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9日晚，“厦门大学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暨强基班学术训练”系列讲座第三讲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南强二403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雷闻教授受邀以《金石文献与中国道教史研究》为题展开演讲。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张达志教授主持，陈博翼老师与六十余位强基班本科生及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
雷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讲座围绕道教金石的种类、材料来源、研究案例三部分渐次展开。雷教授首先介绍道教金石的种类，其中“金”主要包括铜钟、投龙简、金铜造像、铜印和铜镜等。这些金属类实物史料都有着重要的信仰意义，反映出道教在世俗政治、社会中的角色变迁。如《续高僧传》中所载“隋文以通道观钟赐玄都观”一事，显示了铜钟作为中古时期佛道寺观共同实用的法器，兼具实用性与宗教性，因此往往成为争夺的对象，这在一些灵验故事中得到渲染。又如武则天中岳投龙金简、唐玄宗南岳投龙简及五代吴越国时期的一些太湖投龙简，都是“投龙”这一重要中古道教仪式的实物遗存，其功能意在向道教神仙求得长生，展现出道教在盛唐时期地位的持续提升。至于铜印和铜镜，均为道教的重要法器，雷教授指出，考古发现了一批东汉“黄神越章”“天帝神师”“天帝使者”等法印，我们可以据以考察早期道教的组织形态。而唐代道教宗师司马承祯所撰《上清含象鉴剑图》，也可与传世的铜镜实物相互印证。
另一大类“石”主要包括碑、墓志、镇墓石、造像、经幢、石灯台。碑和墓志是道教史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以汉碑为例，东汉灵帝时的《肥致碑》，是现存年代最早、文字最多的道教刻石，颇得学界瞩目。而施舟人教授也曾通过解读东汉《仙人唐公房碑》，考察了这一流行于汉中地区的古老信仰，他发现天师道正是在相同的时间和地区发展起来的，唐公房修道的云台山是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其宅第也被杜光庭归入道教三十六靖庐之内。由此，应重新思考这种地方性仙人崇拜与正统道教的关系。雷教授认为，这两方汉碑及之前提到的法印，反映的都是天师道、太平道兴起之前早期道教教团的组织与信仰方式。此外，雷教授还提到造像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大小变化，北朝大多是高大的造像碑，立于乡村或要路，而隋唐时期出现许多形制较小的造像，供奉在家，这也反映了中古时期信道方式、供养方式的变化。对于镇墓石、经幢、石灯台等道教石刻，雷教授也做了简要介绍。这些金石文献对理解早期或盛唐时期的道教都有很大帮助，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讲座第二部分着重论及道教金石研究的材料来源，即传统金石学著作、新出碑志录文本及图录本、图文对照本和工具书四大类。其中，雷教授特别提到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的《道家金石略》在道教金石研究中的引领作用及其局限，进而引出近年学界以地域、类别、教派为单位进行各类细化整理。鉴于现存唐代金石文献已达七百余条，雷教授计划推动“唐代道教金石集成”的整理工作。同时，雷教授还着重强调四种宋代传统金石学著作——《金石录》《集古录》《宝刻丛编》《宝刻类编》的重要性。对于初学者，建议先从集大成著作读起，如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与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雷教授宏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计划，以及对道教金石文献的如数家珍，尤其对相关实用工具书的推介，极具研究门径和研究方法的引导意义。
讲座第三部分，则通过研究实例展现新出土墓志对中国道教史研究的价值。首先，雷教授指出，新见碑志可丰富一些此前资料匮乏的高道生平，并纠正之前文献中的错误记载，其一是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新唐书》中有关王远知的记述甚少，之后出土的王远知后人墓志，丰富了其整个家族的信息，还原了他们的家族谱系，进而可以证实《新唐书·王远知传》的错误记载。其二是新出《景龙观威仪田僓墓志》（2019）。《旧唐书》有唐玄宗为掩人耳目而使杨玉环着道服的记载，虽然迄今未知杨玉环成为道士的具体过程，而贵妃之师田僓墓志则提供了新的线索。他曾给杨贵妃授三皇箓，所谓“箓”可以理解为道士的“职称”，不同等级“箓”能掌握的鬼神不同，三皇箓在四个法位阶梯中排第二位，可见杨贵妃是正式受箓的女道士。不仅如此，佛典曾载唐初因《三皇经》涉嫌谋逆而被禁毁，但从盛唐时张万福还能详载《三皇经》内容，而田僓也还能给杨贵妃传授三皇箓的史实来看，佛典的记载不无夸大之处。由此或可推知，盛唐时期《三皇经》依然拥有重要地位，曾经禁毁也许力度不大，时间不长，三皇箓在道教阶梯中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其次，雷教授进一步讲述新出土墓志对于宫观研究的价值。与佛寺研究相比，小野胜年曾写出煌煌数卷唐代长安佛寺研究著作，而唐代道观研究则略显孱弱。雷教授简略介绍了自己利用新出道士墓志对唐代两京龙兴观、开元观、洛阳大弘道观、大圣真观等重要宫观进行研究的成果。
