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这些已经被认定是文学史上的“传奇地标”中，也许有必要添上一个———尤多拉·韦尔蒂的密西西比州。这位美国女作家生前收获八座欧·亨利奖和一座普利策奖，是首位在世时作品就被收入美国国家文库的作家。但她也可能是20世纪美国重要作家中声誉最小的，一辈子偏安于密西西比州老家的她，被认为是一个只会写美国南方的“地方作家”。这个标签遮蔽了她的作品的丰富性。不同于福克纳或马尔克斯，韦尔蒂在这些男性作家统率的游戏规则之外，独辟蹊径，盘踞于现实这块基石，随心所欲展开美学摸索，在“如何写、怎样写”的创作过程中展开了斑斓的微观世界。
———编者的话
2001年，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过世时，英国《卫报》撰写纪念文章，称这位收获八座欧·亨利奖和一座普利策奖，首位在世期间作品收入美国国家文库的作家，可能是20世纪美国重要作家中声誉最小的，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海外，但凡提到韦尔蒂，大家都会说：噢，她是一个专门写美国南方的地方作家。
这个论断确有几分道理，韦尔蒂出生于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除了去威斯康辛和纽约念大学的几年和之后几次短暂的欧洲之旅外，她一直居住在她出生的那栋家族老宅里。她的工作履历也在印证这一点，她先效力于地方的报纸和电台，后进入时任总统罗斯福建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这份工作要求她奔走在密西西比州各处，拿相机记录大萧条下人们的绝望处境，这些出色的摄影作品后来结集出版，她还在纽约办过个展。评论家也对此大做文章，他们认为，韦尔蒂对视觉写实的高度重视源自摄影的训练。
然而，正如《卫报》所指出的，“地方作家”这个标签遮蔽了韦尔蒂作品的丰富性。事实上，除了首部短篇集《绿帘》中有几个作品呈现出纪录片般的写实风格外，时间和空间在她的笔下中更多是建构一种现实主义的氛围，便于她展开各种现代小说技法的实验。
配图为法国画家博纳尔油画《穿格子裙的女子》本版配图皆为资料图片
韦尔蒂的成名作《一个流动推销员的死亡》，写一位名叫波曼的鞋厂推销员病愈后首趟出差，地点是他去过多次的密西西比州乡村。途中他的车遭遇意外，迫使他到当地人家求助，离开这家人后，他突发心脏病。和她的所有作品一样，如把情节作简单概括，会发现不知所云。韦尔蒂是依靠具有高度隐喻性的细节串起了逻辑上断裂的部分。小说伊始，有三个看似一笔带过的细节：一，波曼给驻酒店的医生付医药费，以此证明自己病愈；二，他每次住酒店时，凝视镜中的自己，从不够平整的镜面玻璃折射出的他壮如斗牛士；三，他的车险些掉下悬崖，当他正庆幸是自己及时刹车才保住性命时，他发现，原来是盘根错节的葡萄藤卡住了他的车。如果不把这三个细节嚼透，很难理解波曼最后的“顿悟”：他以为是男主人索尼母亲的女人竟然很年轻，而且是索尼的妻子，并怀有身孕，也是这个事实间接促发波曼的猝死。贯穿所有细节的主题非常一致：波曼一直生活在自己营造的假象里，他宣告病愈，实际还病着；他自以为强壮，实际软弱；他自以为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实际并非如此；最终，那个怀孕的女人向他昭示他长期回避的事实———他的孤独。这个真相让他恐惧，引起心脏猛烈的搏动，韦尔蒂的笔调冰冷：“他用双手捂住胸口以防别人听到他心脏发出的响声。但是根本没有人听见。”
韦尔蒂短篇小说集《金苹果》
