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唐·霍夫勒需要一个新闻标题。作为电子贸易类期刊《电子新闻》的定期撰稿人，霍夫勒刚刚为加州北部蓬勃发展的计算机芯片行业撰写了一系列专题报道。时值20世纪70年代初，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硅谷仍被摩尔定律统治。硅谷复杂的电路板中微型的、闪电般运转的硅半导体元件每个月都在变得更小、更便宜，也更强大。所有曾经包含弹簧、晶体管、存储器核心或者真空管的东西，现在都可以替换为由硅芯片驱动——从工厂设备到大型计算机，再到手表。计算机的强大力量正凝聚在微型芯片中。这是一场革命。
加州北部虽然有许多竞争对手——在达拉斯，电子巨头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芯片，但硅谷出现的技术创新正在驱动更强大、更精密的计算机。IBM——美国大型计算机领域的王者——自产芯片，但该行业的其他公司还需要仰仗西部。
“纽约和华盛顿的那些人把这里称为‘硅谷’。”有一天几位来访的销售经理在午餐时告诉霍夫勒。简短、令人难忘、略带诙谐——毕竟硅是从沙子中提炼的——这个名字正好适合这位记者向读者们描述加州北部那个悠闲但充满创业精神的角落。《美国硅谷》，1971年1月11日，霍夫勒的文章标题在《电子新闻》的封面闪亮登场。这个名字从此流传下来。
豋在《电子新闻》的“美国硅谷”一文
马车轮酒吧
这个名字能够长久流传与唐·霍夫勒的持续报道有关。当时，全美国的记者很少把目光投向东北走廊之外，报道加利福尼亚郊区这片有些书呆子气的地区。霍夫勒只能孤军奋战，他在沃克的马车轮酒吧里那间被他称为“现场办公室”的高脚凳上收集了绝大多数情报。在这个明显缺乏夜生活的地区，这里是半导体行业从业者的首选。随着工作之后的放松闲谈变成塞满软垫的酒吧隔间醉醺醺的八卦对话，霍夫勒收集到了独家新闻。他获知的消息涵盖方方面面：从新产品的发布到大规模招聘，再到最近的婚礼和喧闹的公司派对。霍夫勒知道哪家公司即将启动新生产线，或者哪位CEO刚刚购买一辆华丽的新型跑车。“如果《电子新闻》没有报道，”一位业内人士宣称，“那就是没有发生过。”
唐·霍夫勒最早是作为公司内部的一名公关人员进入这个行业的，他既了解其中的技术，也对丰富多彩且个性化的故事有着敏锐的嗅觉。局外人只能看到难以理解的复杂技术和一群平平无奇、穿着长袖衬衫的工程师，而霍夫勒看到了由牛仔创业者和古怪天才建造的未来机器。
当时，战争、抗议游行与登月计划占据了美国报刊的头条，霍夫勒对硅谷小巧古怪的命名与技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报道，给那些受他启发而加入报道行列的记者奠定了基调。富有个性、极具魅力且竞争激烈的半导体产业是绝佳的报道材料，而且美国无疑需要新的英雄。
马车轮酒吧正是寻找这些英雄的好地方。西海岸一带的大型国防承包商和航空航天公司陷入越战后的困境之际，芯片制造商迅猛发展起来。硅谷仍然有许多东部电子巨头设立的、职员全部打领带穿西装的分支机构，但这里的半导体公司才是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些公司仍然年轻且反应敏捷，有着较低的固定资本成本，与那些拼命保持竞争力的日益僵化的老牌制造商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这些公司不再依赖国防合同生存。
统领“飞兆之子”的是英特尔公司，1968年鲍勃·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在忍受了东海岸母公司对飞兆半导体公司的微管理的多年折磨之后，从飞兆半导体公司独立出来创建了英特尔。与飞兆半导体公司不同，英特尔的资金完全来自当地公司的风险投资。国家半导体公司的CEO查理·史波克，那个对成本敏感的出租车司机之子，那个不喜欢花钱修剪草坪的人，在还任职于飞兆半导体公司时就率先产生了将芯片组装外包给东亚企业的想法。硅谷还有杰里·桑德斯创立的AMD，他从芝加哥南部街头的小混混成长为喜欢艳丽西装、运动型汽车和古驰乐福鞋的销售主管。桑德斯挖走了其他12名飞兆半导体公司的员工与他一同创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东部电子巨头开始收购本地初创企业，如火如荼的并购与收购市场使向西迁移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这些被收购的员工需要适应僵硬刻板的公司文化或者——更糟糕的是——需要搬迁到公司总部，正如其中一位员工所说，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牧场”。
然而唐·霍夫勒描绘的仍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初，如果要猜测哪里将成为计算机世界的中心，北加州的胜算很低。IBM仍然统治着商业计算机领域。得克萨斯生产的芯片远比加利福尼亚多。让计算机界成为热门的小型计算机新技术是波士顿的产业。绝大多数投资资本——包括内德·海泽尔和大卫·摩根塔勒领导的风险投资基金——仍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
