馆、库鲁曼莫法特使团收藏等），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这些档案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殖民地文件、传教士信件、种族隔离政府管理和开发黑人家园的文件。殖民地文件主要提供了19世纪后期关于殖民地合并、殖民地农业开发等重要信息。传教士信件虽然重点记录了传教信息，但其中也包含与传教相关的对自然灾害和当地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记载。种族隔离政府的文件主要涉及土著事务部、班图管理和开发部、灌溉部、土地部等机构，主要记录了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政策、土壤保护和改良计划及其实施的情况。尽管这些档案大都已经进行了初步分类，有些档案的管理已经计算机化，但要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关的部分，不仅非常耗时耗力，还需要对南非历史和库鲁曼历史的广博知识以及对自己研究主题的极度敏感。找到这些史料，并不意味着就能结构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其中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这些史料并不是专门记录非洲人的生产和生活的，换言之，不是非洲人的记录，因为非洲人不能为自己发声。要想在这些具有偏见的史料中找出非洲人的声音，就需要进行批判性利用。一是通过仔细分辨外来者的背景和偏见，在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一起检视中，还原出非洲人的声音，尤其是生产实践这种反映非洲人历史能动性的历史活动。二是对这些以白人为主的档案内容进行“逆其纹理”的分析，从而找到与白人殖民者相对的非洲人的声音。当然，传教士和殖民官员以及种族隔离主义者有所不同，分析时也要有所区别。尽管通过采用适当技术手段，可以部分还原非洲人的声音，但档案对于非洲人来说毕竟不是直接资料。
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在大部分情况下获取直接资料需要采用实地调查和口述史学的方法以及快速农村评价技术。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南希在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16个工作点上、分别在1991、1994、1997和1998年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和采访。实地调查不但能够对当地环境和社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还能通过采访、问卷调查、与当地人共同生活生产等方式获得一种观察“他者”的“内部人的眼界”，从而获得最真实和有效的资料。由于是对当代人进行调查采访，因而获得的资料大多是混杂性的，需要通过与考古遗存、文献档案等资料进行对照，从而甄别和确定其历时性。在1991年，南希共进行了29次访谈，包括单独访谈和问卷调查，使用的语言包括英语和茨瓦纳语，有时还借助当地的翻译。为了确保获得内容的客观性和历时性，她有时找记忆力好的老人进行开放式谈话，有时对不同的人问同样的问题，进而甄别出不同人对同一事物表述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口述史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相对比较成熟，已经成为非洲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但其适用于具有良好记忆传统的族群起源、巫术传说、宫廷世系、国王事迹等传统史学关注的内容，对资源环境、生产活动等表现出无力感。
上个世纪70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快速农村评估法就是为了解决发展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资料失实或无效问题而发明的。为了对准备实施发展计划的地区进行快速而有效（相对于先前的长期而无效的）的评估，需要进行多项准备，分别是：收集浏览已有信息（档案、年报、统计资料、学术论文等），学习当地技术知识（土壤、季节、动植物、农业实践、饮食等），确定和使用关键指标（如土壤颜色、出生重量、居住条件等），组成多学科的研究小组开展工作（如农学家、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人文学家等搭伴），寻找和利用当地研究者协助工作（农牧业者、教师、商人、基层官员等），确定当地关键信息员（便于获得资料并能组织当地人参与访谈的当地专家）。在做好这些知识和组织准备之后，开始进行工作，主要有四种方式，分别是：小组访谈，指导性访谈（不设正式访谈问题清单，但准备了具有逻辑联系的问题链），直接观察（自己游历走访，以便纠正当地人的固有偏见），空中观察和勘测。为了能够顺利进行自己的调查，南希还和当地人分享了自己的文献研究成果，为当地人争取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遭受损失的赔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互惠的做法一方面消除了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戒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他们允许进行采访和使用采访资料的承诺。1997年，南希进行了42次小组访谈，1998年，进行了12次半结构式访谈和几次由24人组成的小组访谈。