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西翼》的生命力在于,它给出了良性政治如何维系的答案

今年三月底,著名调研咨询机构Ipsos发布了一个新民调,观察了美国民众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如何被影视作品中的呈现所影响。民调结果显示,在所调查的作品中,被最高比例民众所相信“真实反映现实美国政治”的,是艾伦·索金(Aaron Sorkin)创作的《白宫西翼》(The West Wing)。这个结果在社交媒体上立刻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讨论,因为在调查涉及的包括《傲骨贤妻》、《副总统(Veep)》、《纸牌屋》等剧集中,《白宫西翼》是以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对华府政治毫无犬儒、黑暗动机的想象而著名的,而按常理来讲,今天高度极化的美国党派政治本该让公众对华府的印象也低至极点,而这显然与观众对《白宫西翼》在“真实程度”方面的信任有所矛盾,许多人都对此表示了不小的震惊。

《白宫西翼》海报

《白宫西翼》海报

而这仅仅是《白宫西翼》经久生命力的实例之一,它虽然其首播于二十年前,你依然至今能在现实的政治讨论中看到它被提及、解读甚至再创作:媒体不断地划用剧中情节或透过其主题来探讨真实政治时事,2020年大选前,剧中主演还拍摄了一集重聚来号召公众投票。那么,《白宫西翼》作为政治作品罕见的生命力究竟来源于什么,又能给今天的美国政治什么启示呢?

01.

《白宫西翼》讲述了虚构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巴雷特(President Josiah Bartlet)如何带领他的核心幕僚,在两届任期内处理大大小小的内政外交危机的故事。虽然他们不断需要面对诸如党派政治、地区冲突、极端分子威胁等问题,一行主角依然总是尽最大可能坚持原则行事。这些性格迥异的主角也都极富人格魅力,尤其是巴雷特总统本人: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可以通过随口被出经文段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富智慧、知识渊博,同时又幽默、亲切,极富同情心。这两个元素的结合,外加索金擅长的快速而深刻的对白,让剧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这部作品是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它多元性的缺乏:主要角色中只有一位女性,起初甚至都是白人,在民权机构NAACP的批评后才添加了作为总统贴身助理的查理·杨。不过,考虑到在20年前人们对“代表性”(representation)的意识远不如今,这个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而在近几年里对《白宫西翼》的讨论中,来自左翼的声音往往对它有更深一层次的批评,认为它对于包括政治传统和机构在内的美国制度框架和政治文明,做了过于浪漫而离地的想象,并因而麻痹了现实政治中的许多人。

比如,有人指出,巴雷特总统的实际其实政绩并不多,虽然剧中体现主角们曾接连着手于仇恨犯罪、竞选资金制度、学贷、性少数群体等今天依然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唯一的“政治遗产”,可能仅仅是向最高法院所提名了三位大法官,而就算在这个过程中,巴雷特也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妥协:他为两个空缺席位同时分别提名了一位保守派和自由派,除为得到共和党控制下参议院的认可以外,还十分理想地希望他们在光谱两端的争论能拓展思辨限度;而在今天最高法院可以说被保守派完全“劫持”的情况下,许多屏幕外的观众自然无法接受一个民主党总统拱手送出一个席位的情节。有评论还指出,剧中用过于浪漫甚至“神圣”的方式刻画了跨党派合作,从而让受众在共和党已失去任何执政诚意的今天依然抱紧不放。

总而言之,在许多持左翼观点的人早已对美国政治传统深感幻灭的今天,即便《白宫西翼》承载的意识形态和自己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依然不满其“盲目乐观”的基调,并认为是类似思路的根深蒂固才让民主党人没能看清现实,放任特朗普主义牢牢挟持半个国家。

02.

