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洛克爵士：“亲爱的，外面还在下雨吗？”
戴洛克夫人：“是的，亲爱的。我都快烦死了。我烦死这个地方了。烦死我的生活了。烦死我自己了。”
《荒凉山庄》（2005）剧照
这段对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鲜活描述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的电视改编版。在此书中，狄更斯第一次引入了无聊（boredom）一词。虽然在此书之前，英语里已经有无聊的人（bore）这个词，法语里也早有ennui一词来描述一种倦怠的感觉，不过无聊一词直到19世纪后期才被广泛运用在英语中。但是，没有概括这种体验的词语，不代表无聊就不存在。
无聊，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与我们同在。它是我们的生物性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生物性是由漫长的演化塑造而成的。无聊有着复杂又迷人的社会、哲学、文学、美学和神学历史——这一历史太过复杂，在此无法全部涵括。但是，要真正了解无聊、定义无聊，我们必须从某处着手。
无聊简史
彼得·图希在他精彩的著作《无聊：一部生动的历史》中，将无聊的起源追溯至古代。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也许是第一个描写无聊的人。他有感于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将无聊与恶心和厌恶联系到一起：
这样过日子有多久了？当然了，我会困，会睡，会吃，会渴，会冷，会热。这样的日子是否没有尽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有时，这让我感到恶心。在很多人眼中，生活并不痛苦，但很空虚。
塞内加抱怨日复一日的重复，显然，他的悲叹听起来并不过时，让我们想到那句“太阳底下无新事”。有人可能会说，《圣经·传道书》对单调日子的哀叹要比塞内加的描述更早一些。在概述了财富和名誉带来的辉煌之后，《传道书》的叙述者说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无论是塞内加还是《传道书》，两种怨语都强调了无聊的两层内涵。其一，无聊是一种负向体验；其二，它让你觉得没有意义可言，让生活看起来很空虚。图希甚至告诉我们，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一个村庄纪念了一位官员，因为他神奇地将人们从不可忍耐的无聊中解救了出来！
无聊源于对日常生活缺乏激情，这种情绪在中世纪也赫然可见。一些学者认为，现如今我们所称、所理解的无聊源自拉丁语中的acedia，该词指的是对维持禁欲生活的灵修缺乏热情——一种精神上的疲倦和怠惰，以至于葬礼等仪式也失去其意义。
无休止地重复每天的例行公事，这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正午恶魔”，它在隐居的僧侣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既无精打采，又焦躁不安。塞内加和僧侣们不仅指出了单调和无目的所具有的压迫性本质，而且向我们展示出，无聊早已与我们同在，远早于狄更斯对它做出的描述。
直到19世纪中晚期，对无聊的心理学探讨才开始出现。正如我们在心理学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那样，是德国人打响了第一枪。当时以人类学研究而闻名的特奥多·魏茨（Theodor Waitz）与哲学家特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研究了德国人所说的“Langeweile”（字面意思是“半晌”）。对魏茨来说，无聊与意识的流动有关。当一个念头引发下一个念头，我们就会对这缕思绪的终点有所期待。当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时，无聊便产生了，意识的流动因此出现了断点——思绪脱轨了。利普斯则认为，无聊的产生源于一种冲突，即我们渴望“强烈的心理活动”，却又无法受到刺激。
英语世界的心理学开拓者、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无聊也有类似的思考。高尔顿研究了被中世纪僧侣称作“正午恶魔”的焦躁的概念。高尔顿不断寻找衡量人及其行为的方法，他记录了在一场枯燥的科学讲座中坐立难安、左右摇晃的观众——这是烦躁和无聊的明显表现。在20世纪初的一次演讲中，詹姆斯哀叹道：“一种无可救药的乏味即将席卷这个世界。”对詹姆斯来说，这种乏味和随之而来的无聊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信息在数量上增长，却以质量为代价。
这些对于无聊的早期探讨都暗示了一种不适感，即想要投入令人满足的活动，却又无能为力。它们都强调了无聊的核心：这是我们头脑空空的信号。
一个存在主义困境
詹姆斯所谓“无可救药的乏味”、塞内加对千篇一律带来的恶心感的哀叹都指出了无聊这一体验的关键要素——一种事情缺少意义的感觉。意识到生活的荒诞，会使人产生焦虑之感，存在主义哲学家对此进行了探究，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对意义在无聊中的作用进行系统阐释的学者之一。
存在主义的悲观先驱亚瑟·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根本现实最直接地表现为我们对于欲望的具身体验。换句话说，生活是欲望、奋斗和期盼。如果人生是无休止的渴望，那么我们怀有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满足；一个欲望实现了，另一个欲望又出现了，欲望本身一直存在。幸福——从欲望中解脱的片刻——永远是即将降临。幸福一旦到来，新的欲望将立刻现身。根据叔本华的说法，我们注定要长久地受苦，因为心中的欲望如流水般永不停歇。两个悲惨的选项摆在我们面前：欲望未了的痛苦，或是无欲无求的无聊。
索伦·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另一位先驱，他也将无聊同寻找或领会意义的奋斗联系起来。当无法充分地领会意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贫乏且无能。在著作《非此即彼》中，克尔凯郭尔通过奉行享乐主义的叙述者之口说道：“无聊根植于虚无，虚无贯穿于存在；它带来无限的眩晕，就像凝视无限的深渊一般。”
