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学作品如果一定要追问“效用”，那么大概有两个：督促人成为人，以及推迟判断。
督促人成为人，说起来很玄，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将它传递出来，虽然自己领悟到内在这个“我”的建构过程——但如何解释你成为了你？如何解释自我意识的清晰感？翻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他说到一种“自身通透”的状态，歌德也说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者纯洁的努力，都是在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自身通透”的核心含义大概是：“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察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我暂时找不到把这种“自身通透”状态“翻译”出来的方式，有可能它就是不可翻译、不可解释的，因为它形成于个体独特的经验里，所以也是不可教的。
不可以手把手教，但是也许可以提示，可以训练，这也就回到了阅读文学的目的。《哈姆雷特》里的独白，提示着人与自我对话的可能；从《抄写员巴特比》到《局外人》，提示着说“不”的勇气，这种勇气何来？构筑并相信着你的价值和判断。但是，这些结论始终是外在的话语，如何才能使它们真切地贴合自我经验呢？必须锻炼感受力。我是在“总结某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这样的文学教育中长大的，这种脱离个人感受、用陈词滥调代替思考的训练方式使人深恶痛绝，所以必须训练与召回感受力，将所阅读的文本尽可能地生命化。
“生命化”绝不是一个玄虚的大词，它意味着将文本与日常细腻地结合，意味着一种将抽象文字转向内在经验的朴素的努力。根本上来说，它是反形而上的，没有先例可循，也无公式可套，基本上依靠个人对文本的掘进与生活的理解。举几个上课时说到的例子。一个例子是口蘑，每次洗口蘑的时候，就会想起哈代，因为口蘑在水流中，表皮会变得凉凉的、滑滑的，但并不粘腻。《苔丝》中，苔丝被亚雷侵犯后，亚雷要求亲苔丝的脸，哈代写道：“他亲了亲另一面脸，他的嘴唇所触到的面颊，湿润、光洁、冰凉，像周围田野里的蘑菇的表层一样。”（He kissed the other side, his lips touching cheeks that were damp and smoothly chill as the skin of the mushrooms in the fields around）因为我平时做菜经常吃口蘑，哈代笔下触感描写的相似性使这个比喻一下子深刻地契入了脑海。另外一个例子，每次浇花时，我就会想起阿甘本的“悬置”——因为以前养鸟，鸟死笼空，鸟笼变得无用了，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鸟笼可以养花嘛，让爬藤型的花顺着鸟笼的铁丝边攀援。这时，“悬置”敞开或者“无用之用”才真正为我所理解，什么是“那不勒斯工人关于机器坏了的哲学”也才真正被生命化。
电影《苔丝》（1979）剧照
也就是说，当文本的语词之流能够和个体经验之流汇合时，文本才属于你，你也才能被文本督促着，构建自我。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上手”的状态，如果以此做一个横向的比喻，那么文本与个体经验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器物（或者说人与世界）的关系。当没有个人感受力渗入文本时，读到的都是无关的、外在的情节、修辞和思考，这是普通读者读文学作品时的常态，只读到了刺激感官的情节。这时候，文本作为器物是不称手的，就好像淘宝上买了家具，用卖家送的蹩脚螺丝刀上螺丝，好歹家具安装好了，过程却很别扭，因为没有产生契合感。但是，一旦换成自家的大螺丝刀，安装过程就有了一种“人刀一体”的快感、舒服感。这种感觉就是上手，也就是文本的某个细节真的贴合到了个体经验之中，这个部分从作家的笔下溜到读者生命的某个缝隙中，严丝合缝地栖息着，获得了新的生机。
契诃夫有一篇小说叫《大学生》，讲的就是这种人与作品之间的神秘链接。一个大学生给两个村妇讲《圣经》里使徒彼得的故事，这两个人没什么文化，但也因为大学生讲的故事而哽咽起来。大学生意识到，不是自己讲得好，而是因为村妇“觉得彼得是亲切的，因为她全身心关怀彼得的灵魂里发生的事情”。契诃夫形容，好像有一条无形的链子，只要碰一碰这头，那头就会抖动起来。
文学阅读乃至批评的目的，就是促使这段“无形的链子”变得更加敏锐。
有时候，文本的“生命化”可以很自然地达成，因为连接个体与文本的链子是天然存在的。讲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的开头时，我难以忘怀整个教室进入了一种隐忍着悲哀的沉默中。在这部回忆文集的开篇，纳博科夫提到了一个“时间恐惧者”，他目睹摇篮而感到恐惧，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只会意识到死去身后留下的长久的寂灭，而这位时间恐惧者意识到自己出生前也是永恒的黑暗，“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讲述这个片段的时刻，说者与听者用身体所占据的物理空间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往我们生命出现前看，和往我们生命消逝后看，都是一片无涯的深渊，这多少是个令人有些灰心的事实。