如果要总结《白宫西翼》里中心人物的共同特点,那一定是他们过人的智慧,过硬的专业能力和资历:剧中无数次展示他们可以信手拈来政策细节,轻易预测其影响,仿佛这是这间白宫里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技能;巴雷特总统更是一个拥有精英履历的完美主义者。他们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程度也是非同一般的,你可以清晰感受到这份工作就是他们生活中绝对的中心。而驱动这种投入的,是他们对这份职责的意义充满信念——政治是可以带来改变和进步的,可以为这个国家内无数普通人带来的福祉,而自己的热情所在就是让此成为现实。

所以,《白宫西翼》的理想主义之处,在于对政治人物的想象上:他们可能犯错,可能存在可见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一切动机与目标都与私立完全无关,而是增进公共利益与普通人的福祉。

而这可以说是今天流行文化中对美国政治刻画的完全反面:从《纸牌屋》、《副总统》、《为副不仁》(Vice)等同类政治作品,到在好莱坞电影中作为模糊背景中出现的“美国政府”,“从政者”的形象都是用十分犬儒的方式塑造的:自私,唯利是图,冷漠,残忍,无知,短视......这种刻画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人对政治的想象。但事实上,开头民调参与者的直觉可以说是更加客观的:如果将《白宫西翼》和《副总统》看作数轴的正负两端,“职业政治”的真实情况则无疑是与前者更接近的,你并不难找到资历、能力超群,同时放弃私营行业的丰厚报酬,只因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服务公共福祉而选择从政的人。

上文提到的现任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就是一个及其典型的例子。作为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候选人之一,很多人甚至注意到了他和《白宫西翼》中巴雷特总统的诸多相似之处:身为罗德学者、名校毕业生,他有无可比拟的资历和才能,这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总能对每个问题给出严肃、条理清晰、同时又极富同理心的回答,他甚至还会定期邀请记者来到自己的竞选大巴上不限时长地完美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他选择从政,意味身负学贷的同时放弃了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工作,且并没有留在波士顿、芝加哥等政治环境充满机遇和活力、自己才能难以被忽视的地方,而是选择回到家乡竞选市长,让自己属于因制造业流失而衰败的家乡城市起死回生,哪怕意识到自己民主党人和LGBTQ的两个标签意味着注定在红州印第安纳难以有远大前途。类似履历和才能过人,同时毫无犬儒动机、牺牲了更舒适前途为可敬目标从政的经历,你在从知名政治人物和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政府机构员工身上都不难找到。

那么,为什么在现实选战中起决定性因素的,不是这些特质呢?在剧中,当巴雷特总统在一场“市民会议”(town hall meeting)被问到“为什么年轻一代觉得政治辜负了自己时”,他通过数据指出,年轻一代在指责政治让自己的失望以外,同时也是对政治参与最少、最不积极的,而“决定是由选择主动出席、参与的人做出的”。

真实政治人物当然不太可能讲出这样向选民“推卸责任”的话,但民众的“付出”无疑是民主政治健康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具体而言,就是对政治付出更多精力,更具体地了解和区分各个政党、政治人物、政策,而这种了解不仅有助于人们随之作出更好的决定,分辨并选出具备上述一类特质的政治人物,过程中的所得本身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打破政治与“犬儒”间的简单等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而细看之下,美国政治今天绝大多数问题的主要原因都包括了普通选民因缺乏注意和参与,而无法清晰了解大多数难免具备诸多层面、角度的政治议题:比如,许多民主党民调专家都指出,在后特朗普时期民众对政治关注度下降、从而未能区分今天的哪些问题是总统无能为力的或来自共和党对手的阻挠,是拜登支持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天右翼回音室中假新闻,其核心处往往也有对事件的简化、片面化,无论是围绕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争议”,还是近期对以跨性别者为主的性少数的攻击,也都利用了选民不愿付出足够注意力了解复杂问题的弱点。

好像还担心仅通过对主角人物特质的塑造还无法清楚地传递这个信息,《白宫西翼》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个这样一个情节:在巴雷特总统的连任竞选中,共和党对手是一个极其无知、并将反智包装成亲民的政客,以对一切复杂问题的简化作为中心竞选策略——与现实中的特朗普不无相似之处;而巴雷特总统则锋芒毕露地展示自己的智慧与投入,在总统辩论中用一个个翔实、清晰、巧妙的回答让对手一败涂地,确保了自己以极大的优势取得胜利。