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一种解读是，之所以“无聊是万恶之源”，恰恰因为我们寻求一切方法来避免无聊。躲避无聊实际上是在加强它的束缚。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渴望逃离无聊，它会将我们引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人生目标的热切追求将成为我们的向导。事实上，《非此即彼》下卷坚称，当我们放弃享乐主义，过一种更加合乎道德的生活时，无聊也将不再那么令人苦恼。
在试图定义无聊时，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存在主义者是马丁·海德格尔。首先，海德格尔让我们想象自己坐在一个火车站，等待一辆晚点两个小时的列车。巡视这个火车站只能提供最肤浅的娱乐。我们有书或者可以打电话，但也只能带来片刻的消遣，很快我们就需要新的对象来转移注意力，消磨时间。海德格尔把这种情境称作浅层的无聊（superficial boredom），指向一个还没有到来的外部对象，或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外部事件。换言之，时间变得漫长。
接着，海德格尔让我们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交场合，某个愉快、惬意的聚会，也许是庆祝某位同事退休的聚会。我们谈论时事，交换彼此子女的最新成就或者小缺点。如果在加拿大，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讨论天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意识到，整个时光虽然足够欢乐，但毫无意义！也许我们颇为投入，但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投入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我们感觉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与这种无聊相伴的活动并不会和一个具体的对象或事件（例如等待一列火车）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无聊的第三个层面，也是对海德格尔来说最重要的一层——深度无聊（profound boredom）。这种无聊不指向某一对象，也没有明确的触发点。它是永恒的，意味着一种空虚。在这种空虚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恐怖之处。
因此，纵观历史，无聊一直与庸常生活相联系（塞内加所言的“日夜交替”）。由于没有一件事能保证让我们此刻或未来得到满足，我们每日的奋斗似乎空无意义。这就是无聊的讽刺之处。一方面，它凸显了存在本身的无意义；另一方面，它促使我们永不停歇地追求新鲜和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
沙发上的无聊
存在主义者把无聊视作缺乏意义引发的一种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则把无聊看作应对焦虑的一种解药。
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们的原始欲望掩藏在层层社会化的外衣之下，让我们不得安宁。意识到这些欲望的存在，对我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秩序都是一种威胁——我们害怕自己的欲望。一种对策就是简单地将那些我们不想要的欲望从头脑中清除出去。然而，随后我们便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想要做些什么，却又无法准确说出想做的是什么。我们已把那些欲望的细节关押在潜意识的地牢里。我们渴求，这种渴求却又没有具体目标，在这种感觉中，我们会焦虑难安，尝试寻找能够满足渴求的强有力的东西，却徒劳无获。
根据拉尔夫·格林森（Ralph Greenson）对无聊的早期精神分析，无聊被归类成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格林森记录道，他的一位病人之所以无聊，是因为他需要努力克制自己的冲动。实际上，如果不处于无聊的状态，他的病人“会有严重的抑郁反应或者冲动行为”。格林森总结道，对于无聊的人来说，紧张和空虚都是一种由于缺乏刺激而产生的心理饥饿。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饥饿的感觉，人们会求诸外部世界，以期找到消失的目标和/或对象。
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无聊代表着对更深层次心理问题的回避。但这让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们满足，因为它们离我们的原始欲望太远了。意识不到自己的情绪，我们就像失去方向的浮舟。
如果说存在主义强调了无意义导致的麻木，精神分析学派则凸显了无聊与焦虑的关联。我们应对无聊的努力导致了荒诞的困境。英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写道，无聊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期待状态，事情开始了，却又什么都没发生；一种弥漫开来的焦虑不安，它包含着最荒唐、最矛盾的祈求，祈求一种欲望”。
这段文字是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句话的改写：“无聊——一种对欲望的渴望。”所以，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看法，每当我们被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所威胁，无聊便会产生。
人生意义的缺失和内心深处的冲突，这些似乎都是人类独有的问题。20世纪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有句名言：“人是唯一会感到无聊的动物。”弗洛姆错了吗？无聊真的是人类特有的体验吗？看到你的猫追着激光笔跑，很难想象她会体验到存在主义忧虑，或者焦虑于不被接受的欲望。
本文摘自《我们为何无聊》。
《我们为何无聊》，【加拿大】詹姆斯·丹克特、约翰·D. 伊斯特伍德/著，袁铭钰/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