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美各城市爆发了多起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煽动性言论无疑刺激了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袭击。但是，针对这些袭击事件，亚裔群体内部却出现了分裂的看法。《最孤独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杰伊·凯斯宾·康认为，亚裔群体面临着严重的阶级区分现象，并且缺少群体团结的先例。然而，正如作者所强调的，美国有色人种所面临的困境正在以各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强权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交织在一起。跨种族的共同合作将为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提供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筹码。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Lucy Song是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候选人，中译略有删减。
最近美国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恐怖袭击引发了一场反思，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特征，是亚裔美国人们所做出的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削弱了“亚裔美国人”构成一个同质群体的种族化假设，揭示了约2200万人的社会政治阶层分化，而这些人通常被描绘成一个不参与政治的单一群体。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与系统性的反黑人压迫相比，反亚裔暴力是一种特殊现象，他们担心该现象会强化美国的监禁状态。另一些人则感到愤怒，认为反亚裔暴力和歧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公众关注。他们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被忽视，甚至被其他亚裔美国人忽视？
《最孤独的美国人》
这些分歧正是杰伊·凯斯宾·康近日出版的《最孤独的美国人》（The Loneliest Americans）一书的核心，这本书对亚裔美国人生活的精细结构进行了筛选，发现了该群体受阶级、家族史和种族背景影响的显著差异。他是《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杂志的作者，曾任《纽约客》编辑，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MFA）出身，也是韩国移民的孩子。这本坦率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向我们讲述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轶事，从皇后法拉盛韩国移民开办的备考和招生咨询公司(一个 “俗气的、并不公平的移民努力的例子，最终成为所谓财富和特权的代名词，即使他们的许多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到他在2016年夏天作为Vice杂志的记者，对黑命攸关抗议活动的报道（在那里他思考了自己作为记者和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的地位。他的结论是，虽然他是一个“有色人种”，但他并不比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更有权利谈论黑命攸关）。以及在2020年封锁的早期，当纽约首次出现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增加时，他渴望搬到夏威夷（这是一块种族模糊、混杂着亚洲人的土地）。
在康的叙述中弥漫着一种疏离感，有亚裔血统的美国人，在一个由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对立构建起来的社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于那些与故土不再具有“有意义联系”的人，有哪些形式的社区可以加以利用？在与其他边缘化人群和“有色人种”团结一致的复杂谈判中，存在着什么利害关系？就像康在他的播客《是时候说再见了》中宣泄的那样，“当你在美国是个‘中国佬’时，感觉可太奇怪了！”
本书深受康的大学导师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的影响。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爱尔兰人如何变成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这是对白人社会建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康以类似的方式，对“亚裔美国人”身份的社会建构进行了反思，尽管没有那么系统化，但却暴露了亚裔美国人的高度阶级分层现象。大体来说，康根据该群体是在1965年的《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颁布之前还是之后来到美国，将亚裔美国人分为两类。《哈特-塞勒移民法》取消了国家配额制度，开放了亚洲移民。康说，像他这样的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往往是1965年后抵达的技术移民的后代；他们通常拥有著名大学的学位并从事白领工作，他们或多或少注定要被秉持主流白人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精英所同化（康本人与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半犹太半白人女性结婚，并将女儿送到一所多种族的芭蕾舞学校）。然后是工人阶级和更激进的亚裔美国人，康说他们基本上是在“哈特-凯勒”移民法颁布之前到达美国（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1965年以前的移民，或者他们的子女，都是工人阶级）。亚裔美国工人阶级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他们往往肤色更黑，更有可能是无证移民，且不太可能被同化。
