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尊号碑》汉延康元年（220年）刻立，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人向曹丕劝进之事，最终禅位称帝事。作者从文献著录视角对朵云轩旧藏本《上尊号碑》进行鉴定，通过清代文献的查核工作，对《上尊号碑》的递藏关系和具体题跋时间有一清晰认知。
本文原刊《书法丛刊》杂志2022年第二期。
《上尊号碑》汉延康元年（220年）刻立，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传为梁鹄、钟繇隶书，皆无确据。碑文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人向曹丕劝进之事，最终禅位称帝，史称曹魏。碑石现存河南临颍繁城汉献帝庙中，与魏黄初元年（220年）刻立《受禅表》碑石东西并列。因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碑石存世者极少。
图一 朵云轩旧藏《上尊号碑》
图二 朵云轩旧藏《上尊号碑》
《上尊号碑》无宋拓本传世，所见最早拓本为明拓本。朵云轩旧藏《上尊号碑》，因首行“御史大夫安陵亭侯”之“夫安陵”三字尚存，二行“轻车将军”下“都”字左下“日”部不损，故知为明末拓本无疑，允为善本（图一、图二）。更为难得的是，此册还配有碑阴清初拓本，墨色与碑阳颇为接近（图三）。明代拓碑，往往只拓碑阳，不拓碑阴，传拓碑阴和碑额的风气，多在康乾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图三 朵云轩旧藏《上尊号碑》碑阴清初拓本
册中碑阳和碑阴中残缺漫漶文字处，均由朱笔隶书释文补全，隶书笔法极其精工。更令人赞叹的是，册尾留有翁方纲题跋一则。按照现行的碑帖文物定级标准来看，公藏机构凡有翁方纲题跋的善本碑帖，不是国家一级文物就是二级文物。但是，此则翁氏题跋为行草书，与常见的翁氏行楷书题跋书风稍有不同。那么，这则翁跋真伪究竟如何？翁跋曰：
是碑后半（碑阴）今颇稍稍拓出，而漫漶过甚，予所藏淡墨本“远人以往”句“人”字尚具存，而墨色过轻，乃不及此本浓淡适中，恰与前半（碑阳）相称。耘门先生持来共赏，因属识其后，北平翁方纲。（图四）
图四 册尾留有翁方纲题跋一则
此段翁跋交代了几个信息：其一，乾隆年间《上尊号碑》才开始传拓碑阴文字，此前只拓碑阳，不拓碑阴；其二，碑阴首行底部“饥者以充远人以往”句，所见乾嘉拓本“以”字以下文字皆已泐去，故存“人”字者，当属碑阴最早本。其三，“此本浓淡适中，恰与前半（碑阳）相称”，此册碑阴后配，碑阳与碑阴虽非一时所拓，但纸墨较为接近。其四，此册物主为耘门先生。耘门先生即大名鼎鼎的郑际唐。
郑际唐，字子虞，一字大章，号云门、耘门、须庵，室名传研斋，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进士，授编修，值尚书房，典云南、湖南乡试，督学山西，累擢至内阁学士，善鉴别书画，工行楷，兼精篆隶。著有《传砚斋诗稿》《须庵集》《云门随录诗》等。
从此段翁跋的文本信息来看，合情合理，题跋描述与拓本情况都能一一吻合。翁跋下钤有“文渊阁校理”五字朱文印章，因翁方纲出任文渊阁校理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间，故笔者翻检沉津先生《翁方纲年谱》，在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八月二十四日条下有“跋郑际唐所藏《魏劝进碑》足本，（影4/1116）”记载。
图五 翁方纲手稿《跋郑耘门藏魏劝进碑足本》
“影4/1116”是沉津先生引文的出处。顺着这一线索，笔者查阅了原件收藏在台北的《复初斋文集》手稿的影印本第四卷第1116页，翁方纲手稿有《跋郑耘门藏魏劝进碑足本》一篇（图五），两者文字内容相同，朵云轩藏本上的翁跋不具岁月，而收录于《复初斋文集》的手稿中有明确署期，作于“乾隆辛丑（一七八一年）八月廿四日”，笔迹两相对照可知，朵云轩藏本所附翁方纲题跋当属真迹，确信无疑。
另据《翁方纲年谱》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十二日，充文渊阁校理，又充武英殿缮写《四库全书》分校官。“文渊阁校理”印章出自谢啓昆（1737—1802年）之手。此枚印章又见载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两印对照一模一样，真印无疑。
碑帖题跋的真伪鉴定，相对于单纯的名家手札要容易许多。首先，我们有碑帖本身可以参考，什么档次的碑帖，配什么档次的收藏家，三流碑帖通常不会留下一流名家题跋，碑帖与收藏者、题跋者这种“门当户对”现象十分突出，只要我们对碑帖本身鉴定胸有成竹，那么，对其后所附题跋的鉴定也就不在话下。
朵云轩旧藏本翁方纲题跋的两侧，还有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梁章钜题跋三则。
梁章钜（1775—1849年），字闳中，又字茝林，号茝邻，晚号退菴，福州长乐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经学大家，楹联学开山之祖。著有《退菴文稿》《梁茝林沧浪诗 》《退菴金石书画题跋》《称谓录》等。
