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1
一九九三年年初，一个天空格外湛蓝的仲夏日，我回到大学继续读我的法律系二年级课程。我原本以为自己注定会成为律师，尽管我从小最感兴趣的，除了足球，就是小说，那些我读得好像命都要靠它们拯救的小说。但是在学习罗马法民法典及其附注的那些年，事情起了变化。没有人知道使命感是怎么来的，或者命运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苦主面前的。就在我从第一年向下一年过渡的时候，变化发生了：我发现我对小说的热爱并不只是作为读者的热情，而是要献身于创作小说。我开始翘课，不仅因为那些关于合同或民事诉讼法的课快把我闷死了，还因为在波哥大市中心有几家书店。我去逛书店就像病人去看医生、少年犯去收容所。我跑得最勤、也是离大学最近的那家书店叫莱内尔书店。
莱内尔书店一直都拥有一个宽敞的一层空间：塞满书的展示橱窗环绕着街区的整个拐角。但那是一个奇特的拐角，因为书店所在的那栋位于希梅内斯林荫大道上的楼，是一幢有点像船的宏伟建筑，形状是不规则的。它狭长的“船首”曾经是《旁观者报》报社。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中写道：每天都有一个报社职员从窗口探出身子，挂出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即时要闻。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知晓世界大事的；要是他们想知道更多，就得买第二天的报纸。不管怎么样，从我决定成为作家到一九九六年离开哥伦比亚（去努力成为作家）之间的那三年里，我每周至少三次从这个拥有辉煌历史的辉煌“船首”前经过。我走过整幢建筑的“船首”，走进莱内尔书店，如果时间不多，我会在一层迅速浏览一圈，如果时间充裕，就会到楼下在地板上坐几个小时，翻阅我挑出来可能会买的一沓沓书，像所有的小说学徒一样，想象着我自己的书也在其中，在书架中等待被某个不设防的读者翻阅，乃至买走的那一刻。
对于作家来说，书店是使他脱胎换骨的地方。当别人请一个作家说出他最喜爱的书店，他选出的往往并不是他去得最多的书店，而是那些激发出他怀旧之情的场景：对写作起步阶段的怀旧。他会想起那些艰苦岁月里，他的文学理想还停留在不知出路何在的渴望，因为从学徒到小说家，并没有明确、必然的方法。所以，带着二十岁的满腔热情，我去了莱内尔书店。我通常会一头钻进一层的书架之间，那里的光线并不是读别人写的书最理想的位置，而我想的是我自己的书出现在这里的奇迹——那本我甚至还没有想好，没有动笔写的书——有一天它会在那些书架上，按照字母表顺序紧挨着它的邻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当时我发现字母表有一种隐含的魔力，因为巴尔加斯·略萨是我当时心目中的大师，我的楷模：他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作家。多年后，作家圣地亚哥·冈博亚向我透露他想象有朝一日他的书能够毗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正如今天书店里摆放的那样——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还有作家安东尼奥·萨拉比亚，也因为意识到自己和影响他最大的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在书架上做邻居而特别高兴。即使到现在，每当我重返一座曾经居住的城市，到某家书店找一本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比如巴塞罗那的中央书店或拉耶书店、巴黎的文学树书店、列日的帕克斯书店——看到我的书和他的书比肩而立，我就想起过去的那些岁月，惊觉这些年发生的一切。这种惊觉也是那些书店带给我们的。
莱内尔书店里一直都放着好几把皮质扶手椅，让人感觉好像是在谁家里的客厅，而我们读者坐着，就感觉像是在一个好客的人家里参加大派对。这种感觉在今天许多书店里是找不到的，在这些书店里，读者好像被视为入侵者，进来浪费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买，而店员对浏览书籍这种神圣的习惯不以为然，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没这样做过。而坐在那些扶手椅中，我会计算自己作为学生的零花钱，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对自己想要的书，完成几个小时的神游。就是在那里，我决定买联合出版社低价平装版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加缪的《局外人》；在那里，我翻阅了赫尔曼·布洛赫的三卷《梦游人》，但卢门出版社的版本当时对我来说太贵，我只能等哪个好人在我下次过生日的时候作为礼物送给我；在那里，我还发现一本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访谈录《到写作的时候了》，我买了它，从此凡是作家访谈我一概都爱。访谈人问比奥伊·卡萨雷斯，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就废寝忘食不过日子了。“不，”比奥伊回答，“我认为恰恰相反。我敢建议别人写作，是因为写作就像是给一个人生活的房子增添一个房间。人要有生活，也要思考生活，那也是热情生活的一种方式。”
