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70年代，我们这一代内地人，是在香港文化的哺育下长大的，读香港武侠言情小说，听香港粤语流行歌，看香港无厘头电影。香港在整个当代华人圈，贡献远胜于任何一个城市。她是封闭年代通往世界的窗口，是开放年代搭往外界的桥梁。
香港的报纸杂志，读者的定位很明确。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体系一直面向知识分子，是香港三大报业集团之一。可以说，香港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明报》的，而作为明报的文化品牌象征—《明报月刊》，更是广受知识阶层的推崇。《明报月刊》屹立香江51年，一半时间由总编辑潘耀明先生掌舵，成为海内外华人作家、学者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
6月9日的下午，我在位于香港岛柴湾的明报工业大厦16楼采访了香江文化名人潘耀明先生。潘先生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既亲切又陌生的香港。如果说，香港遍地是黄金，那么，潘先生这一代人，就是香港的宝贵财富。
进入报业，从低做起
蔡玄晖：潘先生您好，谢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访问。您10岁移居香港，请问当时香港社会是什么样的？
潘耀明：我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乐峰镇湖内村，两岁时被卖给我的养母。因为我的养父在菲律宾，50年代有个侨眷新政策，所以1957年我10岁时得以跟从养母来港。
当时的香港较落后，环境也差，当然我的家乡更穷。来了香港后，养母和我租了个小板间，只有一张高低双架床。房间没有窗户，为了通风，板墙没有隔到头，站在上铺，就可以看到隔壁房间情形了，没任何隐私。房间租金60元，养母是文盲，剪线头一个月也只能赚到60元，只能靠在菲律宾的养父每月寄150元来。可是这150元，其中的100元要寄回乡下给我的外婆。我们只能节俭度日，买隔夜面包当早午餐。假期我会找些诸如穿塑胶花、夹拉链头等活帮补家用。那时，香港还很落后，香港的经济是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才起飞的。
蔡玄晖：我还一直以为香港的经济腾飞是从60年代就开始了呢。那您到了香港后，是如何完成学业的呢？
潘耀明：这个问题讲起来一肚子苦水啊。我在内地时读书晚，10岁才读一年级。来了香港后，这个年龄应该读三年级的，所以被逼着去考，结果中文没问题，数学没过关，必须留级。我只能换另一家学校读。大概一两年才调整过来。当时住在港岛高街，每天就靠走路到罗便臣道上学。
我喜欢看书，经常去家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后来，开始尝试写点东西投稿，赚到一些稿费。慢慢地，我就把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看完了。我中学时读的是汉华中学。当时类似汉华中学的毕业生没人请的，一般都由学校介绍到爱国公司工作。我中一到中五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毕业的时候刚好是1966年，我只能自己找工作，最后在《正午报》找到实习校对的工作，从最低做起，校的是澳门赛狗成绩表。
从复杂的历史中走来
蔡玄晖：从此您就进入报业工作，与文化事业分不开，一直到今天。能否介绍一下那个年代香港的文化形态？
潘耀明：是的。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都在传媒、出版投下很多资源。例如友联出版社是美资的，三联出版社是中资的；《中国学生周报》是美资背景的，介绍西方新文学写作手法，《青年乐园》则是中资背景的，1967年被政府关闭了。各方都在香港办文化出版刊物，无形中提升了香港文化水平，造就了香港文化的繁荣。60年代开始，香港掀起文学潮，本土文学兴起。大、中学校纷纷成立文学社，自己油印、装订，再互相交换阅读。
我品学兼优，又有办报写稿经验，本来应该一毕业就能成为记者的，但却只能从最低做起。我能够很快转型记者，和1967年“反英抗暴运动”有关。因为经常有流血事件，很多记者不敢上，我们的老总问我敢不敢，我就去了。那时候已经无法从政府申请到记者证，所以我是无证记者。这场运动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了，律师、警察、记者等等，导演严浩当时也参加了“反英抗暴”。后来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英方改变管治方式，香港从此走向开放。
蔡玄晖：这段历史民间众说纷纭。
潘耀明：我正在准备整理这段历史。我还做了个《青年乐园》专题。美资支持下的《中国学生周报》研究的人多了，但和它抗衡的《青年乐园》却少有人提。60年代是香港传媒业的顶峰时期，很多报纸销量很好。全港销量最大的报纸是《香港商报》，足有20万份，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就是在《商报》上连载的。
研究新文学，连通内地作家
蔡玄晖：您不像一般报人，办报之外还做了很多文学研究。这是为什么呢？
潘耀明：我只对两种事物感兴趣，一个是人，一个是旅游。当时在我们报刊写稿的曹聚仁先生曾对我说：年轻人要有目标，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课题，长久留意下去，就能够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这句话，我一直在践行。