梁章钜三段题跋（参见图四），对翁跋的鉴定结论又起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其一：“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恭儿赴公车枉道至桂林省视，出此索题，重觌故物喜而识之。丁酉长至后书于节署之怀清堂，茝林。”这则梁跋交代了题跋的时间、地点和缘起。道光十七年（1837年）梁章钜第三子梁恭辰来桂林省亲，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在翁跋两侧留下题跋三则。
其二：“此吾乡郑云门阁学（郑际唐）旧物，其用红笔所补缺字则出苏斋师（翁方纲）之手，阁学作跋时距今将六十年，余识阁学之面而未及亲炙，惟侍苏师（翁方纲）数年，对此不胜梁木之感也。章钜记。”这则梁跋所言“阁学作跋距今将六十年”云云，如今我们已经知道翁方纲题跋的确切时间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年）”，马上可以推知，道光丁酉（1837年）梁跋距离翁跋的时间为五十七年，与“阁学作跋距今将六十年”基本吻合。梁跋还提供了册中朱笔隶书补写碑文缺字者为翁方纲手笔的可靠信息。
其三：“三十年前里居时，即获见此本，无力得之。壬辰（一八三二年）假归，乃知爲冯笏軿孝廉所得，又不肯夺人所好。后余重出山而笏軿与三儿恭辰叙纪群之好，遽以赠之，而笏軿遂归道山矣，人琴之感曷胜惘然。退庵老人再记。”第三则梁跋交代了郑际唐旧藏本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已经转归福州同里冯笏軿所有，冯氏再转赠梁恭辰的递藏过程。
冯笏軿孝廉，即冯缙，字光敦，号笏軿，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举人，擅诗文，喜金石。曾校刊乡人林侗《来斋金石考》及孟超然《亦园亭全集》，著有《甔甀稊米集》《唐昭陵陪葬名氏考》《兰话堂后金石存》。
郑际唐、冯缙、梁章钜皆福建福州同里，通过上述梁章钜题跋，可知此册朵云轩旧藏《上尊号碑》真是难得的一件涉及福州籍金石收藏家的重要文物。
又见梁章钜撰《退庵金石书画跋》卷二《黄初三碑》中载有此册《上尊号碑》，其文曰：“此册吾乡郑云门阁学（际唐）旧藏本则并后段全有之，虽较前段稍漫漶，然可读者尚十之六七，其行间用红笔所补缺字则出覃溪师之手，小隶书极精。……此本余四十年前里居时，即从书贾手借观而无力得之，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年）假归，乃知爲冯笏軿孝廉（缙）所得，又不肯夺人所好，后余奉诏重出山而笏軿与三儿（恭辰）敦纪群之好，遽以赠之，喜而题后。”
道光十五年（1835年），梁章钜奉召入京，授甘肃布政使，故知冯缙将此册《上尊号碑》转赠梁恭辰的确切时间，在道光十五年。次年，梁章钜由甘藩擢桂抚，入觐京师，将出京时，闻《华山庙碑》（华阴本）出售，在阮元的鼓动下，梁章钜以三千金巨资购得，震惊朝野，被人以“豪侈”上章弹劾，幸而皇上没有深究。翌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梁恭辰携带此册《上尊号碑》来桂林省亲，梁章钜在翁跋两侧留下题跋三则。一百余年后，梁家旧藏两种著名碑帖善本，一件《华山庙碑》归故宫博物院，一件《上尊号碑》归上海朵云轩。
此册《上尊号碑》藏印累累，内有罗振玉收藏印章数枚，《雪堂金石文字簿录》记有罗振玉近千言的《上尊号长跋》，罗氏指出：“此本乃郑云门阁学所藏，碑阳为明拓本，碑阴为康雍间拓本，翁苏斋以朱笔记已泐之字于上，又有梁芷邻中丞（梁章钜）三跋，钱梅溪处士（钱泳）一跋”，其后过录“与国初本校勘记”，并全文抄录“翁方纲题跋”，还注明“惜此本缺二叶，不能悉校耳”。今检查此册碑文共计三十六开，题跋两开，碑阳第十六行和碑阴第九行文字遗失，恰二开。但是，册页背后的裱工数字标号却是连贯的，可知清代中后期重装时早已佚失。但是，在此册朵云轩旧藏本上，只见罗振玉藏印，却未见题跋，抑或罗氏当时仅将题跋撰文并未将题跋抄录在碑册中。
当年供职于朵云轩的马成名先生， 翻出他在1966年3月23日写的工作日记，写道：“售得上尊号一部（编号1850），沙彦楷题签‘明拓上尊号’，剪装绫裱，郑云门旧藏，翁阁学硃笔补缺，……白棉纸淡墨拓，明末清初拓本，碑阴配乾隆拓本。”工作笔记中还详细记录了此册的藏印信息和碑帖考据点信息及收入售出价格。原来此册是马老在静安别墅沙彦楷家里收购所得。两月后，朵云轩暂停一切文物销售业务，此册从此在朵云轩秘藏55年。如今，面板背页上尚粘贴马成名先生当年题写的朵云轩标价签条（图六）。
马成名先生当年题写的朵云轩标价签条
经过上述清代文献查核工作，我们现在可知，此册《上尊号碑》的清晰递藏关系和具体题跋时间。乾隆年间郑际唐旧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廿四日留下翁方纲题跋，嘉庆初年梁章钜在碑贾手上获见此本，但无力得之，道光十二年（1832年）转归冯缙，道光十五年（1835年）冯氏转赠梁恭辰（梁章钜三子），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留下梁章钜三段题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经钱泳借观题跋，后又经罗振玉、李一氓、沙彦楷递藏，1966年3月入藏朵云轩。
（本文原刊于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2022年第2期，原标题为《〈上尊号碑〉朵云轩旧藏本——从文献著录视角看碑帖善本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