教室中的诸位，可能并没读过纳博科夫，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曾听过，但是，大家表现出的压抑的沉默，显示出这段文本在他们生命中掀起的“抖动”——因为它讲述的是一桩人人必经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当然是理想状态。绝大多数情况下，感受力需要训练。我曾让学生做过这样的作业，尝试着找某个文学片段，用它来贴合自我的经历。看到的答案里，还是有不少流于空泛陈词，比如说某个人物的某种精神令人感动之类的话，这时“我”还是缺失的，因为这种“感动”也是从别人的论述里因袭来的。但也有一些比较有效果的训练，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小说的本质？如果把它定义为对片刻时间的永恒把握（像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的定义），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理解？我设计的一个随堂训练是：用对话的形式重构今早上你和室友对话的“情境”。要求写在纸上，写下来和说出来是绝对不同的。
这个实验很好玩，重构的对话出现了各种日常生活里的具体场景，有的还挺搞笑，但是，当被问到这些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今早的那个“片刻”，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八十（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可靠的估算）。也就是说，一旦“当下”这个时间段流逝，它几乎就是不可追回的，因为书写与感受无法同时进行，小说中所有的“当下”、“现在时”、“意识流动”，都是事后的重构。有时候，小说家的任务就是用最大的“百分比”，追寻逝去的时间，重现漫漶的“情境”（《白象似的群山》《追忆似水年华》都是这一类）。从根本上说，小说家既是语言的工作者，也是时间的工作者，而对于批评者与阅读者来说，只有自己亲自学着去重构时间时，才能感知它的形成过程。一旦这个过程开启，那么作家的工作体验就会让渡给读者。
训练感受力是一个宏大工程，必须一点点从琐屑处做起，从read it到read into it，需要与文字频繁过招，所以除了老老实实地苦读和沉思，再加上自然年龄的成长和生活事件的丰富，好像也没有别的捷径。由此出发，才能引向“自我意识”与“自身通透”的达成。
《红与黑》
有了感受力以及“自我意识”，我们再谈第二个效用：推迟判断。推迟判断的前提是，自我已经对事物形成了明晰的理解力，理解力的层次越丰富，决断就会越推后。看电视剧时，只要出现三角恋爱或者劈腿出轨之类的剧情，满屏的弹幕都是“婊”、“渣”、“小三”等。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类似的还有，讲《红与黑》时，曾经有学生说不喜欢于连和德莱纳夫人，原因是一个出轨了，一个勾搭有夫之妇。讲《局外人》时，也有不少学生觉得默尔索很奇怪，妈妈死了一点都不伤心，居然还去看电影，和女友做爱。
类似的评价展现出一种很基础、很普遍的道德观念，只要人类解释世界时，就必然要依靠一个最主要的维度：评价。所有评价里，又以道德评价最广泛，或者说，门槛最低。课上讨论过一个很好玩的话题：有时候，在社会的评价机制里，道德是上限，法律是下限，比如“山东辱母杀人案”中，儿子因为母亲受辱而杀死侮辱者，杀人触碰了社会规则的下限，但同时，儿子又在道德层面达到了社会包容的上限。情况有时颠倒过来，道德变成了下限，法律成为了上限，比如出轨、三角恋爱，这些情况够不到违反法律的边界，却又极大程度刺激了公意道德——仿佛这是一条底线，不能越过。这种情随事迁的颠倒，暗示着评价作为一个综合体，既包括社会主流观念的灌输，也给个人的理解力留下空间，所以评价最终呈现的面貌往往是两者博弈的结果。
文学的道德评价，往往与社会的道德评价背道而驰。在大多数社会评价中，作为“底线”时的主流道德会占上风，而一流的小说往往在质询当世的道德，哪怕在我们看来十分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家托马斯·哈代亦然。在《苔丝》中，哈代质询的是：如果一个女性在婚前失贞，那么是否她就不配拥有婚姻的幸福；在《无名的裘德》中，他质询的是：如果两个人并不相爱，只是因为一时激情走入了婚姻，那么是否这种婚姻就要将两人捆绑一辈子？当小说质询道德的时刻，它往往选择的是弱者的位置，就像在鸡蛋与墙之间，它自动选择了鸡蛋的位置——墙，何须为之辩护？
也就是说，文学道德是在最大程度上争夺社会道德的阵地，它的发轫之处，就是个体的生命与经验。
首先，必须承认，没有所谓的客观评价。陈嘉映曾揶揄海德格尔，说他自称“使用Verfallen（堕落、沉沦）一词不带有任何负面的评价”，但实际上通篇都在展现对Verfallen的消极态度。所以自称“我的评价很公允”是没有效果的。这一点上，曼海姆可能更为诚实，他的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强调“情境”，就是说当你要做出阐释和评价时，你总是浸入在某种情境之中的，所有对于社会的诊断都与观察者无意识的评价系统有关系。个人情绪与体验的参与，恰恰是生动理解“情境”的前提条件。
女性学者刘绍华到四川凉山做田野调查，她发现她的“浸入”带来了别样的认识。在凉山地区，女性的地位很低，结婚以后，很多女人成为吸毒丈夫“以贩养吸”的工具，而且没有资格参加公共性的议会。但是，刘绍华的学者身份给她提供了一种“高级”的身份感，她被悦纳进男性议事的现场，并参与了议事。这种带有强烈“我”的色彩的观察，不仅没有扭曲田野调查的观察，还丰富了凉山地区人们对于身份与性别观念的认知层次。
