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卫士抑或稻草人？哈贝马斯的媒介视域及其可能性

《哈贝马斯论媒介》，[德]哈特穆特·韦斯勒著，闫文捷译，李红涛校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即出

哈贝马斯：现代性卫士，抑或稻草人？

于尔根·哈贝马斯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还是去年5月，在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连续追讨下拒领了他本已决意接受的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Sheikh Zayed Book Award）——该奖项被誉为“阿拉伯世界最负盛誉且拥有最高额奖金的奖项之一”。在这场论争中，诸多媒体认为接受此文化奖项意味着与阿联酋不义的现实政治合谋，与其坚守的“公共领域”观点相违背；也有人认为哈贝马斯的拒绝是对阿拉伯社会的傲慢与偏见，此举将阻缓阿拉伯世界与哈贝马斯思想的对话。

无疑，九十二岁高龄的哈贝马斯身上仍然寄托着众人的期待，尤其在西方民主遭遇持续挑战的境况下，要求知识分子发声介入的道德压力让他左右为难，尽管关于他的争议早已旷日持久、积土成山。在媒体眼中，这位“为启蒙世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似乎一生都处于风浪之中。他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与卢曼、布尔迪厄、罗尔斯等诸多思想家有过交战记录，攒下十余卷的政论文集。从二战绵延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重要德国公共讨论中，几乎都有他的席位。他将海德格尔甩在身后，积极走入战后一代知识青年的运动风潮中，进入耄耋之年仍战斗不止，在2015年的欧洲移民危机中倡导庇护权后，又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力主反对右翼民粹主义情绪。

哈贝马斯的公共参与和斐然的学术生涯彼此关照，尽管他多次强调，勿将他的政治介入与学术生活相混淆，但他的思想无疑根植于自己的生活史——幼年唇腭裂造成的语言障碍带来的敏感与直觉，引发他对道德原则及社会规范的强烈兴趣，后者在他的沟通理论、商议理论等主旨中均有体现。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贝马斯告别了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的批判理论路径，从此专注于研究公共参与者如何理性应对道德及伦理问题，自觉因袭起了历史的重担。晚年的他笔耕不辍，继2019年出版着眼于理性及其演变的著作《这也是哲学史》（This Too a History of Philosophy）后，又于去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überlegungen und Hypothesen zu einem erneuten Strukturwandel der politischen ?ffentlichkeit）的文章，试图从政治理论视角讨论新型公共领域对于维系民主共同体的意义。

哈贝马斯在施特恩贝格的工作室中，2009年

舆论的喧嚣之外，学界的误读仍在继续，他甚至被当成资产阶级白富男的标靶，连《哈贝马斯论媒介》作者哈特穆特·韦斯勒（Hartmut Wessler）也替哈贝马斯打抱不平：“（一些媒介和传播研究学者）指出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概念无法捕捉到当代公共空间的复杂性，然后转头去谈其他问题……在这种肤浅的援引中，哈贝马斯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稻草人。”

在“传播与中国译丛——媒介道说系列”的《哈贝马斯论媒介》一书中，韦斯勒从哈贝马斯为人熟知的三个关键概念——公共领域、沟通行动与商议民主——着手，通过三个章节各自梳理了哈贝马斯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沟通行动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通过推敲概念的原始含义及其修正与演变，一探公共领域如何与沟通行动理论相联系并发展出商议民主的过程，从中感受哈贝马斯思考的逐渐丰富，媒体又何以推动公共领域“审慎舆论”的形成。在后续四章中，作者则通过不同规范模式的比较，凸显商议民主模式的优越性，并主张运用商议理论评估媒体质量的经验研究，发展出一种更为宽泛和渐进的中介化商议概念。

也许因为理想的商议永远无法抵达，作者主张将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操作化定义，并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纳入其理论框架，在新的媒介分析形式基础上，论述非商议性话语如何解放媒体潜能，以及情感如何介入中介化公共传播等问题。传播学界致力于运用商议框架来准确测量政治媒体内容的商议性，并借此发展商议媒介理论——这一切，都是哈贝马斯没有预见的。但由此出发，哈贝马斯理论的强先验性色彩也向着经验性与多元性敞开。

在消亡处开始：媒体能否促进真正的公共讨论？

哈贝马斯自是深谙媒介的高手。雏凤啼声，便以一篇《以海德格尔之矛攻子之盾》（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开始公共知识分子生涯。初期的思想由直觉上升至理性反思，再转化为去主体化的对话共识，与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后形而上学的思考相互映照。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后，依托公共领域这一规范性理论基础，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出沟通行动理论与商议民主理论。他将民主治理重构为集体意见形成和决策的过程，而公共领域的沟通则有助于促进政策制定的理性。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演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史，认为它的消亡与现代传媒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哈贝马斯曾批评道：在制造的公共性这一新领域中，公民不再是传播的创造者，而仅是传播的对象，被策略性地用于确保大众忠诚与大众消费。这一悲观论述显然是哈贝马斯理想化公共领域的反面。然而“公共领域”一词在英语世界不胫而走之前，它的提出却是在历史-经验和批判-规范的双重维度上使用的。对于扑面而来的忽视多元性、默许性别不平等、对大众媒体过分悲观等批评，其观点也在《关于公共领域的进一步思考》（1992）中得到修正：

总之，我对于公众从政治活跃到私密退隐，“从文化讨论型到文化消费型”的单向演进论过于简单了。当时，我对多元且内部高度分化的大众的抵抗力和批判潜力过于悲观，因为其文化消费已经开始摆脱阶级的束缚。连同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分野的模棱两可的松动，以及“文化与政治间新的‘暧昧的’亲密关系”，其复杂性远不止以娱乐吸纳信息，评价标准本身也已发生了变化。