集体访谈使用不识字的非洲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或者用画图方式展示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或者用豆子的数量表示饲草植物的价值和牛、羊、驴对不同种类饲草的偏好。通过对几组获得的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大体上能够获得比较客观的结论。然后，通过与农业专家和植物学家以及受访人共同现场勘察，确定植物的名称和分布范围以及农牧生产与环境关系的变化程度。在集体访谈中，南希及其团队专注于倾听受访人就社会分化、降雨量变化、饮食结构、畜群构成、牧场上的草木比例、牲畜疾病等进行的讨论，同时及时追问不同现象和观点背后的原因。另外，由于这些访谈并非文字资料，因此必须进行实况录像，然后整理出笔记，经过对所获信息评估后，再进行解释。录像记录了访谈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场景，与整理出来的文字相互印证，就能客观地展现非洲人的真实看法。与问卷式调查相比，快速农村评估是开放式的，受访者较少受到采访者的左右。
研究农村的社会环境史需要对自然环境的基线和变化进行复原，这就需要利用传统历史学研究不常用的科学资料，例如气候和天气变化记录，地面景观变化航拍图，人口和牲畜数量统计等。库鲁曼地区是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对农业生产和当地人的生活至关重要，而且在访谈中当地人把生活困难归因于气候越来越干燥。南希找到了南非自1932年以来的降水量记录，并请气象学家进行专业分析，发现1932至1997年降水量并没有明显减少，但存在以20年为限的周期。这个发现说明，降水量并不是影响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或决定性因素，相反泉水和地下水对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巨大。当地人之所以有天气越来越干旱的感觉实际上是对生活越来越艰难的一种扩大性投射自然的反应，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化建构。进入种族隔离时期后，南非白人政府在库鲁曼地区通过强迫迁移和改良运动的方式建立土著保留地。种族隔离政策和实践对当地环境以及非洲人的生产方式造成何种影响，先前主要通过口述史料进行判断，南希收集了测量局1958、1965、1972和1981年的航拍照片，并请专家帮助辨认和解读。发现在远离金合欢丛生的河谷地带，白人进行集约种植，而在黑人定居点周围植被稀疏，砾石裸露；在改良计划实施后的黑人定居点附近，牧场出现过度放牧和植被稀薄甚至灌木丛增多的现象。从这些不同年份航拍图的对比中，可以直观地看到黑人定居点和保留地并没有转向集约生产，相反牧场发生了植被退化。与此同时，饲养牛的人就把驴饲养量上升与牧场植被灌木丛化联系在一起，认为驴破坏了牧场，于是要减少驴的数量。这种解释依据的是过时的牧场生态之演替和顶级理论，即牧牛牧场是顶级群落，过度养驴破坏了草场，导致灌木丛生，从而形成生态演替。这种稳定的顶级群落并不符合半干旱地区的植被演化，其实变化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而稳定只是暂时的偶然现象。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降雨量、土壤类型和水分、空间等的变化，牧场上的草木比会发生自然变化。换言之，这种变化主要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是正常的，不能用退化来概括。
总之，研究南非社会环境史，不但需要收集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还要进行实地研究，获取直观感受。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资料都要采用适当技术、最新理论进行解读，从而建构出不同以往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历史。
意义
如前所述，《环境、权力与不公》是立足库鲁曼、关注南非、非洲和美国的社会环境史。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已有的理论有所补充和完善，还对库鲁曼和南非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基线和启示。
南希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唐纳德·沃斯特和凯洛琳·麦茜特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和理论。沃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历史，因为在先前的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具体而言，环境史研究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自然如何演变，经济如何与自然作用，和人如何感知自然。麦茜特为环境史增加了性别维度，强调人类再生产与自然的关系。具体的研究路径就是沃斯特所倡导的农业生态史。从理论上讲，这三个层面不是从自然到技术再到意识的决定论，而是置于具体时空背景中的开放关系。其中，无论是自然的模式转换还是生产和意识的模式转换都会互相影响，其权重因具体问题而异。从研究实践来看，沃斯特更注重研究作为经济文化的资本主义与大平原生态特别是顶级群落变化的关系，认为不能把尘暴看成纯粹的自然现象，资本主义是造成尘暴的主要原因。但南希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沃斯特的框架中，而是通过库鲁曼的社会环境史研究扩充丰富了这个框架。一是在纵向上追溯到前殖民时代，分析了非洲人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性别分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时限；二是从横向上引入了权力和国家概念，形成了把环境、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综合分析的路径；三是在分析库鲁曼的人与环境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时，既强调了权力的作用，也没有忽视自然变化的因素。
