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纪念《尤利西斯》100周年
1922年2月2日，乔伊斯四十岁生日当天，《尤利西斯》第一个公开发行的版本，由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尤利西斯》第一版发行量不多，仅有1000份。这一版主要归功于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西尔维娅·毕奇。在公开出版前，《尤利西斯》在《小评论》杂志上连载。同年，《尤利西斯》在英国发行，出版商是主掌《利己杂志》的哈丽特·肖·韦弗，韦弗是乔伊斯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
“没有任何书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如此受到作家和嗜书人的小圈子的追捧和渴求。”百年前，卫报就曾撰文评价《尤利西斯》，作者称乔伊斯是天才。评论者和精英群体认为，《尤利西斯》展现了内在的真相，它超乎美与丑，也超乎公平与神秘，且乔伊斯的语言极其优美，可以使纸页熠熠生辉。“在伟大的事物面前，人类态度的轻蔑和不敬无情地暴露了出来。（小说中）粗暴的动物性和隐微的精神彼此交融。”卫报写道。
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14岁时读完《尤利西斯》后五味杂陈，直到18岁重读时才恍然明白自己曾经错过了什么。如今重读《尤利西斯》，恩莱特发现，淫秽和惊悚的情节已经不是她在意的，她反而读出了和女性权益的关联。其他作家也指出了这一点，甚至不少女作家都承认接受了乔伊斯的影响和洗礼，比如埃德纳·奥布赖恩（Edna O'Brien）、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玛丽·科斯特洛（Mary Costello）等等。
“爱! 爱把我们所有人变成了白痴。当你知道乔伊斯也坠入这样的陷阱，你会感到欣慰。没有超脱的、宏大的词汇，供他使用，仅有的是汹涌的欲望、怀疑、顾虑。”埃德纳·奥布赖恩追溯了乔伊斯的一生，“在生命最后阶段，发生了一次解冻。乔伊斯在剧院里会被鞠躬致意，不是因为名声，而是因为他的成熟。乔伊斯拜访名人，发去问候和电报，用他清朗的男高音招徕客人。乔伊斯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苏黎世的街头，人们会看到一个戴眼罩、穿长大衣的孤独身影，口袋里还装着打狗的石，他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风流人物。”
《消费乔伊斯：〈尤利西斯〉在爱尔兰一百年》
2022年，纪念乔伊斯相关会议、活动、话剧研究等等正在陆续展开。日前，国际乔伊斯基金会受托人约翰·麦考特的著作 《消费乔伊斯：〈尤利西斯〉在爱尔兰一百年》（Consuming Joyce: 100 Years of Ulysses in Ireland）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
韩裔诗人崔唐美和韩国女性诗歌传统
2019年以来，韩裔诗人、作家崔唐美（Don Mee Choi）迅速崛起为当代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和译者之一。2019年以来，崔唐美先后获得了DAAD柏林艺术家计划奖学金、卢西恩·斯特里克诗歌翻译奖、格里芬国际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古根海姆奖学金、麦克阿瑟天才奖，2021年她又加入了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成为其国际作家。这主要归功于她新近出版的《朝韩非军事区》（DMZ Colony），与它先前的姐妹篇《战争残痕》（Hardly War），以及她对韩国现代诗人的翻译和介绍，如李箱、金惠顺等。
崔唐美
崔唐美自1981年开始移居美国，就读于加州艺术学院。她比较青睐8毫米、16毫米胶片，并将其特征和叙事力量赋予了诗歌，当然她也受惠于记者父亲，他记录下来了1960年代到1989年代朝鲜半岛的惊人巨变。“我的记忆居住在父亲的相机里，那是我记忆诞生的地方，我的视网膜和父亲的彼此重叠着。”崔唐美在《朝韩非军事区》写道。朝韩非军事区横跨三八线，形成于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并于2018年《板门店宣言》后成为一个和平地区。《朝韩非军事区》便以这段史实开头，“朝鲜非军事区长约160英里，宽2.5英里……朝鲜边界是世界上最军事化的边界之一。”
战争、语言、错位，种种新殖民主义、移民群体下的关怀是崔唐美的主题。地缘政治的暴力给予崔唐美很多启发，崔唐美借此创造了镜像词汇（Mirror words）。镜像词汇的产生是促使人们考虑抵抗的路径，而不是尊重既有秩序。“镜像词汇是思乡。镜子里的词汇是光晕。镜子里的词汇是孤儿的词汇。现在你对着镜子照看你的词汇。翻译吧，翻译吧！你翻译过吗？再做一次！做吧！”借其艺术生涯、其父亲积累的档案，崔唐美在诗集中征用了图像、不寻常的排版、地图、涂鸦等不同的形式。