《白宫西翼》剧照

《白宫西翼》剧照

《雅各宾》撰稿人卢克·萨维奇在一篇对该剧的批评中点名了这个情节,认为其中对“智慧”和“愚蠢”间对照的痴迷和其中流露出的傲慢,是民主党竞选策略的中心缺陷之一,也最终导致了特朗普主义的胜利。无疑,从竞选策略的角度来看,身为候选人的希拉里当然不应该使用“可悲(deplorable)”来形容选民,但如果才能、资历与专注起初就是社会中评价政治人物的共识性标准,那一个反智、小丑式的人物成功当选便不会成为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怕美国政治的问题在于政党、媒体、大众文化还远未足够深刻地将《白宫西翼》中倡导的政治风气“敲打”进现实中。

03.

1月28日,曾任奥巴马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政治作者本·罗德斯(Ben Rhodes)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意在回答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民主党人如何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通过取胜,来防止共和党将美国拉入威权化的深渊?

反思美国的“身份”和历史中不那么光彩的部分,从来就是进步主义主张中心的一部分,而特朗普通过代言其中最黑暗的部分——种族主义、排外偏见、敌视福利制度等等——恰恰证实了进步主义者的这种担心;同时,今天的保守派十分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身份”紧密联结在一起,以至于星条旗、国歌、独立日等符号,已经越来越被各方视为一种保守派的政治表态;因此,进步主义阵营的政治的号召中,也就针锋相对地表达对美国身份愈发强烈的幻灭甚至敌意,认为其在今天已完全不值得庆祝,甚至从根本上就是“白人至上主义编织的道德谎言”,用一档播客中的说法形容,就好像“如果可以选择,那他们一定会选择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如今在美国的政治参与只是生在这里无法改变的无奈之举”。

哪怕不考虑这种情绪是否过于片面,起码对于今天的美国选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能够激发热情、收获支持的表达;作为在奥巴马的政治生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罗德斯指出,更佳的途径是构建一种以反思历史、赋权边缘群体为中心“美国身份”和美式爱国主义:“(进步主义者所希望的)改变是对美国的肯定而非反驳。”

而这也恰恰是赋予《白宫西翼》经久生命力的价值:主角们可以一方面极其坚定地推动许多直到今天都在进步主义话语中十分中心的议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片头展示标题处直接放上一面星条旗作为背景——这在今天的进步主义文化产品中是难以想象的。罗德斯以从林肯到马丁·路德·金博士等许多民权先驱为例写道,“美国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自我修复错误的能力,拒绝在这方面努力则是对公民信仰的背叛。国旗和抗议歌曲都象征这点,军队和在街头流血的活动家都是在为此而战”。

虽然今天针对年轻进步主义观众的政治相关流行文化,很少再选择这样“光明”的主题,但你其实能看到这种精神在更深层面上仍具生命力: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音乐人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他的音乐剧《汉密尔顿》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赞誉,在于把握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诚实地体现出建国者们的虚伪之处和他们遗留下的白人至上主义,却又在核心处展示他们所开创的政治文明的历史性;与特朗普的胜利同期,它某种意义上正好成为了一种进步主义者有力将己方的叙事和“美国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宣言。不仅如此,米兰达之后的作品和政治活动中,也大多都在构建这样一种叙事:从他本人的拉丁裔视角触发,讲出这个社群一直以来被主流淹没的故事,同时又强调这些故事都是今天新一代“美国身份”的骄傲部分,少数族裔所争取的,是平等而骄傲地定义、讲述这个身份的权利。

米兰达作品中浓厚的政治性和他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是纽约政界中小有名气的政治顾问,曾先后为大卫·丁肯斯、希拉里·克林顿、查尔斯·舒默等纽约知名民主党政治人物工作过,这自然给了他从小近距离观察选举政治运转的可能。他同时也是《白宫西翼》的知名粉丝,在许多谈及自己政治身份的采访中都谈到了这部剧深刻影响了自己如何想象政治的最理想型态。换句话说,他在《白宫西翼》中所看到的印证了自己紧挨现实政治成长的经历,并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

04.