再往后几页，我用绿色的笔高亮标出了其中的一句话。访谈人要比奥伊谈谈他不喜欢的早年作品。比奥伊说：“当时我真心喜欢的是文学，我觉得它是我的家园，我要加入它的世界。”
我从莱内尔书店的地下室走出来（日光照得我眼睁不开），想着他的话，对，就应该是这样：文学是我的家园，我要加入它的世界。
2
在我那段成长的岁月里，波哥大只有一家书店能与莱内尔书店争夺我的忠诚。在它北面相隔七十六条街的中央书店与莱内尔书店截然相反。一方面，它位于安静的中产街区，而不是繁忙的市中心，虽然书店并不小，可全部加起来也不如莱内尔书店的地下室大。另一方面，它不像莱内尔书店那样是我自己发现的，而是某种父辈的传承：我父亲很久以前就认识店主，并且是多年忠心耿耿的老主顾，因而他可以不付钱就把书带回家，到月底再结账。我也继承了这一特权：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怎么开始的，总之，有一天我开始掏钱买下里面夹着一张横格纸、上面只有我签名的那些书，不止一次，我不得不把我一整个月赚的钱攒着，最后买下这个月里没有考虑账单累加、只顾签名拿回家的那么多书。
中央书店的店主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奥地利来到哥伦比亚的一对犹太夫妇，汉斯·乌加尔和莉莉·乌加尔。一九四七年，年轻的汉斯经常去现在已消失的圣菲巷逛一家书店，离我的大学仅一箭之隔。那家书店老板去世后，他的遗孀建议汉斯接管书店，但他得在那里工作，用微薄的薪水来抵书店开支。好多年过去，中央书店又搬迁了几次，它在我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最终我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告密者》。小说中的叙述者出版了一本书，关于二战时期在哥伦比亚的德国人，既有纳粹同情者，也有犹太难民。当读者读到叙述者讲述他的写作素材来自一个名叫萨拉·古特曼的女人时，她已经死了：
书已经出版，我在电话答录机里听到了莉莉的留言。她邀我去书店一叙，语气非常严肃，简直可以说是急迫了。我心想，这次的邀约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与萨拉·古特曼不无关系，或者至少也是同她那未曾实现的、以哥伦比亚统治者暗中进行的反犹主义为题材的讲座相关联，因为洛佩斯·德·梅萨为了防止犹太人过量拥入哥伦比亚颁发了禁令，而（大家都知道）汉斯·乌加尔便是禁令的直接受害者之一。他每每都会在采访中、在日常谈话里面提及，自己的父母死于收押德国人的集中营，而他们的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没能取得哥伦比亚的签证。不过，这签证他拿到手了，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他被这个国家允许入境。事情就是如此。我去赴约时见到了汉斯跟莉莉两个，他俩正一块儿坐在桌边。那张桌子是灰色实心的，就摆在波哥大的德国人开会的位置。桌上放着一台旋转号盘电话机，还有一部老旧的打字机——雷明顿牌，又高又重，活像一座圆形阶梯剧场。书店就是靠这些东西做生意的。陈列窗中，搁了三本我的书。莉莉身穿酒红色的高领毛衣；汉斯则是西装领带，此外还有一件菱形图案的绒线衫。
我肯定是在二〇〇三年年初写下这段文字的。当时我已经在哥伦比亚之外生活了七年，还要再过九年我才回国。虽说如此，有时候，假期我还是回去的；在那些短暂的回国期间，我不止一次去了中央书店，确定我所描述的就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确实没有变——只有一桩例外。灰色实心的桌子还在，打字机和电话机也还在，在手机出现之前的日子，我还用电话机打过几次急电。但二〇〇四年，我在小说出版后第一次去书店的时候，莉莉·乌加尔向我抱怨她始终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她告诉我，汉斯确实如我在小说中写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好几次采访中，说过哥伦比亚当局的反犹主义观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观点已经改变，或者他认为用那些措辞表达观点是错的。我不应该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这样一个现实中的人写进小说里，也不给他机会修改被我写进书中的他所说的话。莉莉生气了，我很遗憾。对话以一句对小说家的指责结束：