崔唐美的翻译生涯开始于20多年前，她最早的翻译成果涉及三位韩国女性诗人崔承子（Ch'oe S?ng-ja）、金惠顺（Kim Hyesoon）、易永珠（Yi Yon-ju），并集结成《词语的焦虑》（Anxiety of Words）一书。韩国的女性诗歌来源于1920、1930年代的女性诗歌传统，这样的女性诗歌被固定在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女性主题中。
“当我成为一名诗人的时候，韩国文学界期望我这样的女诗人可以被动地歌唱爱情，”金惠顺在《死亡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Death）中说，“但如果我可以像韩国男性抒情诗人那样炊之以风雨云，不是更好吗？这对我来说就是，更高级的抒情资源排斥了女性诗人，女性诗人只能选择怪诞、暴力、母性的部分……（而如今的女性诗人）期待发展出一种反抗性的、本能的、颠覆性的、创造性的、本体性的诗歌面貌。”
石静远的汉字王国
日前，石静远（Jing Tsu）的著作《汉字王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出版。《汉字王国》讲述汉语从1900年到2020年的发展史。与常见的学术书籍不同的是，这本书采取了类似报道的体例，分为七章，每一章都杂糅了某一特定时间段的汉字改良。通过《汉字王国》，石静远扩展了语言帝国主义等既有的理论叙事，石静远代之以全景和增补的叙事，使汉字改良史和演变史变得丰富而多元。
《汉字王国》
在发明拼音和简化汉字之前，汉语自清末就开始了拉丁化的历程，有林语堂的汉字索引制、钱玄同的国际音标拼写文字、威妥玛拼音系统、世界语、沃拉普克语、“中性语言”、“官话合声字母”、“简字运动”、赵元任的方案、瞿秋白受任执行的草案、亚塞尔·什娃子的建议等不同方案和路径。这些方案大多都以失败收场，亚塞尔·什娃子对东干语的拉丁化可以看作是一个微妙的案例。1936年，《新文字入门》就曾总结新文字运动的成果，提出新文字（1）必须是纯粹的拼音文字；（2）要能和口语适合；（3）要简易；（4）要国际化；（5）要能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6）要合于经济原则。
直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并推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出台，汉字简化才告一段落。其时国家语委挂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十二委员包括吴玉章、胡愈之、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他们分属不同派系，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推广白话文。
在汉字接入互联网的过程中，简体字又通过算法成为中国和华语世界的基础设施。汉字接入互联网离不开表意文字小组，它在很多维度上拓展了Unicode（联盟官方中文名称为统一码）和领导它的乔·贝克尔的标准。但统一中稍有差异，不同地区在很多字上都有不同的呈现，石静远在书中举了“骨”这个字。在石静远的表述下，汉字输入法的确立和渗透，充当了扩音器，它能够将自身的势能带向全世界，这也符合中国的美好愿景，同时这也有助于使中国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石静远是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John M. Schiff讲席教授、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同时她也是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此前，石静远已出版有《失败，民族主义和文学：现代中国身份的塑造》（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散居华人的声音与手迹》（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阿米塔夫·高希关注气候变化
日前，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出版了非虚构作品《肉蔻的诅咒》（The Nutmeg's Curse: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以及文献改编小说《丛林纳玛》（Jungle Nama）。《肉蔻的诅咒》延续了高希一贯对印度洋历史、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切。《丛林纳玛》则是高希在朱鹭号三部曲（Ibis trilogy）和《枪岛》（Gun Island）后的一次新的尝试。