正如他的书名所示，康认为这两个群体都注定面对“孤独”和不安。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与自由派精英的同化类似于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轨迹：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他们在结构上是白人，但仍是不稳定的——他们总是处于失去白人精英青睐的危险之中。也就是说，同化可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种族等级，更不用说实现种族公正了（只要想想亚裔美国人在学术上的成功是如何被用来描述亚洲人缺乏个性的。甚至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地位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边缘化）。对这些亚裔美国人来说，康写道，孤独“来自于同化的尝试，无论是融入白人中产阶级，还是通过创造一种复杂但最终仍然属于衍生的种族身份”。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段落中，康描述了他对来自中国的富裕的国际学生的羡慕，甚至带有轻蔑，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留在美国，因此在他看来可以免于这种特殊的绝望。
他们可以在美国获得成功，而不会因为不适合美国的种族计算而产生神经错乱。当然，他们在结构上是白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是否被接受。我们中产阶级的努力……对他们来说一定是非常可悲的！所有这些工作，又是为了什么？
康承认，工人阶级的亚裔美国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斥。首先，由于缺乏经济收入和个人安全，他们在美国社会没有基本的经济立足点（最近公开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大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者，这并不是巧合）。亚裔美国人精英们的冷漠（最好的情况下的表现）或居高临下（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展露出这样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社会经济上的疏离。他们通过揣测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得出了以下结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工人阶级的亚裔”都可能为亚裔带来“名誉上的风险”。
这种分裂的影响是严重的。正如康观察到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贫穷的亚洲工人被完全忽视了，不仅仅是被白人，也被那些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兄弟姐妹们忽视”。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能否被哈佛大学录取、对微侵犯的神经过敏、公司董事会存在的“天花板”、在主流媒体内缺乏代表，似乎比经济适用房、安全社区、好工作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问题更为紧迫。因此，康认为像他这样的从事专业工作的亚裔美国人，构成了整个群体获得有意义的“亚裔美国政治身份”的主要障碍。康写道，当他们忙于争夺精英空间，沿着多元文化精英统治的阶梯向上攀爬时，“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却被法案困住了。”
康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现象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亚裔美国人”中起到的作用，并哀叹它对变革性的政治斗争构成的障碍。当然，受人尊敬的政治和阶级分化并不是亚裔美国人独有的。哲学家奥卢费米·泰伊沃（Olúf??mi Táíwò）借鉴了社会学家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对《黑色资产阶级》（The Black Bourgeoisie）的研究，并表示身份政治通常是“精英俘获的受害者，（群体中的部分人）被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利用，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他们经常声称代表的弱势群体服务。” 同样，关于“专业工作者与管理阶层”在左翼运动中的作用的辩论也并不新鲜事。尽管你不会从康的书中得知这一概念，书中没有提到这个词；如果他想要学习，可以参考凯瑟琳·刘（Catherine Liu）最近出版的《有德性的囤积者：反对专业工作者与管理阶层的案例》（Virtue Hoarders: The Case against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然而，康认为亚裔美国人的团结面临着明显的挑战：除了影响到所有族裔或种族化类别的阶级分层之外，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还因为缺乏任何有凝聚力的群体团结先例而变得更加复杂，在缺少这种团结的情况下，政治动员似乎是不可能的。
许多读者会注意到，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不能依靠简单地借鉴，借鉴并不会带来帮助。几个世纪以来，亚洲都被战争和种族冲突所撕裂；目前，许多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不温不热，而且没有相当于欧盟的多边组织来针对整个大陆的分歧进行谈判。这些观察表明，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身份只有在亚洲之外才有可能出现，但在康看来，“哈特-凯勒”法案导致了专业人员和工人阶级的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分裂，以及亚裔美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分裂，这些分歧已经不可能被弥补。
2022年2月1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当地亚裔爆发反仇恨亚裔大游行。美国治安恶化引发亚裔族群不安，纽约警方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说，反亚裔袭击事件同比暴增361%。
