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伦敦，大英帝国的首都，生于1859年的阿瑟·柯南·道尔在此行医。他是一名年轻医生，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却在一个基督教国家行医。诊所门庭冷落，他有许多闲暇，于是就用写小说来打发时间。《血字研究》出版于1887年，这是福尔摩斯和他的同伴华生医生的第一次亮相。新的人物诞生了。这个侦探让他的创作者赢得大名。从此，他们的冒险誉满全球，超越了大英帝国的国境线。
阿瑟·柯南·道尔
同一时期，维也纳，奥匈帝国的首都，生于1856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此行医。他也是一名年轻医生并且是犹太人，却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行医。他与传统医学决裂了。1899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这是第一项精神分析性质的研究成果。从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就与他的众多发现融为一体了。精神分析家，这个由他创造的角色，逐渐声名显赫，超越了奥地利的国境线。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巧合绝非偶然。把这两个人的命运联结起来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灵感应游戏。阿瑟·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都关心人间疾苦。他们都接受了在那个时代占上风的理性主义的训练，对解决那时的常见问题都已经驾轻就熟。他们定居在各自帝国的中心，对于当时所有的最新发明与发现，也都了然于心。他们并不供奉宗教神明，而且他们家庭的宗教也与他们定居地的宗教不同，这就可能有助于他们超越传统的信仰。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需要一种新的实践，一种新的职业。福尔摩斯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是现代调查员的原型，许多警察都承认这一点。福尔摩斯说：“我有自己的职业，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补充说，一些令人绝望的案件被送过来，“就像医生有时会把他们无法治愈的病人送到江湖郎中那儿一样”。这两个论断都非常适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接待的那些患癔症的女人，她们的病症，用其他方法治疗都没有效果。
细心倾听前来咨询的人，明了他们的请求，通过分析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迹象，发现隐藏的东西。在西方，侦探和精神分析家是古代占卜、神谕等祭司传统的一部分。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依赖上帝，不依赖任何宗教信仰。阿瑟·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两个19世纪科学主义的孩子，都是非常世俗的。解决之道不是求助于任何彼岸，而是使用一种成熟的技术，一种在各个方面均得到证明的技术。
德文初版《梦的解析》扉页
1950年，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狄公的侦探小说。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唐朝的士大夫狄仁杰。在中国，关于他的探案故事在18世纪已经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从本质上说，这个古代调查官的工作模式与阿瑟·柯南·道尔所描述的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有所不同的是，被我们今天定义为幻想的维度，在狄仁杰的故事里是显在的：他会遇到一些鬼魂，尤其是被害者的鬼魂；他也做梦，但这是那些死者，那些在传说当中存在的鬼魂给他托梦，向他表明一些信息。弗洛伊德的或者福尔摩斯的方法与这个观念是彻底决裂的。当主人公做梦时，他们的梦是他们自己的。死者或者灵魂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这些梦属于梦者，这些梦是主体的话语，这些梦见证着此人的无意识欲望。如果鬼魂现身，并不是死者的幽灵从他们的坟墓中飘了出来，并不是死去的灵魂获得身形，而是消失的意识或无意识的记忆在扰动主体。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但却是精神现实；是幻想的，绝不是鬼怪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中读出精神分析的活力源泉，这些冒险有着世俗的维度。重要的可能不是解开谜团，而是为了解开谜团所进行的必要行动，为了治疗（不仅仅是调查）能够实施而进行的必要行动。柯南·道尔的那些故事可以被解读为精神分析动力学的具象表现。
英剧《福尔摩斯历险记》（1984）中的福尔摩斯与华生
然而，作家创作的是一个虚构人物，弗洛伊德发明的则是一种实践，经由精神分析家们的推行，这一实践已遍及世界各地。前者并未面对一个警察的现实（确切地说，他试图这样去做，但并未成功），但是后者被临床的迫切性推动着，他从未停止过修改理论，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还在修改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两位创造者分道扬镳了。阿瑟·柯南·道尔离开了其创作的小说主人公的科学逻辑，开始相信鬼魂、灵媒，开始相信与游魂的沟通。他开始热衷于通灵论。他可以忘记自己创作的人物，那些充满理性的，被认为具有弗洛伊德式理性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只不过是纸上的存在，而精神分析家是活生生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文学之上的，他从不间断地参考着临床，而临床拒绝仙女们的在场。
从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开始，我尝试着阐释与一位精神分析家在第一次会面期间发生的事情：请求的表达。同样，我也理解了《奇妙的旅行》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待读者，就像精神分析家在分析当中对待来访者那样。通过对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的阅读，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体形象的概念。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让·桑德伊》以及《盖尔芒特家那边》，让我勾勒出“孤独存在的能力”的形象，而“孤独存在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提出的概念。弗洛伊德一直认为作家的创作会证实精神分析的发现，因为作家的发现总是比精神分析家领先一步。
“但我们得停在这儿了，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忘记了哈罗德和格拉迪瓦只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威廉姆·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论文中总结道。这些被创作出来的人物，他们不是来找精神分析家咨询的人，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忽略一个事实：根本性的东西存在于临床中。
本文为《福尔摩斯与无意识侦探》中文版序。
《福尔摩斯与无意识侦探》，【法】帕特里克·阿夫纳拉/著 姜余、黄可以/译 严和来/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