评价既然是无法脱离个人感受的，那么接着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个人感受里真正“属我”的东西那么少——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学生对某部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往往是从搜索引擎得来的：《城堡》是对官僚机制的抨击；《白象似的群山》里，白象是指少女腹中的胎儿；哈姆雷特是一个懦弱、不敢行动的王子……用现成的（ready-made）的观念代替了自己的观念，“属我性”的表达丢失了。这个“属我”是什么东西呢？比如死亡，就是“属我性”的，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你死，所以《局外人》里，默尔索说“没有人，没有人能够为妈妈的死而哭泣”就是这个意思。甚至说得粗俗一点，拉屎，也是“属我性”，多米尼克·拉波特写《屎的历史》，就是在“属我”的角度上来谈论拉屎的。
没人能替你死，就像没人能替你拉屎，可是，总有人替你思考和决断，这就是问题所在。由于缺乏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以及由之产生的判断与理解，我们常常把评价机制里“属我”的部分拱手让给“属社会”的部分，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恭顺的过程，也是一个浸淫习俗与接受教育的过程，一旦与社会主流观念镶嵌得过于紧密，那就自然会做出与主流认知相符合的判断。这种判断能够非常快捷地帮助我们在观念的乱丛中劈开一道清晰的道路，清晰意味着轻松，悬置了自我苦思冥想的成本，也意味着缩小，所以，“萨特与波伏娃就是一对狗男女”（见豆瓣影评）、“林徽因是不是绿茶鼻祖”（在百度里输入“林徽因”试试），这样的话很轻松就讲出来了。
话讲得太轻松，路开辟得太清晰，缺乏一点阻碍，这个阻碍就是“自反”，一个典型的“属我”的状态。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卡列宁之所以在某些时候赢得了尊重，就是因为他的“自反”。他不愿指责安娜，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错”。“自反”在文学中，有时候还能获得更形象的比拟，比如十九世纪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巴彻斯特大教堂》里，每当主人公反思“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时，脑海中就会出现一把无形的小提琴，琴声悠扬，是他的扪心自问，是他自我对话的珍贵时刻。
从这些时刻出发，我们才得以转下社会评价的大道，潜入一条“属我”的小路。这条小路必然不是由此至彼的单向街，它甚至是“小径交叉的花园”，常将人引入自相矛盾、自我怀疑乃至不知所踪之境，它类似布朗肖在《无尽的谈话》中描述的那种“探寻”的过程：是转身，是调转，甚至是迂回与碰壁，如同玻璃弹珠在文本宇宙之维里四处运动。从这点来说，文学是越读越沉默的，是越辨越辨不明的，是越走岔路越多的。
所以，我很喜欢在课堂里不断发问，不断追问，有时候会把某位学生原先言之凿凿的判断弄得犹犹豫豫。这并不是一个我对你错的拉锯战，也绝不是将其引入我自认为正确的观念中，而是在彼此的语言进退里，共同尝试开拓出更多的理解的可能性来。还是回到《红与黑》，当学生说不喜欢于连，因为他道德败坏时，我追问的是，如果婚姻不堪忍受，两个人貌合神离，出轨有没有理由？学生会说，那么可以先离婚再追求真爱，为什么一定要破坏法律与习俗？那么就继续追问，是否社会习俗与法律就是唯一准绳？是否人的决策能力总是很理性地与法律规约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按计划、按部就班地处理问题：先离婚、再结婚？是否情绪、非理性因素以及生活中的意外能够像擦黑板一样擦干净，从而把世界变得条分缕析？是否人的理性强大到将一切行为的差池与偏航一一归位？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办法解释很多文学中的意外：安娜的跳轨自杀是临时萌生的念头；包法利夫人的自杀也是一个瞬间的决定；默尔索在等待死刑中突然感觉两鬓生凉，幸福与满足；吉格在和男友爆发了严重争执后，突然说“我现在感觉挺好”……正是这些“意外”，提示着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我们在司汤达、加缪、海明威的带领下，踏上一条条分歧丛生的小路，却从不渴望所谓的终点。领悟到这个，才能意识到，单就某个人漫长一生的某一事件做出整体性的评价——比如包法利夫人是荡妇、K是神经病、默尔索是反社会人格——是不太恰当的。把这种认识从文本推演到生活里的具体场景则更为重要。
推迟判断、模糊意图，并不是完全没有立场，这个立场需要隐匿、谦抑与宽容。这也是我非常推崇巴赞电影美学的原因。他对于镜头语言偏好的选择，与文学最终试图揭示的图景是殊途同归的，亦即人的复杂与不可理解性。可能外国文学课最终的结果是，促发一种自我意识与“属我”的评价体系，归结起来，就是：
我，无法轻易决断。
本文经授权摘自《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文学阅读的生命化》，作者张秋子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豆瓣网名“安提戈涅”。
《万千微尘纷坠心田 : 文学阅读的生命化》，张秋子/著，新星出版社·读库，202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