小说的玄机不只这些。韦尔蒂在早期作品中沉迷于借古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里的原型人物来施展象征。比如波曼，这个人物反用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他发烧，他在索尼需要点燃壁炉的时候掏出火柴，但遭到后者的白眼。和普罗米修斯不同在于，波曼是需要帮助的那个人。而且，韦尔蒂调度的并非单一的象征，有学者指出，作家在塑造波曼时，不仅借喻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和赫拉克勒斯的联系更密切。首先，波曼(Bowman)在英语里的字面意思是射手，和赫拉克勒斯的身份相符；其次，赫拉克勒斯在死前也感染重病；索尼出场时跟着两只猎犬，而赫拉克勒斯完成的最后一项恰是带回地狱的看门犬。将波曼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做对照，是为了强化主题，即波曼的真实形象绝非自己所想的雄健，而是恰恰相反。韦尔蒂在前两部小说集中频繁运用类似的技法，《石化人》借用美杜沙的传说，《丽薇》中的老头则集合冥王哈迪斯和《圣经》中的所罗门王。
至于韦尔蒂小说中呈现的高度“视觉写实”，在我看来，这是为她施展象征魔法提供沃土。就说《丽薇》，小说中有对所罗门那栋房子从里到外的细致描绘，与其说这是重现纳奇兹古道的风土人情，不如说是为了植入象征元素。这栋屋子最核心的部分———所罗门的卧室———包含两个重要细节，一是那架“君王宝座般”的大铁床，二是让所罗门安睡的手绣百纳被，“有21种不同的颜色，440块拼布，1000码长的绣线，这条被子耗费了所罗门母亲的一生”。前一细节让主角和《圣经》中所罗门王的形象重叠，后一细节则在叙事者质疑所罗门的人生时产生巨大的回响。“他(所罗门)无休止地赢取他的尊严，并在这栋房子里维系着这种尊严。他建造的是一栋孤独的小屋，如同一座孤独的牢笼，这栋屋子对他而言不啻于雄伟的金字塔，很多时候他如此沉浸于要把它造起来，以至于他就像古埃及的那些奴隶一般忘记或从不知晓他们付出一生的时间和所有的力气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造这东西是为了谁？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用女性主义的目光审视所罗门母亲，说她虚耗生命，所罗门未尝不是？这一大胆的质疑通过象征直接指向那位历史上的“贤王”，对自小熟读《圣经》的美国读者而言，或有发人深省的效果。
韦尔蒂短篇小说集《乐观者的女儿》
这类象征实验被部分评论家认为“晦涩难懂”，韦尔蒂虽在访谈中说“评论家对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没有发言权”，但她在最后一部短篇集《英尼斯福伦的新娘》中，确实弃用了此类象征手法。然而，她的作品并不因此而变得通俗。《英尼斯福伦的新娘》写于她在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恩家做客期间，这个集子的故事多发生于旅途，韦尔蒂的地域版图也拓展到美国南方之外，有西班牙，希腊，英国等。此时，她作品里的空间标示的意义，替代了早期的象征符号，成为解读小说的钥匙。来看《英尼斯福伦的新娘》这个短篇，乍看是从伦敦往爱尔兰的火车上几个旅客的言行记录，小说似乎没有重心，也无任何波澜，但韦尔蒂着迷的是把玩叙事技巧。出场旅客的交谈和举止都作用于小说中的美国女人，她正犹豫要不要就此逃离她的丈夫。旅客有一茬没一茬地说：爱尔兰有对夫妻鬼，相互残杀，威尔士这地方糟糕透顶……小说末尾，美国女人决定：“不再有任何保护，她打开门走到了一群可爱的陌生人中间。”这一路，读者似乎都跟着这个摇晃的镜头，经受着身居陌生人中间的不适，也预感到失去婚姻庇护的不安的未来。有学者评论这篇小说时提到了著名的“陌生化”理论，即某些“不合时宜”的细节恰恰展现了最真实的人性。这正是韦尔蒂本人的美学标准，整个集子的不同故事中密集着“不合时宜”的细节，以异域风情为镜，照见角色真实的自我。
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以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这些成功的作家殊途同归，深入地方的肌理，掘出人性的共通。韦尔蒂则在这些男性作家统率的游戏规则之外，独辟蹊径给了写作者另一种启示：一定要让叙事从“地方题材”升华到放之全人类而皆准的宏大命题么？未必。有了现实这块基石，不妨随心所欲展开美学摸索，“如何写、怎样写”这个创作过程展开了斑斓的微观世界。
(作者钱佳楠，为青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