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神话》与历史学家的困境

《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美]帕特里克·格里著，吕昭、杨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进入二十一世纪，曾在全球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世界突然逆转，民族主义的幽灵再次笼罩欧洲，且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类似的思潮汹涌。虽然人类社会的主导者向来不太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历史学家们却始终以警惕的眼睛关注着当下世界的发展。

作为当代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对中国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在2016年，格里教授曾应邀在北京大学访问，并就中世纪早期欧洲民族问题进行了多场主题演讲。格里的研究聚焦于中世纪早期，既有《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1988）、《与死者共生的中世纪》（Living with the Dead in Middle Ages, 1994）等具有国际声誉的专业学术研究，同时也特别关注面向大众的书写，尤其以2002年出版的《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最具影响。

格里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身份认同，他的研究几乎时刻关照着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出现裂缝的欧洲。在《民族的神话》的开篇，格里就批判所谓的“欧洲共同体”实在是“名不副实”，其本质上不过是原先的西欧共同体再加上希腊。在这个政治家所建构的体系中，欧洲的边界就是华约组织的边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格里眼中所见都是充满忧患的景象：民族主义、民族优越感、种族主义等等曾被人们认为已被驱逐出欧洲的幽灵，以更强势的姿态重新出现了，而苏东剧变之后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与混乱更让他深怀忧虑。

《民族的神话》英文版封面，背景图为传说中的法兰克人先王克洛维的受洗。

在格里看来，民族主义领袖们的豪言壮语都是虚假的想象，而这种错误则根植于对公元400年到1000年欧洲历史的“误读”。在民族国家的阐释构建上，对罗马帝国解体以及“蛮族大迁徙”的阐释成为支撑欧洲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里保持着客观历史学家的冷静态度，试图说明中世纪早期的“族群”与当下欧洲的“族群”之间完全不存在真实的一致性。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洲东部、非洲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大量人口带着各自的宗教、文化、政治传统和生活习惯涌入西欧，许多当地人将这一景象视为罗马帝国覆灭的重演。民族主义者们不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拯救欧洲的方法，同时也试图证明自己所属群体对本乡土无可置疑的古老权利。在《民族的神话》的主体章节中，格里选择聚焦于罗马帝国晚期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过程，认为欧洲所谓的民族不过是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所形成的一种“迷思”，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神话。然而，格里也遗憾地意识到，作为人类意志的发明，族群观念或者民族主义的地位无法为纯粹理性的批判所动摇。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民族建构

格里的叙述主要聚焦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欧洲，但谈及西方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仍不得不追溯回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被视为第一位民族志作者，他理解和描绘世界的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一个民族所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语言、领土与业已形成的独特文化。以希腊文化为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全体希腊人有着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圣殿和祭仪，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希罗多德同时意识到，族群既能够产生，也能够消失，并认为许多族群的特征是地理因素而非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一点与希波克拉底对亚洲人之所以孱弱的理解非常相似。希波克拉底认为，居住在亚洲和欧洲的人在体质和体格上有很大差异，亚洲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善战，缺乏精力和勇气，原因就在于亚洲的天气变化不明显。但是，希波克拉底还认为，导致亚洲人软弱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习俗，因为那里的人生活在专制君主的治理下，即使天生勇敢坚毅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也会变得懦弱。在这里，古典作家们已经描摹出了划分民族的部分标准，包括血缘、语言、宗教、生活方式和制度等。

欧洲民族观念的真正奠基要追溯到罗马时代，从那个时期开始各个民族开始产生认同感，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强化。在罗马人看来，只有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才是有历史的，而这部历史就是一群接受了同一部法律的人如何成为“罗马人”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的“统一”与血缘、地理、文化、语言或者虚构的传统都没有关联。只要认同罗马的法律并且能够无阻碍地践行罗马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被接纳为罗马公民，罗马公民身份从理论上来说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在罗马世界，最重要的是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精英团体和普通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文明在大多数时间中的普遍状况。当进入到三世纪后，随着帝国境内几乎所有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这些人可能对阶级、职业和城市产生更为强烈的归属感。这实际上正为后续的欧洲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格里看来，与罗马军队跨越莱茵河、多瑙河征讨蛮族所造成的伤亡损耗相比，蛮族侵扰帝国所带来的危害简直不值一提。真正形成威胁的蛮族入侵是匈人的到来。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以军事胜利为基础的游牧联盟是无法承受失败的，一旦出现军事上的重大挫败或遭遇军事领袖的去世，整个联盟将迅速瓦解。而且，罗马帝国内部的利益关系也不尽相同。这些蛮族军队的出现和发展在一些方面与地方贵族的利益契合，因此贵族们乐见蛮族部落在帝国西部安居。这种转变引发了帝国西部社会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巨大变化，甚至形成了独特的蛮族传统。当历史进入到中世纪早期，罗马遗产和蛮族传统的结构为六世纪的法兰克人赋予了强大的融合力。西部帝国的分崩离析和王国并立不仅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原先用于区分哥特人和罗马人的标准也变得失效了。选择宏大视野来看，撒克逊人取代法兰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地位，阿瓦尔人则取代了哥特人和匈人在帝国东部的地位。阿瓦尔人联盟在奥地利东部和匈牙利的迅速消失，对中欧和东欧快速而彻底的斯拉夫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八世纪，“罗马人”更多地是一个地区性的称呼，到九世纪则专指罗马城中的人。格里写下了一句警言：“当蛮族从帝国消失的时候，罗马人也就绝迹了。”