将女性、工人、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非主流性取向人士相继纳入公共领域是历史性的成就，从长远看必然对公共讨论有所裨益。而包容、理性和未被扭曲地讨论这一理想在当下的重要也不言而喻。也正是在《沟通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对其备受批评的早期理想化观点做了高度复杂的区分和拓展，在为理性提供新的微观基础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的基础上，他对于规范性立场的保留也使其后来发展出一套有关媒体和民主的理论。作为楔入公共权威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第三空间，公共领域里的沟通行动旨在达成理解和理性驱动的共识，而非仅是剑指成功的策略性行动。这便要求我们在沟通时保持真实、正当且真诚。在中介化的政治传播中，公民逐渐建立起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这也有助于其确立集体身份认同。由是，民主不再仅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协商，更是一场集体学习的大规模试验。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大学生食堂演讲，1968年

“学习”一直是哈贝马斯的关键概念，而媒体的使命便在于支持开明公众养成学习的意愿与批评之能力，这种媒体角色定位也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和《媒介社会中的政治传播》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世纪末的哈贝马斯激烈批评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等媒体大亨，并显露出对网络媒体能否为商议民主提供价值的担忧。而与此同时，他却较少关注媒体从业者的实际表现，以及不同媒介体制的差异性。连韦斯勒也不否认，此后哈贝马斯的确逐渐远离媒体了，他对社交媒体也着墨不多。

但哈贝马斯却一直未离场，在去年的文章中，他再次强调了媒体对于引导政治公共领域产生公共意见的重要意义，并表达了对新媒体的数字化、平台化、去中心化等特点难以实现媒介解放潜能的担忧。韦斯勒将这疑惑带回哈贝马斯思考的起点，还原其媒介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将新兴变化纳入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他提醒读者：哈贝马斯之所以能持续启发当代媒介与传播研究，正因为其理论更聚焦于社会沟通的质量而非特定类型的媒介，这里尤其需要破除认为网络媒体更适合商议民主的迷思。换言之，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性理念为衡量标准，大众和网络媒体扮演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提供信息，而在于能否引发真正的公共讨论和文化创新。

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也不指望大众传媒真正实现其商议理论的核心价值，他认为基于媒体的大众传播要想促进商议政治，并不需要向严苛的话语传播标准靠拢。韦斯勒在书中主张一种更为宽泛与渐进的中介化商议概念，借以审视媒介话语而非专门设计的商议空间。韦斯勒聚焦中介话语中的商议表现研究，譬如回应性、包容性、论证理据与文明性等要素测量。这种围绕商议标准展开的实证研究方案，构成了哈贝马斯商议民主概念的重要应用。

迈向多元取径：情感转向中的商议如何拓展边界？

在情感政治转向的思潮中，哈贝马斯似乎又扮演起保守时代的守门人，毕竟感性的激情往往与逻各斯构序朝着不同的方向撕裂。

商议民主模型的规范性面临着诸多挑战，譬如对话者地位差异的悬置、话语议题的局限等，而面对面交流、有秩序的协商过程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商议民主框架忽略示威游行等媒介话语也是一种表达反对意见的有效方式（尽管示威游行通常毫无秩序，并且容易引起混乱），但现实中的民主进程必将是激烈且挣扎的。中介化抗议、公共仪式等非商议性的媒体内容日益涌现，它们是否能为真正的社会讨论作出贡献？韦斯勒指出：哈贝马斯的确将赢取关注和创造紧迫感的反公众策略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正如哈贝马斯坚信公共领域必须超越国界与民族的藩篱，促进跨境双向的“渗透”（osmosis）融合，商议理论也存有吸纳非商议性内容的空间：青睐对话、论证的商议模式需要对非论证式的沟通形式保持开放，只要后者能够转化为可批评的立场，展现出相对于政治中心的全面的说服力，它们对商议话语就不无益处。

哈贝马斯与雅克·德里达在歌德大学大讲堂中，2000年

真正的公众讨论与情绪化的情感公众并非二元对立，在韦斯勒看来，正是理性和情感的互依共存，将情感公众的概念与网络化空间中公民参与的商议观重新联系起来。作者区分出两条商议理论脉络：一条关注共情对产生真正的开放讨论、学习和团结精神的潜在益处；另一条则将情绪视为对道德违规或分歧的情感反应，并评估它们在为行动展开的道德辩护中发挥的作用。

韦斯勒在书中规划出三条经验研究路径：商议标准的应用、商议的文化嵌入、商议的情感锚定，三者的统摄性目标无外乎让人们理解，中介化传播如何有助于逐步解决寰球社会面临的冲突与问题。作者就情感在中介化商议中的作用提出新视角，以经验方式梳理道德情感的不同表达在中介化讨论中的正当性差异，无疑是未来哈贝马斯式媒介分析的一项重要任务。哈贝马斯认为中介化传播必须和社会的自我解放与自我调节相结合，如何更新这种纽带关系，正是作者的关切所在，也是当代媒介与传播研究中最激动人心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这本学术“导读”与其说是“哈贝马斯论媒介”，毋宁说呈现了哈贝马斯对于媒介和传播研究产生的持续影响，以及作者关于未来取径的思考。它向我们表明，一个严谨负责的媒体界与学术界应该如何裨益公众的良好生活。诚如这套丛书的主编黄旦所言，读者也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媒介实践、传播经验和现实问题，发出自己的“媒介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