“而且，汉斯从没穿过菱形图案的绒线衫。”
那次对话已经过去了很久，中央书店我去得越来越少。但我会充满温情地想起那些不付钱就把书带回家、买书就像有种豁免权的日子。某一天，我带回家的书里就有阿尔弗雷多·布赖斯·埃切尼克的《短篇小说全集》；有《乔伊斯的诗学》（英译本书名改为《混沌的美学：詹姆斯·乔伊斯的中年》），这是翁贝托·埃科的一本学术书，我读了好几遍；还有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学术书《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这本我始终没有读。在中央书店，我买了卡洛斯·富恩特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假面具的日子》（三千一百比索），维尔纳·耶格尔的《教化：希腊文化理想》（一万八千八百比索）。我买的这些书售价都是用铅笔手写在书上的，但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是那个在收银桌旁等我的女人埃斯特拉，她不是叫我在赊账的清单上签名，就是忙着记下我异想天开想订购的书。如今，网络购物剥夺了我们的这种乐趣：没有找到书，然后要书店订货，为它等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网上买书迅速送达的便利对我来说很无趣。为了找一本书跑几家书店，像对付狡猾的猎物一样追踪搜寻它，仍然是我的乐趣，并且一点一点地把我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爱书人。
在我的小说中，叙述者坐在一张灰色的桌子前，开始给他自己新出的书签名。我从未在中央书店签名过，但我有时依然会回到书店，确认我的书在那里，在巴尔加斯·略萨和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书之间，暗自感到满足，依然津津有味地看着书架的布局和我感兴趣的书被放置的位置，也依然遗憾自己不懂德语，无法阅读汉斯摆放在一张特殊桌子上的书。桌子放在书店后面靠右的位置，像一个失落的国度中无人认领的信。我也依然对这个地方充满崇敬之情，在它的方寸之间，我从纸质书中获得了那么多快乐，感谢它还活着，还在乌加尔家族手中，七十年了。如今，面对把书当成吹风机一样卖的网络书店的竞争，面对无数当代读者，也就是随意传输电子文档、认为文学非常重要但为文学付钱又似乎是不公平的那些人，它没有沉沦。
3
随着时间推移，我最喜欢的书店名单也会因我所在之地的不同、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这两家，莱内尔书店和中央书店，以及波哥大几家新的书店，比如“养兔场”书店或威尔伯拉达书店，始终在我的名单中。我对它们的需求始终不变。最好的书店是相会的地方，是文化交流的空间，属于比奥伊·卡萨雷斯说“文学是他的故乡”时他心中所想的那个世界；然而，书店也应该是（至少对于我）当我孤独时别无他处可去、可以让我独处的地方。我会去我最爱的书店——纽约的斯特兰德书店、利马的总督书店、伦敦的当特书店——在孤寂中消磨时光，在逝去的时光中找到什么。一家好书店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为了找一本书进去，出来时却买了你原本不知道存在的书。文学的对话就这样得以拓宽，我们体验的疆界就这样在反抗局限中向外推进。这是网络商业从我们这里剥夺走的其他东西：在一个网站上，我们什么都发现不了；不会撞见某本意想不到的书，因为算法已经推算出我们在找什么书，然后引导我们——没错，精准地——只去我们已经知道的地方。
所以你看，书店已经是我小说家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因为我在那里发现了我敬仰的大师们，也因为我的小说家人生可以体现在一系列的书店场景中。比如我还记得一九九七年来到巴黎塞纳街上传奇的西班牙人书店。那天我带了七本已经被人遗忘的、我的第一部小说，放在那里寄售；一个月后我回到书店，发现卖光了（由西班牙共和派流亡者创办的西班牙人书店，比佛朗哥多活了好多年，但未能在互联网时代幸存下来）。我还记得在海伊镇的一家书店，发现了一本积满灰尘的书，里面夹了一名美国和平队志愿者从哥伦比亚寄出的几封信。那本由私人出版、在二手书店的书架上意外发现的书，最后在我写《坠物之声》时成了我的关键文件。最好的书店就是偶然性法则大放异彩的地方：你会邂逅你日后才会知道其价值的书。而一个读者的生活，除了别的之外，就是由这一连串巧合构成的。
（本文由安妮·麦克林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文，彭伦译为中文，选自《世界在书店中》一书，该书是十三位作家写给书店的“温暖情书”，[英]亨利·希金斯编，彭伦译，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