唐纳德·沃斯特
在研究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时，南希以埃斯特·博瑟拉普的发展理论为出发点。博瑟拉普认为，人口增长不是农业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独立于食物供给的变量。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是部落或村庄的全部土地的集约化生产。人口压力是引起土地利用、农业技术、土地保有制度和居住方式变化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利用会经历从粗放到集约生产的转变，其中突出的表现在于流动耕作之休耕期的缩短，直至变成定居农耕甚或是一年两熟或多熟。此时总产量上升，但人均产量却在下降，人们的休闲时间在缩短。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农业生产技术也从用点种棒发展到锄再到犁，土地保有也逐渐从集体共有变成私人所有。虽然随着人口增加，人均产量下降，但整个农业经济的规模和总量都在增长。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带动了农业发展。另外，在经济发展中，妇女通常被边缘化，并未从发展中获利。博瑟拉普认为，发展应该摈弃单纯从收入增加来衡量的狭隘认识，转向关注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的福利和创造性发挥的新认识。
南希通过研究库鲁曼的社会环境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博瑟拉普的经典解释。第一，她在观察生产方式的转变时引入了环境因素，而不是单独从人口增长来解释。环境为不同人群形成自己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性，缺水和缺磷的半干旱地区几乎不可能形成集约种植的生产方式，河谷上游和泉眼附近的地区有可能形成集约种植的生产方式，但种族不平等的现实使之只对白人农场主才有可能，对非洲人依然没有可能。第二，环境制约不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和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即使是在实行改良计划和定居计划之后，大量非洲人被集中安置在保留地和黑人家园，人口与土地之比大幅度上升，但并未出现博瑟拉普所预言的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虽然灌溉提供了克服干旱的可能性，但种族主义政府的分别发展政策阻碍了非洲人向集约生产的转变。分别发展的本质是把保留地和黑人家园变成白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基地。虽然使用化肥可以改良土壤肥力，但国家只给白人农场主提供农业财政支持，非洲人不但贫困化，而且根本得不到政府财政支持。非洲人男性大多进入矿区从事工资劳动或进入城市从事服务业，非洲女性因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改变、粗放式生产的劳动强度低等而没有促使粗放农业生产转为集约式农业生产的强大动力。第三，集约生产并不一定就比粗放生产更先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替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其实，非洲人选择粗放生产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利用先进生产技术，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不愿意在生产中投入更多劳动，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环境，知道如何与当地环境相处，知道何种技术最适合当地环境，知道如何以较低风险和劳动获得所需食物。换言之，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粗放还是集约，适合当地环境和能够降低风险的就是好的。
在研究种族隔离时期的库鲁曼环境史时，南希借鉴了马赫穆德·马穆达尼的殖民国家与部落的关系的理论。美国环境史的“文化转向”把种族、阶级和性别引入环境史研究，但主要关注城市的环境不平等和生态种族主义。研究非洲历史的马穆达尼认为，工业化国家的权力主要在建基于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城市，其作用是保护公民权利，但非洲殖民时期的国家权力是殖民者人为建构起来的，是以种族主义面目出现的，强制发明出来的部落执行某种发明出来的传统或习惯的权力。在殖民经济发展进程中，从非洲农村出来的流动劳工虽然部分摆脱了传统或习惯的束缚，但并没有成为城市的公民，相反却在种族主义法律体系中成为无法定居城市的漂泊者。在非洲农村，人为制造出来的部落和酋长成为种族主义统治的帮凶，成为发明的传统或习惯的捍卫者。在非洲史研究中，许多被成为传统的并不是非洲固有的文化，而是殖民者为了建立和巩固殖民国家发明的，就像欧洲人发明传统一样。发明出来的非洲部落是静止的、等级制的、长者权威的。在这个部落里，必须遵守传统，包括土地共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等。这种传统本质上不是恢复非洲的真正传统，而是把欧洲发明的传统移植到非洲，从而为形成欧洲人的统治制造一个人为的基础。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殖民统治非洲的本质和技巧。