对很多人来说，康的悲观预测可能是真实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康的悲观主义似乎是工人阶级无法承受的又一种“奢侈品”。这本书经常让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敌对的冲动之间挣扎，缺乏清晰的思路，而这种思路可能来自更脚踏实地的学术或行动主义。一方面，他责备他的同龄人。"我们，向上流动的哈特-凯勒移民，仍然不知道我们站在哪一边"。另一方面，他认为多种族工人阶级的团结已经或多或少变得不可能，并建议改变的唯一希望在于招募矛盾的精英人士加入这一事业（他的口号是，团结那些被遗忘的亚裔美国人），但是他却没能提供具体的执行方案。这种冲突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康似乎更倾向于想象政治经验，而不是参与其中。在这个方案中，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只不过是为专家提供了一些建议——专业评论员可以安全地从外部解读这些挑战，而不必忍受，更不用说主动尝试解决这些挑战了。
因此，《最孤独的美国人》展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对“精英展开批评”的精英视角。这种精英的内部冲突和自以为是的独断专行，并没有深入到实际存在的组织工作中去，反而是自食其果。事实上，这本书中很少出现劳工抵抗或集体行动的历史，多数分析都是通过个人散文式的印象主义叙事模式折射出来的；“工会”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尽管书中顺便提到了伊格纳季耶夫作为 “芝加哥和底特律周围钢厂和工厂的工人和激进组织者”的二十年职业生涯，这令人钦佩。（伊格纳季耶夫本人则认为工会不够激进，并鼓动更多的基层革命形式的出现）。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作者似乎可以因为推进精英身份政治或反对精英身份政治而得到出书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指责你的同行，承认你自己的特权，并不一定有助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挣扎：为了发挥作用，这些想法必须与具体的政治行动形式联系起来。伊格纳季耶夫本人也明白必须采取行动。贾罗德·沙纳汉（Jarrod Shanahan）回忆前者曾说过：“政治不是和你不同意的人争论，而是找到你同意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孤独的美国人》才会失败。尽管对当代亚裔美国人身份的一些矛盾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描述，并对精英们利用身份政治来推进自身利益的方式进行了尖锐批评，但康最终还是选择为工人阶级运动说话，而不是和他们一起推进运动，这种距离感不仅导致他低估了“哈特-凯勒”法案之后的亚裔美国人的差异性，而且忽视了建立有意义的政治力量的前景和紧迫性。
在康看来，亚裔美国人如今的政治运动没有方向，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反映出近期亚裔美国人暴力事件引发的分歧。一种是正当防卫性的，但令人疲惫的亚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认为亚裔美国人“像所有其他少数群体一样面临压迫”，“没有真正的盟友”，因此需要“重视努力工作、平等机会、法律和秩序”，以确保获得某种形式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资本，特别是在大流行期间亚裔遭受公开的暴力背景下。第二种极端是由许多第二代“哈特-凯勒”发难移民所倡导的，如康所说，他们对这种“右翼”的倾斜感到反感；相反，他们倾向于 “模仿黑人解放的语言，将其作为一种升入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精英阶层的方式，要求他们放弃曾经忍受过的所有斗争”。这两种叙述都没有提供多种族组织的蓝图；前者将亚裔美国人区别开来，后者则表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压迫，这些说法都有其错误之处。
康对这两个极点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精英们应该与那些有时持有“错误”政治观点的人建立联系吗？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话，该如何建立联系？如果连其他亚裔美国人都不同情工人阶级，谁又会同情他们呢？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本书没有问，在什么情况下，工薪阶层的亚裔美国人与专业人士结盟才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从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学角度重新审视亚裔移民美国的历史和“哈特-凯勒”法案之后的亚裔美国人是具有启发性的，康过于轻率地进行了讽刺。尽管他的论点是为了纠正那种扁平化、单一化的叙述，但他两极化的划分本身简化了亚裔美国人经历的多样性，并强化了错误的假设，即1965年后的亚洲移民没有兴趣或经验基础来表述有意义的政治意识。
“亚裔美国人”一词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高潮中被创造出来的，不是为了限制某一个种族群体，而是为了推进一种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根据1968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以及一年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的最初精神，“被压迫的民族”——包括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印第安人在内的美国人为了“要求反映有色人种历史的批判教育”，不得不相互结盟。正如其名称所示，该运动也与支持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第三世界身份范式下的反帝国主义自决权有关。然而，从那时起，“美籍亚裔”这个词就开始具有了人口学方面的意义——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决定将不同的亚洲族裔和民族合并到“亚裔或太平洋岛民”这个单一的总称之下，从而巩固了这一转变。
关于这点，康确实是正确的，这种包罗万象的人口统计学名称掩盖了这个群体在种族背景和阶级地位方面的巨大多样性；但在1965年前后，亚裔的叙事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被严格地一分为二。可以肯定的是，“哈特-凯勒”法案和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确实促使美国接受了来自印度、菲律宾和韩国等国家的技术移民；这一趋势在谢利·桑希·李（Shelley Sang-Hee Lee）的《亚裔美国新史》（2013）中得到了详细的记录，这是另一本康可以参考的、有价值的参考书。但在1965年之后，除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东亚、印度和菲律宾家庭的涌入，还有来自老挝和越南的战争难民。大多数难民是穷人，缺乏正规教育。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正如历史学家艾丽卡·李（Erika Lee）在《亚裔美国人的诞生》（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2015）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即使是1965年后的亚洲移民也占据着不同的教育和阶级地位（康引用了李，但抹去了她的细微差别）。虽然自198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的工程师和医务人员占到了美国这些职业人员中的三分之一；但在2000至2010年间，无证亚裔移民在整个无证移民中占约10%至11%。