《肉蔻的诅咒》
高希是当下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也是当下印度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高希曾获得印度文学界最高荣誉杰南皮特奖，该奖五年内授予人还有达莫达尔·毛佐（Damodar Mauzo）、小尼尔曼妮·普欧根（Nilmani Phookan Jr）、亚基基塔姆·阿丘他·南布西里（Akkitham Achuthan Namboothiri）、克里希纳·索布蒂（Krishna Sobti）。杰南皮特奖授予《印度宪法第八附表》允许的印度语言，截至目前共授予印地语11位，卡纳达语8位，孟加拉语、马拉雅拉姆语各6位，古吉拉特语、马拉地语、奥迪亚语、乌尔都语各4位，阿萨姆语、泰卢固语各3位， 旁遮普语、泰米尔语、孔卡尼语各2位，英语、克什米尔语、梵文各1位。其中仅有的英语获奖人自然是高希。
2016年，高希第一次踏足班达群岛，并首次了解到班达群岛的历史。班达群岛生产肉蔻，但在1621年这里还发生了一次大屠杀。17世纪，欧洲殖民者在各大洲进行殖民，支配甚至买卖土著人口，并劫掠大量的本土资源。高希特别强调17世纪的意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导地位被颠覆，荷兰人在17世纪成了全球霸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荷兰人对风能的使用，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世纪英国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上。
殖民亚非、暴力事件、文明颠覆，在高希看来都和气候变化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控制肉蔻的贸易，荷兰人对班达群岛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肉蔻是班达群岛的资源，但却成了班达群岛沦落的诅咒，就像大量种植鸦片的东安遮罗因英国殖民者的贸易控制而衰落一样。如今人们经常谈论的气候变化，可以追溯到全球殖民这一时期，班达群岛大屠杀就是其中例证。17世纪至今的历史，即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大脉络历史，也是高希历部作品的历史背景。
关于气候变化，高希提出了“地球化”（Terraforming）。地球化一词出自杰克·威廉姆（Jack Williamson）1942年发表于《模拟科幻小说与事实》的短篇小说中的词汇。“地球化”由terra或land，与forming组合而成，terra的词源有地球的含义，而terraforming也被解释为：旨在提高地外行星环境维持生命能力的行星工程。地球化有助于我们将气候变化和殖民历史联系起来，更有助于气候变化的形成史和气候变化糟糕的现在联系在一起。
高希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成长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幼时喜爱里奇马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的“威廉·布朗”系列，青年时代迷恋暴力、摇滚乐、激进主义。高希受教育于杜恩学校，大学先后就读于印度德里大学附属的两个学院圣斯蒂芬学院、德里经济学院，中间曾在《印度快报》工作，而后在牛津大学师从彼得·林哈特。高希在1970年末来到牛津大学，仅停留两年零三个月，其间还曾赴埃及田野调查，其成果汇集成他的博士论文，以及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但高希拒绝外界将其看作人类学家，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学术研究，高希明显视文学高于史学。此外还不应该忽视，高希的多语存在——他会使用孟加拉语、印度语、法语、阿拉伯语、英语。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过去的那些思维和行为习惯都像眼罩一样妨碍我们去感知当下的现实处境。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在艰难地寻找有效的概念和理念，可以让我们介入这个新时代里那些前所未有的事件。但发现这些介入的模式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当前确实没有找到。”高希在一个访谈中说。
（部分译文参考《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阿米塔夫·高希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