这幅著名的壁画，描绘了教宗在城外与匈人军师联盟领袖阿提拉会面的场景。

通过对中世纪早期各个民族相互冲突和融合的分析，格里指出那些用来描述族群的标签在历史上并非连续使用的，也绝非线性发展，无法评价“纯洁单一”的血缘联系来沟通古今。在许多时候，人们不过是盗用了一些已经消失的传统，同时又发明了一些新的传统，创造甚至编造出王室的神圣家谱，选择一些战役和英雄作为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例，形成一种民族历史的想象。格里认为，当代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是静止的，而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真正的发展历史却是连续不断的。许多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名称和表述遭到了别有用心的盗用和篡改，塑造了现在的历史解释，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历史叙事。格里一直强调，几个世纪的社会、政治、文化变迁不能简化为一个单一、永恒的时刻，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身份等等都在不断迁变，世界各大洲的族群的历史都在经历着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过程。

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自觉地站在“他者”的视角上来看待欧洲的历史和文明，但格里认为，“我们历史学家必须对制造族群永存神话的行为感到惭愧，这些神话既顽固又危险”。在《民族的神话》最后，格里借用欧洲传教士布莱恩特书写南非祖鲁人的历史，说他以自己所熟知的民族起源模式为范本，再将祖鲁人的传说作为原材料，使民族的历史书写变成了“艺术家组装马赛克”。格里认为，这种书写方式就是用“作者所关心的政治和文化为基础”，重构族群的历史，以回应作者自己所处时代的关切。格里撰写《民族的神话》的目的是要打破这样一种迷思的现象，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迷思的思维和模式。当然，在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看来，这是为了对抗那种虚假的历史宣传，更因为这种历史宣传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格里所主要针对的两位政治领袖分别是法国国民阵线（2018年6月改名“国民联盟”）领袖让-玛丽·勒庞和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书中，格里多次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两人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前者主要是对克洛维受洗纪念日的利用，后者则是对科索沃战争纪念日的操纵。格里力图以客观立场所呈现出的尽可能描绘历史真相的作品，同时也立足于他所观察到和关切的现实，并有着清晰的政治倾向与立场。当他以“真实历史”批判当代“极右翼”学者与政客对历史的“曲解”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陷入到了相似的境地。

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在圣女贞德像前进行选举造势活动，右侧坐着的老年男性是她的父亲让-玛丽·勒庞。

十九世纪学术史中的民族主义

欧洲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从何而来呢？格里在十九世纪的学术发展中找到了“罪魁祸首”。他认为，卢梭和黑格尔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再加上印欧语文学与科学历史学的结合，共同创造了族群民族主义。他甚至认为，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现代历史学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被构想和发展出来的”，十九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诗人采取新方法利用各种传说、书写文献和神话等进行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建构政治统一体和政治自治权。

格里强调，在十九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都特别无情地镇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关于历史的不同记忆，以便塑造书同文、言同语、记忆同脉络的统一民族。这种现象的蔓延主要是由于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对古代社会的迷恋，导致他们并非是在研究或者认知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是“发明”了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民族。这种趋向在法国、德国最为明显。法国和德国都推行过雄心勃勃的民族教育方案，极力主张统一的语言教学，以民族语言的统一作为民族群体统一的必要保障。这种“爱国主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十八世纪末展开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与“法兰西”两个国家的战争。在战争与社会剧烈动荡的危难关头，文化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政治化，更能迅疾变成进行政治动员的强大工具。在学术研究方面，十九世纪的德、法、英等欧洲各国都开始大规模地收集古代典籍，建立自己民族的文献大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便是《日耳曼重要历史文献集》（或译为“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MGH）。这项工程的早期参与者们认为，在日耳曼语族群所定居或统治地区内所写成的文献，都应当被视为日耳曼人或德意志族群的重要文献，因此从意大利南部到法兰西北部、从巴尔干半岛到丹麦南境，所有这些地区的重要文献都被囊括“日耳曼”之内。直到今天，这份文献集成还是从事中世纪研究、特别是中世纪早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料。

MGH网站的主页

语言是民族身份的具体表现，教育则是延续和强化人们对民族遗产之热爱的主要途径。文献分析和语言学分析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件工具，塑造了“德意志人”的历史，并经由德国式的研讨班教学法（seminar）和文本批评研究，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法国和英国学界都深受影响，在欧洲各地的大学中都增加了大量涉及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席位。与德国相对，法国学者则更强调法兰西文化在中世纪时期的中流砥柱作用。作为一种对启蒙时代 “理性史学”的反动，他们热烈赞美将中世纪浪漫主义化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让·雅克·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1800—1864年）以及埃米尔·格巴尔（émile Gebhart，1839—1908年）。安培认为，法语方言最早在查理大帝时的第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出现，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第二次（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渐形成完备的书写系统，而在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形成了现代法语。通过将法国文化与欧洲历史的进程并立，法国学者突出了法国在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枢纽地位，使民族主义观念渗透到了宏观的历史解释当中，迄今仍影响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思考。即便是在大洋彼岸，美国早期的中世纪史学家，特别是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年）等都深受这些方法论的影响，建构起了早期的美国中世纪研究脉络。因此，我们今天的中世纪研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是十九世纪历史学的追随者。