华尔街分析师对半导体产业毫无兴趣(“计算机产业就是IBM，”有人冷淡地告诉里吉斯·麦肯纳)，《华尔街日报》拒绝报道任何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使外界对硅谷更加缺乏认知的事实是，硅谷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售给其他电子公司，而非消费者。英特尔的芯片可能存在于大厅的电脑里或者桌子上的计算器里，但普通人对此一无所知。
10年过去了，硅谷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有了大幅提升，并建立起发达的消费电子产业。那之后又过了10年，唐·霍夫勒简短精妙的标题才成了整个计算机软硬件产业的代名词。
为什么“硅谷”不仅能击败其他与之竞争的地区，还能作为整个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事实证明，技术只是一部分原因。
芯片上的计算机
20世纪70年代初，北加州的芯片制造业已经走出“冷战”的摇篮，建立起健康的非国防业务，为东部的计算机制造商生产存储芯片，同时也将芯片提供给蓬勃发展的新市场：电子计算器市场。英特尔成立不过数月就获得了一家日本制造商的委托订单，为一系列桌面计算器定制一种复杂的芯片。这项委托所促成的设计最终带来可与肖克利发明晶体管和诺伊斯发明集成电路相媲美的技术突破：微处理器。这种器件技术含量远远超过单纯在芯片上布置多个电路的工艺：不但能够在芯片上布置更多的电路，而且这些电路还可编程。只要内置带有存储器的微处理器，任何类型的电器或者设备——汽车、电话、床头钟——都能成功地变成计算机。微处理器运行速度快、功能强大，比机械控制成本更低，并且如戈登·摩尔所说，可以“随便塞在哪里”。
1971年11月，在霍夫勒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报道并为硅谷命名不到一年之后，英特尔4004芯片以“一片芯片上的计算机”作为卖点，在《电子新闻》上刊登的广告中首次露相。仅仅几个月后，英特尔又发布了比4004强大一倍的8008，然后又在1974年发布了8080。那时英特尔公司已经找来里吉斯·麦肯纳制订计划并主导执行，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就像所销售的产品一样经过了精心设计。其他公司可能会做广告、印刷小册子，但麦肯纳对半导体行业的理解无人能及。
“首创的技术需要‘培养市场’。”麦肯纳回忆道。培养市场不仅需要投放广告和印刷销售手册，还需要在系统设计师能看到的商业期刊上刊登文章，以及为对半导体设计与应用一无所知的公司经理开办教育研讨会。不过广告也很重要：英特尔的广告简明且有现代感，使用普通商人也能够理解的语言，这与业内常见的更重视介绍技术规格而轻视说明的那类广告不同。“8080微电脑来了，”广告上用引人注目、色彩明丽的字写道，“轻松连接，容易编程，将性能提高100倍。”
现在，一小块硅片就包含了一台耗资数万美元的大型计算机或小型计算机的所有计算能力。那些曾经昂贵且占据大量空间的技术，现在几乎变得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微处理器使计算机的小型化趋势仿佛启动了超空间驱动一般大大加速，将各种产品从模拟电路转变为数字电路，这让英特尔和其他芯片制造商确信它们确实正在改变世界。“我们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几年前蓄着长发和胡须、毁坏学校的那些孩子。”戈登·摩尔说。
到了1975年，英特尔已经拥有3200名员工，销售额达到了1.4亿美元。国家半导体公司的销售额为2.35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北加州主要为少数资金充裕的客户——美国国防部、NASA、大型计算机生产商制造昂贵的定制产品。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则主要用这些小型电子元件生产消费产品。众所周知，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葛洛夫曾将英特尔公司的产品称为“高科技糖豆”。不过英特尔公司对大规模生产微芯片的规划并非亨利·福特式的大型流水线，而是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模式，它在全美国甚至海外越来越多地建立中小型制造厂来提高产量。
在公司总部，芯片开发主管将雇员们分成小组，彼此竞争开发最好的产品。“大就是不好，”1975年12月鲍勃·诺伊斯在面向一群商人的演讲中说，“小组的士气更高，工作起来也更加努力。”英特尔一般不雇用超过30岁的员工。但这并不是为了寻找反体制的叛逆分子，而是为了寻找有志于创造新产业的人才。
