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解》，傅浩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叶芝
最近有机会拜读了傅浩先生大作《叶芝诗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颇受教益，仅举一例以说明之。傅浩在解读叶芝那首名诗When You Are Old时认为，把when这个时间状语从句译为汉语时应该是“当……的时候”或“当……时”。他批评时下流行的许多汉译文都将此从句译成了“当……”，少了“时”或“的时候”来标志从句结束，因而成了病句。傅浩引了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对“当”字用法的论述：“当”字常常用在句子的头上……在头上用“在”或“当”提起读者们的注意。这是好的。可是要留神：“当”字下面必得有“的时候”跟它配合，不能像底下这句光用“当”字了事。“当这些人在高谈‘安全’、‘和平’，他们事实上正在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傅浩由此得出结论说：“当”字可省，而“时”字不可略（《叶芝诗解》，122-123页）。甚是确当。
把英文中的When从句翻译成“当……”固然是病句，即使加上了“……时”或者“……的时候”，不算病句，但也未必是地道的汉语。“当……时（的时候）”属于典型的“翻译体”，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历时已久，已为使用者所习而不察，在报刊杂志和自媒体表达中随处可见，比如“豆瓣”上有人写道：当女性想要冲破世俗的一些桎梏，当她想打破一些性别偏见，当她想拥有完整的子宫自由，当她想拥有一些相对平等的权利，那条“铁链”就会隐隐出现，哗啦啦作响。这里的“当”都没有“时”或“的时候”与之配合，照傅浩或者吕叔湘先生说法属于病句。除此之外，一连串的“当”，套用余光中先生的说法“当当之声，不绝于耳”，显得很是累赘。思果先生在《译道探微》中指出：英文里的when，可以用了又用，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文如果一连用几个“当……的时候”，读者就会不耐烦了。理由很简单，中文用不着交代某事是哪一刻发生的。比如说：“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大叫起来了”，也不算错。可是我们不这么说。我们会说：“他看见我，就大叫起来。”一看到这句没有交代时间的中文，读者就知道他是几时大叫的了（《译道探微》，48-4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回到叶芝诗歌When You Are Old，译成“当你老了”，不如译成“等你老了”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余光中先生在《翻译乃大道》一书中指出，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翻译体”最大的毛病是公式化，也就是说，译者认为甲文字中的某字或某词，在乙文字中恒有天造地设恰巧等在那里的一个“全等语”。他也举英文的when为例，认为公式化的“翻译体”中，千篇一律，在近似反射作用的情形下，总是用“当……的时候”一代就代上去了。试看例句：“当他看见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向我奔来”，“当他听见这消息的时候，他脸上有什么表情？”两个例句中“当……的时候”的公式，都是画蛇添足。余光中认为：流行的“翻译体”就是这样用多余的字句来表达含混的思想。公式化的“翻译体”，既然见when就“当”，五步一当，十步一当，当当之声，遂不绝于耳了。余光中进而警告说：这种莫须有的当当之灾，正严重地威胁美好中文的节奏。曹雪芹写了那么大一部小说，并不缺这么一个当字。今日我们的小说家一摇笔，就摇出几个当来，正说明这种“翻译体”有多猖獗。而且，其他的无妄之灾，由这种“翻译体”传来中文，为数尚多，无法一一详述。例如if一字，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译成“假使”“倘若”“要是”“果真”“万一”等等，但是在公式化的“翻译体”里，它永远是“如果”。又如and一字，往往应该译成“并且”“而且”或“又”，但在“翻译体”中，常用“和”字一代了事（《翻译乃大道》，49-5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余光中的论述可谓精辟至极！
还有一个英文字as, 按照公式化的“翻译体”，它常常被翻译成“作为”。董桥先生在《英华沉浮录》里说：“作为”是一个叫人非常忧心的词语，罪魁祸首就是英文的as。董先生举的两个例子足以让我们警醒“作为”在中文中的累赘。“尽快取消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的地位”（To abolish as soon as possible Hong Kong’s status as a port of first asylum）不用“作为”，直接说“尽快取消香港的第一收容港地位”更像中文。董先生还说：我们不会对一位漂亮小姐说“你作为一位大美人，实在不必花太多钱买化妆品了！”我们会说：“你是个大美人，不用花太多钱买化妆品了！”不无遗憾的是，“作为”这个“翻译体”的表达在中文里已经司空见惯了。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钱锺书先生翻译的例子，看看钱先生是如何处理when、if、but、and、so这些连接词的。When I am assailed with heavy tribulations, I rush out among my pigs, rather than remain alone by myself. The human heart is like a millstone in a mill; when you put wheat under it, it turns and grinds and bruises the wheat to flour; if you put no wheat, it still grinds on, but then ’tis itself it grinds and wears away. So the human heart, unless it be occupied with some employment, leaves space for the devil, who wriggles himself in, and brings with him a whole host of evil thoughts, temptations and tribulations, which grind out the heart. 这是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的一番话，英国散文名家、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将之译成了英文，钱先生的中译是：吾遭逢大不如意事，急往饲牧吾猪，不欲闲居独处。人心犹磨坊石磑，苟中实以麦，则碾而成面；中虚无物，石仍轹转无已，徒自研损耳。人心倘无专务，魔鬼乘虚潜入，挟恶念邪思及诸烦恼以俱来，此心遂为所耗蚀矣（《谈艺录》，59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样的翻译实在称得上已进入了钱先生自己在《林纾的翻译》中所谓的“化境”了。