此外，雷教授还指出新出道教墓志对于唐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如天宝八载（749）的《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真一）墓志铭》，开头即称因其叔父犯下大罪而举家被贬，后因她受到拔擢，全家得以赦免。雷教授指出，此处所言犯下大罪的叔父，即《旧唐书》所载杨均，他曾是中宗韦后的面首，涉嫌毒害中宗而被玄宗处死。那么，罪臣侄女何以成为玄宗嫔妃？雷教授认为，这牵涉到当时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之间的斗争。《旧唐书》曾载太平公主“尤忌东宫”，因此在李隆基身边安插眼线，于是东宫中“事无大小”太平公主都能获悉。在开元二年（714）八月十日的诏书中，李隆基曾言“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已事虽顺从，未能拒抑”。这说明淑妃很有可能是因太平公主的意志而被安排到李隆基身边。而李隆基系一代英主，一旦权力稳固，即悉数扫除太平公主势力。从这些传统史料所反映的信息出发，即可以理解墓志中所言淑妃“悟贵宠之难极，恐倾夺之生衅，乃栖心服道”。此外，墓志显示，贵为淑妃的杨真一在入道以后与皇室没有任何往来，其兄弟的仕途也没有得到关照，她在死后也没有任何追赠或葬事官给。雷教授认为，只有关照杨真一入宫和入道的真正背景，才有可能理解这方墓志的背后隐情，她是被玄宗以“入道”这样一种较为体面的方式休弃了。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雷教授重点分析了史料相对丰富的麻姑山邓氏。邓氏是横跨盛唐至中晚唐的道教世家，邓紫阳和邓延康的墓志可以丰富这个家族的重要信息。麻姑山位于今江西抚州南城县，早在邓氏崛起前，此地已被司马承祯纳入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中（《天地宫府图》）。麻姑山邓氏始祖系邓紫阳，事迹见于李邕所撰之《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原碑已轶，原文收录于《全唐文》。雷教授指出，此碣在晚唐得到重建，或与紫阳后裔邓延康直接相关。据《邓天师碣》可知：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下令征召著名方士，邓紫阳趁机应召。后因其出使有功，被敕度于东都大福唐观。自此，邓紫阳从一个山野方士成为一名官方道士，这对麻姑山邓氏的发展意义重大。（一）原本自称是麻姑山灵迹的不止江西邓氏一脉，四川等地也有此类灵迹。因邓紫阳得到官方认可，江西麻姑山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二）其弟邓思明被度为道士，表明这个以邓氏为中心的麻姑山道团得到国家认可。（三）能请李邕撰写碣文的家族一定具有相当的财力和名望，这也从侧面显示当时邓氏已经具有雄厚的实力。只有当邓紫阳走下麻姑山，登上两京的舞台，才是麻姑山真正进入朝廷与知识圈的视野之时。其后，继承邓紫阳衣钵的是麻姑山邓氏第二代传人邓德诚和紫阳徒弟谭仙岩。虽然《麻姑山志》载邓德诚曾作法破石堡，不过他在当时的影响相当有限，元和七年（813）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抚州”条下对麻姑山邓氏只字未提，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中对他也只是一笔带过。相比之下，邓紫阳的徒弟谭仙岩则更加活跃，其记载见于《魏夫人仙坛碑》。到第三代邓延康，邓氏家族的发展日臻鼎盛。其《墓志》记载，“神都威仪与名德半出于门下，法教之盛，近未有也”。如故相元稹、李逢吉、段文昌等都曾接受他的授箓。许多名流士大夫、皇室都与他有关系。而新出土道士墓志如《郭元德墓志》《王虚明墓铭》等都表明他们曾接受邓延康的授箓。邓延康很注重整理其家族曾经获得殊荣的记忆，并以此构建家族神圣谱系。元和九年（814），因邓延康的推动，邓紫阳石碣重新被树立在麻姑山。邓延康墓志记载，他曾经撰写《家纪》。在他的努力下，麻姑山邓氏在晚唐重获尊崇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邓紫阳、邓延康登上两京的舞台时，他们的名望才能更加兴隆。因为二者的墓志的志题都特别强调他们来自两京的道观。
《金石录》
最后，雷教授深入总结在具体研究中体悟出来的对所谓金石材料的反思：第一，重新认识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需要特别重视对传统金石学的材料整理。不要一味地去追逐新材料，没有充分利用的材料就是新材料，因为它完全可能带给你全新的信息。第二，新出墓志之外不能忽视传世文献所载的大碑，有时候后者反而更重要。无论《权德舆诗文集》中收录的《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善经碑铭》，抑或《唐文粹》中保存的由冯宿撰文、柳公权书写的《唐升玄刘先生碑铭》，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线索，考察中晚唐那些重要道士生平的框架性信息来源。第三，强调碑志文本性与物质性的统一，需要特别重视石碑在文本内容以外的信息。如唐玄宗曾在临汾的浮山县庆唐观立下石碑，碑阴刻有太子、亲王及朝廷重臣的名衔，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
在讲座的交流环节，雷教授还就“国家祭祀”的概念进行剖析。他认为，所谓国家祭祀，即朝廷与各级官府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这一概念超越以往的皇帝祭祀，将地方官府的祭祀也纳入讨论范畴。但此类等次祭祀并无正式名单，直至宋代才由礼部制订并具体执行。通过国家祭祀的活动，皇帝不仅管理着百姓的世俗生活，也掌控着百姓的精神世界。随后，张达志教授从道教金石文献类型划分、材料来源、石刻史料利用与研究三方面，阐述了聆听雷教授讲座的心得与体悟。雷教授提示的所谓“旧材料”即传世文献中的大量金石录文，其与所谓“新材料”即出土文献的对应，以及在现实研究中的关系，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张教授表示希望同学们能从雷教授的讲座中习得研究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在前辈学者的指引下按图索骥、循序渐进，在各自关注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