我中学时就看完了新文学作家的所有作品，对他们很感兴趣。但这些作家消失了近20年，市面上存在的都是旧资料，很多还不准确，有很多传言。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很好奇。50年代香港撰稿者多是南来作家，也有来自台湾、海外的。但大陆的少，《明报月刊》登过无名氏作品的连载。
后来我到70年代初吴其敏创办的《海洋文艺》工作。《海洋文艺》有中方背景，内地改革开放不久，我们就马上和这些作家联系上了，写信来往，核实资料，甚至上京拜访，其他媒体接触不了的。例如1978年艾青刚从新疆石河子回来，还没摘掉“右派”帽子，我就得以进京拜访他了。又如钱钟书先生，唯一公开接受访问的，就是我。大概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有基本的了解。后来我又帮他们出书，我自己也出了本《当代大陆作家风貌》，向海外读者介绍大陆作家。台湾地区和韩国都引入版权。这是我所说的对人感兴趣的“人”。
蔡玄晖：那么旅游呢？
潘耀明： 《海洋文艺》让我接触到大量新文学作家，《风光画报》则让我对旅游产生了兴趣。《风光画报》是《中国旅游画报》的前身，我任编辑兼督印人。1975年、1976年我带着摄影队进入内地拍摄，我就写了一些游记。当然那个年代都是事先联系安排好的，不能随便摄影。当时内地卫生条件差，我的肠胃又不好，一去就拉肚子，睡的是帆布床，睡眠也不好。后来有人告诉我要喝白酒才没事，果然有效，所以慢慢地我就养成了喝点白酒的习惯。后来整理这些游记，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名胜纪游》。文学很多都和旅游有关，比如唐诗宋词。西方旅游文学研究很发达，反而我们都忽视了。
2012年我成立了“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希望通过对旅游文学的研究，推广华文文学。去年旅游文学研讨会，来了137位学者专家。白先勇、余光中、柏杨、余秋雨、陈若曦、舒婷等人都曾现身历届会议。我们还开通了“字游网”，让作者在上面开博客，例如王蒙、余光中、林青霞，产生一些名人效应。不过，在香港推广华文文学，很困难，资金很有限。
今天的社会太急功近利，不重视文化。金庸先生说“文化是无形资产”，他说《明报月刊》就是明报集团的名牌西装。明报上市时，每股只有一毛钱，但一上市后就升到2.9元，这多出来的2.8元就是文化品牌的价值。这是无形财产。
现在文化人的资源非常有限，一些大型文化活动都得组织者自己去募捐，推广旅游文学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的。例如去年我们发起的“我和金庸全球征文比赛”，政府给了些钱，我们还得寻求世界各大华文机构的支持。后来收到了1万多份来稿，这样多的投稿量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今年6月我们组织去探访马来西亚，大马的两位部长和中国驻马大使都来参加开幕式，说明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旅游文学的重要性了。政府应该多投放资源到原创性作品上，增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
金庸亲下聘书，掌舵《明报月刊》
金庸（图片来自网络）
蔡玄晖：刚才您提到金庸，大家都知道您和金庸先生很熟。那么您是怎么和他结缘的呢？
潘耀明：金庸认为自己既然是香港一个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又是文化人兼作家，应该肩挑文化的历史使命，传承中国文化的薪火，于是就创办《明报月刊》。历任总编辑由金庸到胡菊人再到董桥等，然后才是我。《明报月刊》凝聚了海内外的文化精英，知名学者、作家都是《明报月刊》的撰稿者。每个时期，金庸有不同思量。当时他很怕受“文革”牵连的文化学者会消失，所以策划刊登内地的文人学者的传记。但大陆文人供稿较难。
那时我还没有进入明报集团，我在三联工作。内地刚刚开放起步，我就策划了15套文集，沈从文、郁达夫文集，是与广州花城出版社合作的，1981年出版。我计划策编《世界华文文学大观》，利用丰富的内地资源，比如内地相当强的编辑能力。如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历代诗人选》《明清散文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在北京出简体版，在香港出繁体版。我还策划《香港文丛》《台湾文丛》《海外文丛》。但《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没完成，我就换到明报工作了。1991年金庸通过董桥约我见面，当场下聘书要我担任《明报月刊》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当时虽然我还是三联的董事，依然毫不犹豫签约，就因为认同金庸先生的“承传文化薪火”理念。
蔡玄晖：在这期间，80年代中期，您做了个很勇敢的决定，在成家生子之后远赴美国留学。是什么触动您了呢？
潘耀明：我虽然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没有大学学历，始终是个短板，一直希望能圆大学梦。1983年我应聂华苓之邀，参加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回到校园读书。同期的中国作家还有内地的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台湾的陈映真。当时我的英语差，但内地作家英文也不好，所以我权充翻译。我到美国前答应为三联的《海外文丛》组稿，三联则继续支薪给我家人，免除我的后顾之忧。我一边写作一边进修，写作计划结束后我选择继续留下考托福。