《亚裔美国人的诞生》
同样，技术移民比例较高的群体：华裔、印度裔、韩裔美国人，相较于难民比例较高的群体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亚裔美国人现在是美国经济上最分裂的种族群体。截至2019年，约17%的苗族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相比之下，美国总人口和亚裔美国人的贫困人口比例分别为13%和10%。缅甸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为25%。相比之下，只有6%的美籍印度人生活在贫困中；美籍华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约为82000美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69000美元。
在每个种族群体中也存在代际、政治和经济差异。19世纪60年代末作为横贯大陆的铁路工人来到美国的美籍华人，与20世纪80年代作为博士生在美国大学城定居的美籍华人所遇到的情况大不相同。第一波越南难民主要是由反对其国家政权的城市精英推动的，但紧随其后的越南、苗族和老挝移民，则是为了逃避暴力和经济崩溃而移民，经济条件也相对较差。有些人在搬迁到美国之前在泰国难民营生活了多年。这些难民大多不了解英语，也不了解美国人对来自东南亚的群体的教育背景的认识，包括一些以前的城市精英在内，都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
这些事实破坏了康在《最孤独的美国人》一书中所描绘的过于“整洁”的画面，康试图用它来论证亚裔美国人团结的可能性（无论是作为自身独特的群体，还是与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团结）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结束了。他说，第三世界解放阵线联盟之所以可能成立，是因为活跃在运动中的亚裔美国人经历了直接的，或一代人的创伤，这些创伤来自1943年才结束的日本拘禁和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系统性的民族和种族歧视的经历不仅在“哈特-塞勒”时代之前的亚裔美国人中提供了一些共同点，而且也与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在国家支持下遭受压迫的经历产生了共鸣。相比之下，康认为，1965年后的亚裔美国人没有经历过同样形式的边缘化，这使得多种族团结的挑战大大增加。他写道：“我们的曾祖父母没有被赶到洛杉矶，我们的父母没有与黑豹组织和第三世界解放阵线站在一起。”
但是，第三世界解放战线的模式可能并不像康所认为的那样过时。首先，在美国，事实上有数百万贫穷的亚裔美国人，他们和其他工人阶级，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工人阶级一样，面临着结构性的边缘化（承认这一事实，就必须否认美国所有亚裔都从白人至上主义中受益的说法）。此外，共同的经历必须有多大的相似性，才能使政治团结变得更坚固？组织工作是否可以等待“正确的”时机和条件，还是应该在各民族有不同的压迫历史的情况下，去根据目前的需要和情况建立联盟？难道只有那些祖先经历了相同程度的国家暴力的群体之间才可能形成团结吗？就第三世界解放阵线而言，其建立的前提并不是在各种群体所受的历史压迫之间建立一个精确的等式，而是美国有色人种所面临的困境正在以各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强权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交织在一起。共同合作将为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提供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筹码。
现实情况是，帝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和非殖民化曾塑造了（并将继续塑造）美国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其中包括了美国的亚裔工人阶级。在《四大洲的亲密关系》（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2015年）中，种族、民族和移民学者丽莎·洛（Lisa Lowe）探讨了欧洲自由主义、美国殖民主义、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及输入中国和南亚契约劳工之间的关系，她的结论是“种族分类和人类的殖民划分是在殖民者获取领土以及管理劳工、生殖和社会空间的过程中出现的”。对欧洲人来说，自由和自由主义意味着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对非欧洲人的征服。
这种观点有助于阐明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对亚洲干预的历史是如何与亚洲移民美国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康承认，他自己的家族在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当时韩国战后的经济灾难迫使他的父母移民）。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实施的财政紧缩措施，导致前往美国的韩国无证移民激增。上世纪80年代，越南战争使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正如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Alfred W. McCoy）所指出的那样，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正式殖民地，但它却成为了美国基于种族的监视和治安的“入侵性安全战略”的试验场，这些策略后来被引入美国。简而言之，美国与亚洲周边的纠缠，已经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阶级结构和种族政治。