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乏力的氛围之中，半导体行业的利润却在飙升。硅谷的居民对他们所赚的钱以及赚更多钱的渴望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推动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对赚钱的渴望。”国家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劳埃德说。出手阔绰的花边新闻变成了唐·霍夫勒撰写的产业报道的一大特色。到了1972年，由于积累了太多的好材料，他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微电子新闻》，记录当地公司发生的一切。那些有个性的行为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杰里·桑德斯订购他那辆64000美元的劳斯莱斯险路的订单墨迹未干，”1975年霍夫勒写道，“梅赛德斯-奔驰的进口商就从纽约打电话来，向他推销梅赛德斯-奔驰将在明年推出的一款豪车，定价40000美元，7.5升排量。杰里的回答是：‘打包，我买了。’1976年杰里的薪水就是这么花掉的。”
唐·霍夫勒创办的《微电子新闻》
随着金钱的流入和关注度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东海岸记者开始迁往硅谷。“硅谷”(一般带着引号)一词逐渐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商业版上。《财富》杂志的吉恩·拜林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强烈的文章，描写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和投资他们的风险资本家，他在文中勾勒出他们乐于冒险的叛逆者形象，与霍夫勒在马车轮酒吧听来的秘闻野史和传奇故事十分相似，但这并不仅仅又是一个商业故事：这是讲述那些足够大胆且鲁莽、独自外出闯荡的人的创业故事。“如果你是一名资本家——我就是——你只有开办自己的新企业，才算是加入了资本主义奥运会，”一位硅谷高管对拜林斯基说。
硅谷风格
在局外人看来，这一切肯定是另一番景象。世界上最糟糕的老板——死板又专横的比尔·肖克利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行业。但芯片制造者并不想采用“不按我说的来就滚蛋”式微观管理方法，他们希望给员工验证新想法的空间。他们仍然保留了电子实验室的行事风格，根据“是否聪明”来挑选雇员，并且对自己坚持“任人唯贤”引以为傲。
然而，硅谷的“任人唯贤”仍然非常看重确知的人选：来自人们熟知的、排名靠前的工程项目人员，或者曾在当地知名公司工作，又或者有知名度且来源可信的人才。公司之间高度的人员流动促进了这一点，形成了流动的员工队伍，他们通常在不同公司工作，偶尔会与同一批经理或同事共事。
由半导体公司确立的招聘惯例后来被硅谷几代技术公司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时代的公司通过员工内推填补了近45%的工程师岗位空缺。在21世纪头10年，软件巨头开始举办内推特别活动，并为成功内推的员工提供带薪假期与现金奖励。这么做自有其道理：伟大的科技公司与普通的好的公司的区别就在于顶尖的工程技术。从第一代芯片生产商到谷歌与脸书时代，这样的人才长期供不应求。另外，那些确定的人选能够立即着手工作，迅速适应，并以市场所需要的速度产出成果。
这是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硅谷的芯片制造产业崛起之时，正值美国的战后繁荣让位给经济震荡和新出现的全球竞争，硅谷的芯片制造商秉持惠普那样的技术驱动并且完全投入的企业精神，增加了一种达尔文式的奋斗精神，这正好体现这个行业高风险、高回报的现状。这些企业不会给高管预留停车位——这是任人唯贤的标志，但同时也意味着鼓励加班。每个人都能看到是谁早早上班，并占据了前门旁边最好的停车位，大家也能看到深夜是谁的车还停在停车场里。虽然业内的大多数领袖都散发着平易近人的魅力，但芯片行业的大男子主义仍然根深蒂固。除了秘书和芯片组装线上手脚麻利的女工外，这个行业中几乎全都是男性。其结果如同将球场更衣室、海军陆战队兵营和科学实验室混合在一起，随处可见脏话连篇、一根接一根吸烟以及酗酒的人。而与此同时，就像一位高管的妻子对诺伊斯的传记作者莱斯利·柏林所说的，女人“待在家里做好分内事，好让战士们能去修建神庙”。在那些试图紧跟疯狂的产品周期的公司中，软硬件设计要么完全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的工作性质——设计要么可行，要么不行——使这些公司的工作凌驾于家庭之上，直白的批评司空见惯，自我怀疑则是致命的缺点。
整个山谷中充斥着高浓度的睾酮。一次安·哈代发现太协公司的管理层中只有她没被邀请参加外出静思会，于是她去质问会议组织者为什么遗漏了她，后者回答说：“如果邀请了你，那我们也需要邀请所有的家属。”“这有什么问题?”她追问道。“好吧，”这位组织者老实地答道，“我们外出参加这些会议只是为了能和妓女过一个晚上。”哈代转身离开，去向CEO汤姆·奥克罗尔投诉。会议组织者滚蛋了。哈代不知道那些妓女怎么样了。
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文化可能和这种两性关系一样传统。当时的湾区已经成了反叛文化与随心所欲的“自我的十年”的象征，而芯片制造商对变革时代的最大让步是留起了稍长的鬓角。他们倾向于支持自由共和主义，就像戴维·帕卡德主张的那样，但他们也明白是政府塑造了他们的公司，并对体制抱有尊重。正如鲍勃·诺伊斯在1970年所评论的：“这个社会确实受到了控制，被华盛顿之外的力量控制，如果你要在密集的车流中平稳驾驶，你最好听警察的话。”