南希把马穆达尼的理论应用到库鲁曼社会环境史的研究中，丰富和扩展了它的解释力。种族隔离制度是殖民主义最为极端的形式。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经历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三个阶段，其目标就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变成南非土地上的不完全的外国人，即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受白人南非政府的控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要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非洲人部落，形成有利于种族隔离的传统。这个部落逐渐演变成分别发展时期的“非洲人国家”。这种发明出来的机构和习惯在环境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了什么作用？
库鲁曼地区的酋长制早在19世纪后期被开普殖民地消灭，非洲人在经济上向私有制转化，在政治上向自由选举转化。但在英布战争以及随后建立南非联邦后，开普殖民地的政策被种族隔离政策取代。随着《土著土地法》和《土著事务管理法》等的先后颁布，南非联邦政府在库鲁曼地区设立了酋长制。虽然现任酋长与先前的酋长存在血缘关系，但其统治思想和制度框架完全由南非联邦政府设计和实施。换言之，这个酋长制已经不是土著的酋长制，而是为种族隔离服务的工具。在酋长管辖范围内，按习惯法统治，但习惯法也是按照殖民者的意志发明出来的。这些酋长制和习惯法披着传统的外衣，实际上形成了新的非洲人与环境的关系，先前已经形成的黑人可以购买和保有土地的做法被完全取缔，代之以酋长控制下的保留地共有土地，占有河谷地带和保有作为财富的牛成为酋长及其统治阶层的特权，而广大的民众只能在贫瘠和有限的土地上耕作并饲养驴。这种间接统治模式的建立把白人与非洲人酋长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同一个阶层，非洲人酋长成为南非联邦在黑人保留地的代理人，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相反非洲人民众成为完全脱离了原来的互惠关系的被统治者，成为落后生产力的实践者，突出表现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性利用，如驴过渡啃食草地造成地表荒漠化，粗放生产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非洲人抵制改良和定居计划是反对环境保护等。在实施分别发展计划后，尤其是在博普塔茨瓦纳获得“独立“之后，非洲人民众与酋长阶层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演变成没有事实依据的大杀驴事件。虽然牛的数量远远超过驴，牛对草地的要求比驴更高，但养牛的酋长阶层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一起虚构了过度养驴导致草场退化的神话，并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杀戮方式来解决他们虚构的问题。显然，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并不完全针对驴，还借助环境问题形成对非洲人的威慑和权力显示，从而平息非洲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
库鲁曼的实例表明，种族隔离制度是通过发明传统而建立的。无论是酋长制还是习惯法都是徒具传统之名，行种族隔离之实的结果。在分析这个对非洲历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时，采用环境史的视角能够揭示出这个虚构背后的人与环境关系的人为建构性质。保留地和黑人家园的人地关系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种族隔离政府与部落酋长共同构建的，这种人为建构的关系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使用国家权力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民众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被虚构为环境破坏型的“约定俗成的常识”，进而为强制迁移和集中居住等改良计划提供理论基础，而这种经过改造的人地关系不但没能保护环境，相反在环境恶化中把种族隔离制度推向极端。换言之，非洲人（酋长和平民）、种族隔离主义者、环境之间的关系被权力极度扭曲，在强化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为它的垮台准备了环境和社会基础。显然，南希通过研究库鲁曼的案例把马穆达尼一般性理论中的极端性揭示了出来，通过研究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人地关系展现了权力、环境、和种族之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总之，南希这本《环境、权力与不公》是一本视角独特、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是研究环境史和社会史时绕不过去的一本著作，对中国的南非史、非洲史、环境史、社会史研究者都是值得关注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