不久前,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DCCC)围绕中期选举进行了一项民调,所得到的结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共和党围绕所谓“文化战争”议题(Culture War Issues)对民主党的攻击是十分有效的,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摇摆选区,共和党平均领先四个百分点,且有继续上涨至十四个百分点的可能。所谓“文化战争”议题,是指有关种族、性别、性少数、移民、刑事司法系统等一系列主题的争论。这份民调显示,尽管这些争论事实上都是共和党挑起的,意在打压边缘群体争取平权的进程,但他们将自己的行为渲染成维护稳定、安全和为“美国身份”而骄傲的权利的宣传,在摇摆选区选民身上是起到了作用的:这些选民认为民主党姿态“说教”而“苛刻”。那么,《白宫西翼》中融合进步主义和“美国身份”的微妙叙事能否能给今天的美国带来现实启发呢?

事实上,《白宫西翼》中的情节已经向现实转化的程度,可以说超过了许多人最大胆的预期:剧中巴雷特总统的民主党继任者,是由著名演员吉姆·史密茨饰演的马修·桑托斯,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年轻拉丁裔众议员,凭借自己的智慧、远见和人格魅力在一众比他显赫太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民主党初选;在大选中,他面对的对手则是一名温和、正直、具备丰厚外交事务经验的中间派共和党人,桑托斯最终赢得了选战,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总统,并任命共和党对手为自己的国务卿。

剧中这一部分播出于2005—2006年,在设计桑托斯这个人物时,编剧选择的现实参考,是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主旨演讲者,一位当时尚名不见经传、却因为天才的沟通能力和传奇的个人故事而被选中的伊利诺伊州级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

《白宫西翼》剧照

《白宫西翼》剧照

所以,《白宫西翼》可以说惊人准确地“预测”了他的政治前途:同样在一众资历长过自己数十年的对手中出人意料地赢得初选,在大选中面对的也同样是一位正直、严肃的共和党对手,同样用变革的呼号唤起了年轻人对政治参与前所未有的热情,同样认命了曾经的竞争对手进入内阁,也同样创造了成为首位非裔总统的历史。他同时也具有《白宫西翼》所最为赞赏的那一类特质:专业背景过硬,视野高远,极其擅长演讲和沟通,永远能将可能枯燥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讲成一个愿景或故事。同时,身为一个非裔美国人,他知道自己是无法避开种族这个话题的,于是索性主动抓住了这个机会,讲出了一个将民权运动放置于美国历史中心位置的故事:是他们才代表了“美国身份”中最好、最光明、最值得今天的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一面。

罗德斯指出,奥巴马对“美国身份”的解读不仅比今天的许多进步主义者更加准确、深刻,更重要的是,它的基调同时也是积极的,是画出一张高远理想实现的路线图。相反,如果以“幻灭”作为自己声音的中心,就很容易让听者陷入“参与政治还有何意义”的犬儒疑问,而这自然是对调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完全无益的。为奥巴马长期工作的经历,让他对今天类似的策略的可行性依然充满信心。当然,虽然有如皮特·布蒂吉格和史黛西·艾勃拉姆斯等新一代民主党政治人物在进行这种尝试,但距离取得成功还都尚存距离。

所以,这样看来,《白宫西翼》直到今天仍然具备的旺盛生命力,大概是来源于它对自己作用的定位远超过一档黄金时间的娱乐,更是为良性的政治如何得以维系给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它还尚且难以付诸现实,既在于它需要社会中每个和政治相关的机构共同作用,又在于如果践行它的只有零星个体,那么他们很可能并不能立竿见影地以此赢得选举、带来改变。但尽管如此,环顾今天美国政治光谱上的每个阵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最终会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想刹住美国政治愈发不可挽回的撕裂趋势,依然还需要回到靠着讲好一个严肃、热情、积极的故事来建立起将巴雷特或奥巴马送进白宫的选民联盟这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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