聂华苓写信推荐我到纽约大学当旁听生，成绩达到B以上才可以转成正式学生。结果我拿到了B+，第二年正式攻读学位。为了省钱，我住得离学校很远。我还给纽约《侨报日报》编读书周刊，又帮香港三联书店组稿，所得报酬用以维持我在美国求学的费用。85年我在纽约大学拿到出版杂志学硕士学位，回港后当上三联的副总编辑兼董事。
借香港窗口，推荐内地作家到台湾出版
蔡玄晖：您在三联和《明报月刊》都是高级管理层，和内地、台湾出版业多有来往，您认为香港在出版业这块有什么优势？
潘耀明：香港最大的作用就是窗口作用。在内地、台湾封闭的年代，两岸做不了的，香港能做。出版业就是文化窗口的作用，不仅是融合两岸的文化窗口，更是东西交流的文化窗口。
内地开放前管得严，台湾也一样有“临时戡乱条例”，规定和大陆有关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台湾，金庸因为在《大公报》当过翻译，导致《明报》也无法进入台湾。1991年“临时戡乱条例”撤销后，《明报》才在1992年进入台湾。巴金、老舍、钱钟书这些新文学作家当时也不能进入台湾。
相比两岸，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处，更为开放，起到两岸桥梁作用。两岸很多人都是通过香港把书籍带回内地或台湾的。例如台湾，90年代社会开始开放，但“临时戡乱条例”还没撤。柏杨很有胆色，想出版“大陆当代文学系列”图书，委托我代为组稿。我推荐了13位大陆作家给柏杨，贾平凹、舒婷、刘心武、莫言、王安忆、陈染、谌容等改革开放后涌现的一批代表性作家，同时也充当两岸邮件往来的传递者。这是1949年后台湾最早出版的有关大陆的文学作品，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香港虽然读者不多，市场很小，舞台很小，掌声也少，但辐射面很大。不久前，我们还出版了一套《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度文库》，我希望能够比较客观地挑选，所以我组织了一批海内外当代文学研究者，共20多人投票选出50位作家，和一般出版社的选择不太一样。
蔡玄晖：除了窗口作用，香港在技术或者创新方面有什么优势吗？
潘耀明：内地刚开放那时，出版业的编辑能力很强，但策划就弱了一些。我在纽约大学读的正是这个专业，又有工作经验，所以经常与他们进行出版交流。还有，开放初期，内地的印刷质量很差，纸张很不好。他们要出版王世襄的《明代家具研究》，只能在香港制作和印刷，再运回内地装订。现在反过来了，内地的印刷水平超过香港。
但香港依然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政策很灵活，东西文化交融。这些都让香港可以继续发挥窗口功能。还有，香港人敬业乐业精神也一直都在。在香港，社会灵活，社会流动性大，跳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香港人一定会在离职前把交接工作做好，即使他是被炒鱿鱼的。这就是香港人的职业道德，加上进取、拼搏，还是很有优势的。
未曾尝试不言败
蔡玄晖：您的人生座右铭“未曾尝试不言败”，也是香港精神的体现吗？
潘耀明：这也是我去了美国留学后受到的启发。美国人很自信，没有尝试过失败的，他们一定不会说自己不会，丧失自信心。反而香港人一般不够自信。
但香港人很上进，再困难都要向前进。比如在网络时代，纸媒纷纷倒闭，有人曾经预言《明报月刊》撑不过10年，但我们撑过来了，一直到现在。《明报月刊》已有51年历史了。
现代人很浮躁，网络快，纸媒慢，总有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东西。可惜的是，香港社会正进入后真相时代，大家只相信符合个人利益的真相，而不去探究真正的真相。
蔡玄晖：香港依然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近年社会撕裂，有很多人不看好香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潘耀明：首先是教育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教育太迎合市场，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大学通识教育教授学生股票知识；比如讲金庸《鹿鼎记》的课选课爆满，讲《红楼梦》的课却没人报读。
回归后，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不深，读过四大名著的寥寥可数。教育需要发挥引导功能，取消历史为必修课的举动，降低了学生的民族归属感。我们的读者有很多是中学生，我希望能够让他们更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目前除了致力于旅游文学的研究和推广外，我还主编《国学新视野》，希望以较轻松的不要太学究气的方式推广国学。《国学新视野》是由中国文化院办的，我负责策划组稿。每一集我们会访问一位国学大家或汉学家，成为海内外汉学交流的桥梁。我对主办方的要求就是稿费一定要高，让作者的学识能得到相应报酬，这才能好好推广国学。
潘耀明
笔名彦火、艾火等。香港知名作家、编辑家、出版家。1948年2月生，福建省南安县人。1983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语言系进修，1984年攻读美国纽约大学出版课程，文学硕士。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
（文/蔡玄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