在这种背景下，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亚裔美国人身份（作为一个因帝国产生的难民、移民和跨国公民）为多种族工人阶级联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框架，并迫使我们把种族作为一个跨国的、基于经济的结构来研究。毕竟，种族主义不是简单的个人心理倾向或人际关系上的轻视：它必然存在于压迫某些人，优待另一些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
康的论点以精英为中心，导致他既忽视了这种全球视角，也忽视了当前明显借鉴第三世界解放阵线模式的多种族工人阶级的组织努力。在书的最后几页，康对那些向上爬的专业人士说道，“亚裔美国人与其他任何群体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团结。” 他同时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团结不是一个静态的既成事实，人们也不应该在采取政治行动之前就将其视作一个既定事实。团结是在具体斗争中产生和重塑的动态关系，是在我们的社区中有意组织和政治教育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说建立团结总是容易或令人舒适的）。其次，他只是抹去了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现存遗产。他写道：“尽管我们想表明存在像理查德·青木（Richard Aoki）或像格雷斯·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这样的左派反种族主义先驱，但他们不仅是极端的异类，而且来自另一个亚裔的美国，一个对我们所有在‘哈特-凯勒’法案之后过来的人而言完全陌生的美国。”这一观点，对在这一传统中工作的许多领导人和组织来说是个新闻。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5日，美国纽约市，当地唐人街景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反歧视组织“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事件猛增，超过1万件。
事实上，当代亚裔美国人社区的组织工作围绕着相互关联的斗争：劳工权利、移民改革和刑事法律体系的转变，这些斗争与其他有色工人阶级社区息息相关。最近为阻止在纽约市唐人街建造大型监狱的计划而进行的基层宣传就是一个例子。纽约市前市长比尔·德·白思豪批准了一项以区为单位的监狱计划，该计划需要在目前充斥着老年公寓、绿地和小企业的唐人街地区建造一座新的40层监狱。正如非营利组织“欢迎来到唐人街”（Welcome to Chinatown）的联合创始人维多利亚·李（Victoria Lee）所主张的那样，用于大规模监禁项目的83亿美元资金本可以用于社区资源，如教育和医疗保健，而这些资源对唐人街居民和一般工人阶级来说已经被抹去了。
在谈到刑事司法系统时，主流的报道经常描绘出亚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社区之间受到的强烈区别对待，但国家支持的惩罚逻辑对亚裔美国人也有害，尤其是在移民执法方面（截至2019年，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无证种族群体）。这种观点为HANA中心、东南亚资源行动中心和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等组织的工作提供了依据，这些组织都在挑战美国的移民制度。他们倡导的立法，如《新路前进法案》（New Way Forward Act），呼吁结束强制性移民拘留，并撤销那些通过刑事法律系统促进驱逐出境的法律，这为所有低收入和无证移民的团结事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前哈特塞勒时期的左派反种族主义者，如夏威夷劳工改革家阿·昆·麦克拉思（Ah Quon McElrath），对今天的工会和以劳工为中心的组织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UNITE HERE是一个跨国工会，其成员主要是酒店行业的移民工人。在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大规模裁员期间，该工会采取了与麦克拉思类似的策略，为其成员提供现金转移、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险申请帮助。“红金丝雀之歌”是一个跨国基层集体，专注于美国、巴黎和多伦多的亚洲移民、劳工和按摩院工人的权利和安全，它的活动进一步强调了西方殖民主义、劳工剥削和亚洲妇女边缘化之间的联系。2021年的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案反映了历史上和经济上根深蒂固的亚裔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被“过度性化”的现象。正如该团体在枪击案发生后指出的那样：低收入和移民身份不确定的妇女，她们被置于（不论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人身体角度意义上）最脆弱的工作岗位上。
相较于去挑战产生种族主义者的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将种族主义暴力归咎于个体行为者要容易得多。当亚洲人在美国面临着种族歧视的劳工剥削、猖獗的工作场所虐待、工作场所内的刑事定罪、针对性的性暴力、常规的语言拒绝、移民拘留和驱逐出境，以及美国国内仇外的媒体攻击时，美国却在亚洲各国实施军事占领、对东道国的军事暴力、环境破坏、以及海外的采掘和胁迫性贸易与经济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发生了各种形式的、针对亚裔的暴力。
在美国，保护亚裔免受暴力侵害的基层努力也是跨种族的。为了应对湾区反亚裔暴力事件的激增，拉丁裔活动家雅各布·阿泽维多（Jacob Azevedo）在奥克兰成立了“同情”组织，该组织有400多名志愿者在奥克兰的唐人街陪护老年居民，以确保他们的安全。黑人活动团体为那些经历过反亚裔种族主义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并与亚裔领导的组织合作，通过互助更好地服务于市中心各个社区的需求。
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出现在康的书中。《最孤独的美国人》巧妙地描述了当代亚裔美国政治的断层，但它在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方面都比较失败。那些不太愿意等待像康这样的专业人士来选择“立场”的读者（他们不得不冒着令人不适的风险，在混乱中建立共同的事业），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寻找可操作的方式。康所忽略的许多大胆的斗争，恰恰是他们最好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