格里的《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林海教授翻译出版

格里在《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中也对上述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地方性方言在中世纪兴起并成为书面语言，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教和政治权力的运作，并非意在创制民族语言，更与民族认同无关。把中世纪盛期各地区方言的出现和书面化解释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产物，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因此，格里始终强调，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现代史学在本质上就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虽然在欧洲各民族历史的书写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却使社会大众对过去的理解“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常被拿来用作支持政治性的主张，甚至“怂恿现代国家对邻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德国就曾多次要求邻国分割部分领土，因为那里“曾经是日耳曼人最初的家园”，这些被分裂出去的地区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对故乡的‘回归’而不是对他人的‘侵略’”。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与十九世纪的欧洲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侵略者也往往要在发动战争之前从历史中寻求“合情合理的合法性证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恰恰是十九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历史学观念取得巨大成功的典例。

历史学家的困境

历史学家始终存在于一种困境当中。他们不得不使用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或文物来重构甚至想象曾经的境况，即使他们自己对于这些所依赖的资料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格里于1974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长和发展期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且他本人也深度参与其中。无论是在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还是在对十九世纪史学史的评述中，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对于自身周遭一切的感受与反应。格里认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政治领袖们就发现重述英雄的历史、民族的源起以及早期开疆拓土等古老神话对于大众有着特殊的魅力。人们总是愿意接受一个简单的线性叙事，并从中分别出敌我善恶。

历史学家的困境不止于此。即使将DNA等现代技术纳入到历史研究当中，也很难彻底摧毁业已根深蒂固的民族神话。即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考古、历史乃至科技的手段来证明多利亚人绝不可能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他们的部族认同建构也相当粗糙，当时的希腊人却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民族的神话、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中，就是不折不扣的真实存在。

作为民族划分的重要标志，种族血缘能够通过外在体貌特征显现，而文化认同和作为母语的语言更加隐蔽，却更为重要。上古时期的希腊曾经特别重视血缘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以血缘为区隔的标准越发淡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化取代血缘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是一个普遍趋势。陈寅恪在论述北朝历史时指出，所谓“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以外表、生活方式和语言作为区分族类的标志也一样见于华夏文明。《礼记·王制》中描述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各有不同，大多聚焦于外表和生活方式的特征，比如“被发文身”“衣羽毛穴居”“不火食”“不粒食”等，归根究底则是“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成为了区分彼此的标志。

作为二十世纪最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史观，认为文化因为混杂而走向衰落，对民族文化纯洁性和统一性的推崇至今比比可见。欧洲的复杂之处在于，除了血缘问题之外，还有宗教的问题，甚至宗教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比所谓的种族或血缘问题更加重要。在中世纪西欧，宗教和政治认同逐渐取代语言和血统的连接性作用。由于格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罗马帝国崩溃到加洛林兴起的四至九世纪，对欧洲之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并未展开深入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反击“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也是更有针对性地瞄准当代右翼政客的“历史逻辑”。但对于欧洲的民族认同来说，也许十一至十三世纪才是更重要的发展期，因为十九世纪所奠基的民族主义史学，恰恰是以这段时期作为中轴展开的研究。

两位译者在后记中所言，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对勒庞能够与马克龙在大选中对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和担忧。在《查理周刊》因为“渎圣”遭遇恐怖袭击一周年后，勒庞更宣称“我不是查理，我是查理·马特”，更是直接利用在比利牛斯山击败穆斯林军队的“欧洲拯救者”为自己“法国人优先”的政治立场张目。格里当年的担忧正在变成越发明确的现实。从欧洲难民危机以来，英法德等国的社会民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笔者当年也曾在英格兰西北见证了联合王国退出欧盟的历史时刻，见识过形形色色英格兰中世纪英雄崇拜与不列颠特殊性的宣传。也正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的思潮及其影响是如此巨大，我们也应当要承认一个民族的民族记忆和民族认同及归属感，不仅出于个人的情感需要，同时也是作为社会性纽带的一种需要，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亲缘性。对于这些个人和社会的情感性需求，无法通过客观的历史学研究进行理性地说服。被创造出来的民族也许并不是绝对的历史真实，但一旦被创造出来，这个民族便被理解甚至相信为真实的。如康托洛维奇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所展现的，作为国王政治身体的概念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拟制并不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但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法回避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们对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建构、解构与诠释，都无法真正彻底摧毁人们的民族归属感与对他者的警惕。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不过使民族主义的解读具备了更加完备的形体，即便是在有意无意间构建了民族历史叙述的神话，这些“顽疾”也许在人类社会的存续期间都无法得到彻底的清除。换言之，这也许恰恰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多民族整体所共享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