这些成长中的公司的组织结构图看起来与典型的“传统经济”公司十分相似。那些对于现代企业开展业务至关重要的支持部门(销售、营销、人力资源)都一应俱全。但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们的产品周期远远短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因为摩尔定律的推动使它们的产品变得更快、更便宜、应用范围更广。另一个区别是从休利特和帕卡德到诺伊斯、摩尔和葛洛夫，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通常担任公司的CEO或董事长，亲自执掌公司。他们将20世纪公司的组织结构与19世纪个体经营者的个人情感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如果公司创始人是清醒的工程师，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方式便运作良好。但如果他们随心所欲，就会导致混乱。电子游戏产业的先驱者雅达利就是一个例子。
1972年，29岁具有超凡魅力的诺兰·布什内尔领导的团队在圣何塞附近创立了雅达利。得益于越来越快速且廉价的芯片，雅达利成为许多新兴产业中的早期的市场领跑者。创立之后仅数月，雅达利就以其风靡游戏厅的产品Pong撼动了当时低劣的弹子球和射击游戏的世界。
无论是街机版本还是雅达利三年之后推出的家用游戏机版本，Pong学起来很简单，玩起来却又极其困难，很容易让人上瘾。这款游戏清晰明了：一块黑色的屏幕，两边像素画的白色线条代表乒乓球拍，还有一个白色数字小点代表来回弹跳的乒乓球。有三种游戏模式可供选择：单人游戏、双人游戏和接球模式。在接球模式中，你的目标不是将球打回给你的搭档，而是试图用球拍上的一个小缺口接住球。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也许已经放弃占据停车位，下班后到马车轮酒吧放松，但雅达利把加利福尼亚的懒散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公司创立的头几年，主要是在解决年轻高管之间的争吵、生产线上员工滥用药品的问题，还有绝大部分无法通过公司决策的愚蠢的产品创意。有的游戏只可能来自设计师与工程师都是年轻人的公司。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1973年的Gotcha，其控制器设计得看上去和摸起来都像女性乳房。“上面没有乳头或者别的什么，”一位雅达利的设计师热情地解释道，“但看看这葡萄柚大小的尺寸以及并列放置，你能够明白这是什么。”
正如雅达利公司的一名员工后来粗略回忆的那样，公司里有“一群自由思考、吸食毒品、热爱有趣事物的人。我们划船、坐飞机、抽水烟并且玩电子游戏”。雅达利高管——“听说他们也会参与吸食大麻”——足够清醒，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公司氛围在这个安静的郊区环境中太激进了。第一份员工报刊开头便请求“尽可能地向外部社区展示优雅的举止”，因为“由长发佬组成的公司会吓坏他们”。
基于这种快速而松散的组织结构，雅达利在试图将Pong的成功转化为长期业务的时候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在1975年，雅达利凭借能够接入客厅电视的半导体游戏主机夺得了消费产品大奖。雅达利并不孤单，因为成熟且资本雄厚的美格公司也进入了家庭市场。美格公司的Odyssey和雅达利的家用游戏机版Pong成了当年必备的圣诞礼物，让一代儿童和青少年对催眠般的闪烁光点和电子游戏的嘀嘀声欲罢不能。
雅达利的产品刚好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通货膨胀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和石油禁运导致的排队加油上转移出来。在全美国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零售业巨头西尔斯都将游戏主机摆放在展厅的正中央以吸引潜在顾客。原本把西尔斯等同于购买衣服和洗衣粉的无聊的购物之旅的孩子们，现在排起了三条长队，只等轮到他们玩上一把Pong——这是第一种你只需要花25美分就能玩的街机游戏。然后他们就会跑回家，央求父母给他们也买一台。
提供资金进入游戏行业以对抗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回报丰厚。1976年，在拒绝了华尔街IPO的提议后，布什内尔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雅达利出售给华纳传播，他个人净获利1500万美元。电子游戏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美国的未来软件工程师首次接触到在晶体管屏幕上操纵像素点的奇迹——开始了。
本文选自《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美]玛格丽特·奥马拉 著，谢旎劼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