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太监管理制度严密，成效显著，杜绝了宦官专权。内务府大臣作为内廷事务之长，在太监管理上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势力。清代内务府大臣对太监的诸项管理，成功在哪儿，有何缺失？本文选摘自《内外之间：清代的总管内务府大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内务府从设立之初，就秉承裁抑宦官势力、肃清内政的宗旨，将太监机构敬事房置于其下，由内务府大臣监管。这一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太监势力，时人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肯定。庆桂强调内务府机构设置的积极影响，认为内务府衙门以总管内务府大臣统领，其下即以堂郎中为要职，将太监驱除出内廷权力中枢，这种机构设置“一扫明代内官监司之积弊”。清礼亲王昭梿突出强调了内务府大臣的独特作用，其统领内廷诸务，剥夺了太监的职掌，使他们只供内廷洒扫，“将汉、唐、宋、明历代诸弊政一旦廓而清之”。曾国藩则看重以部院大臣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制度安排，认为这铲除了宦官擅权的土壤，“将前明宦寺擅权征求外省之弊革除净尽，实为千古善政”。清人的观察是富于历史感的，其判定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他们的论说仍稍显表面化，未能全面深入地洞悉内务府大臣对太监实行有效管理的真正原因。在笔者看来，内务府大臣的成功，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内务府大臣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其对太监有效管理的重要前提。清代内务府大臣多由显赫一时的王公或满洲文武大臣充任，如庄亲王允禄、恭亲王奕及傅恒、和珅、荣禄等，这极大地提高了该职务的地位，对于内廷太监起着极大的震慑作用。和珅任内务府大臣时，管制太监最严，故“当时寺人，俯首惟命是从”。反观嘉庆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内务府大臣“多由僚属骤迁，又无重臣兼领”，对太监的监控力度也大打折扣，敬事房总管甚至与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由是观之，内务府大臣一旦不由重臣充任，其声望及威信就明显下降，难以有效治理内廷。此外，内务府大臣多由朝中部院大臣兼领的特殊身份，还给予其行使权力的便利，如查验新收太监身份、追缉逃跑太监时，可以行文相关衙门及地方官员协同办理，这既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又没有内廷、外朝串通的嫌隙。
其次，最高统治者对太监的极力贬抑和对内务府大臣权威的肯定，是内务府大臣对太监有效管理的基本保障。清代太监地位卑微，即使是最高一级的总管太监，也不过四品而已。内务府大臣则从一开始就是三品，雍正以后更是高居二品，又由王公大臣兼任，身份地位自然高高凌驾于太监之上。太监“皆隶内务府总管，岁时谒见如堂司制，颇有周官冢宰统摄之制”。清代最高统治者还每每训斥太监们，要恭敬顺从，服从内务府大臣的管教。乾隆帝即位之初，就对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目无尊卑，与内务府大臣庄亲王平起平坐的行径痛加训斥：“庄亲王总管内务府事务，凡内廷大小太监均属统辖。而苏培盛即目无内务府，独不思庄亲王乃圣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乎！”他要求太监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大体”。还赋予内务府大臣对放纵太监“先拿后奏”的权力。这些规定，打击了太监气焰，明确了其卑微的身份，为内务府大臣对其实行有效管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最后，内务府大臣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其对太监有效管理的根本原因。内务府大臣综理宫廷事务及上三旗包衣政令，太监的职掌被削减殆尽。从机构与职能设置上来看，清代一改明代宦官机构自成一体、不受外朝管辖的局面，太监的唯一机构敬事房隶属内务府，由内务府大臣统领。内廷与外朝的交往由内务府进行，文书往来由内务府收发，遇有会商会审事宜，也由内务府大臣出面，这就剥夺了太监对内廷事务的总管之权，切断了其与外朝的政治往来。从司法权力来看，清代太监在宫内犯法，除情节较轻的由宫殿监处理外，情节较重或屡教不改者，一律交由内务府大臣审理。总管内务府有关太监治罪条例的内容之多，几乎涵盖了太监犯罪的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太监的司法权力。从财政权力来看，清代内廷财政由内务府大臣把持，皇庄及宫内、圆明园等处大小工程也归内务府大臣管理，甚至太监的钱粮俸禄也要内务府核实后才能支领，太监在经济上处于无权地位。总之，内务府大臣剥夺了太监的政治、司法、财政等各项权力，太监被牢牢束缚在内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奴。
慈禧太后和太监们
清代内务府大臣对太监的管理确实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应像昭梿等人那样过高赞誉。
很多大臣在任时怠惰疏懈，一些规章制度便日渐废弛。嘉庆帝曾在上谕中批评内务府大臣因懈怠懒惰而不轮流值夜班，以致太监及护军乘夜赌博，无所畏忌。也有内务府大臣玩忽职守的。嘉庆十五年（1810），御膳房一个太监的侄子在宫内留宿，后投井自尽。宫内发生此等人命关天的大事，内务府大臣非但没有及时上奏，皇帝查问时还茫然不知，甚至皇帝让他们审讯，次日也没有半点消息，以致嘉庆帝大呼：“均属胆玩公事！”
还有内务府大臣知法犯法，违禁留用太监的。嘉庆四年规定，一品以上大臣准用太监四名，二品以下不准滥用，命诸王大臣将家内多余太监送进宫内当差。但次年恩明由河南藩司接任奉天府府尹任时，竟有马姓太监护送其家眷并沿途勒索生事。仁宗皇帝听闻后，派军机大臣询问，据恩明之子供称，是从他的亲戚金简家借用的。仁宗震怒：“从前金简家，原曾使用太监，朕所素知。金简本系一品，且其时尚无定额，所用人数过多，亦所不免。至缊布上年系属二品，自应将伊父原用太监，悉行交出，送进宫内当差。昨年降旨之时，缊布系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此事更宜谙悉，乃私行留用太监，又复转赠恩明处护送家眷，听其出关，以致在途滋事。实属胆大至极。”缊布身为内务府大臣，对宫内太监制度不能谓不熟悉，乃竟敢私自留用太监，知情故犯，可见在平时工作中，类似这样的违规之事还会有很多。
到清后期，内务府大臣对太监的约束也开始松动。同治朝以后，李莲英、张兰德等一批宠宦相继得势，他们不仅打破了太监官品永不加至三品以上的规定，还开始干预政事，与王公大臣及地方官等外人交结往来。内务府大臣此时已经无力抑制太监势力的抬头，不少人甚至与当时的权阉相互勾结，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太监也不服管教，随意出入，在外滋事。清代统治者引以为豪的“善政”也就走向了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