余光中先生还在多篇文章中谈及“翻译体”的危害，比如在《翻译和创作》中，他把用“生硬、拙劣、不通的汉语”翻译出来的东西称为“坏翻译”，这种“坏翻译”清一色使用了“翻译体”。“翻译体”已经泛滥于文化界，在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工具围袭下，对优美的中文特具敏感的人，每天真不知道要忍受它多少虐待！在《用现代中文报道现代生活》中，余先生将矛头直指新闻媒体，认为新闻媒体使用的中文有不少是“翻译体”，主要表现在“洋腔洋调”，句法是欧化的，用语却往往是文言的。句法欧化，是因为译者的功力无法化解繁复的西式句法，只好依样画葫芦。用语太文，因为译者幻想文言较节省篇幅；而其实译者的文言又没有学到家。在《哀中文之式微》中，他直陈报上常见的这种“翻译体”，即文言词汇西化语法组成的混血文体，不但行之于译文，而且传染了社论及一般文章。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自四十五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代表们以及观察员们，参加了此一为期一周的国际性会议，就有关于成人教育的若干重要问题，从事一连串的讨论。”余光中先生视为“翻译体”的这段文字，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已经是通顺的中文了。余先生还在《论中文的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以及《论的的不休》等文章中还指出了“翻译体”的其它表现形式：译文中不能消化的被动语态；一口气长达四五十个字，中间不加标点的句子；消化不良的句子；头重脚轻的修饰语；画蛇添足的所有格代名词；生涩含混的文理；以及毫无节奏感的语气等。举的例子都很有趣：“我被这个发现弄得失眠了”；“最后，酒被喝光了，菜也被吃完了”；“一个有关联合国的消息”；“一个矮小的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而实际年龄不过四十岁的女人”；“任何在下雨天的日子骑马经过他店门口的陌生人”等等。余先生最后警告说：“公式化的翻译体，如果不能及时改善，迟早总会危及抵抗力薄弱的所有‘作家’。喧宾夺主之势万一形成，中国文学的前途就不堪闻问了。”（《翻译乃大道》55页）
余先生这些文章最早的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其实中文里的这种“翻译体”早就存在了。翻译家吴岩先生在《从所谓的“翻译体”说起》一文中说：茅盾先生在1959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其中写道：“例如我们有些作品的文字是所谓的翻译体，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720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这大概是较早提到“翻译体”的文章了。吴岩分析茅盾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由于翻译作品中语言文字的运用存在着问题，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所谓“翻译体”，这种“翻译体”却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二是这种“翻译体”已经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文字，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吴岩说“翻译体”的出现证明我们翻译工作者还没有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注意和深思这个问题。吴岩认为如何消灭“翻译体”是个大问题，需要大家来讨论研究，并且通过翻译实践来逐步解决。他指出“翻译体”是外国化了的中文，并不具备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与文采，具体表现为“读起来相当吃力，而且干巴巴，不生动，不活泼，既不丰富多彩，又不精练简约，更谈不上韵味”。“翻译体”的还有一种表现是：文得厉害，和口语的距离很远，跟知识分子在会议上的发言很相像，再不然就是有一股所谓的“新文艺腔”或“舞台腔”，不大像生活里的语言。其结果，同样是读不下去。吴岩在文章提出：语言是必须用苦工夫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民间的、古人的和外国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搞好我们的翻译工作，不光是为了要消灭所谓的“翻译体”，而且是为了祖国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这番话当然说得十分中肯，但在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如何吸收“有用的东西”，在保持中文“常态”的基础上很好地融入到中文之中，使之成为新鲜而富有表现力的中文，不致使中文“变态”到难以卒读，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是来听听余光中先生在《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中说的话吧：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自有千锤百炼的一套常态。谁要是不知常态为何物而贸然自诩为求变，其结果也许只是献拙，而非生巧。变化之妙，要有常态衬托才显得出来。一旦常态不存，余下的只是乱，不是变了。
“翻译体”至今尚存在于译者的译文和作者的创作中，虽不能说有蔓延之势，但距离“消灭”还远得很。保持中文的“常态”和纯洁，仍需文字工作者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