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元旦，倔强的“湖南牛”陈子展（1898-1990）写下一首《新爱国歌》，落款为：“一九三二，元旦发笔，大吉大利。楚狂老人。”“元旦发笔”，一个今人略感陌生的词组，所说的无非是这样一场新年小景：在新年的第一天，摊开红色的纸张，拿起蘸满墨汁的笔，写下长长短短的吉祥语。落在纸上的一笔，点开了新年的大门，也征兆来本年的好运。这是传统文人开启新年的一个典型场景。
像陈子展这样，因元旦发笔而留下文章者，在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周作人、田汉、俞平伯、钱歌川等人都曾留下与“元旦发笔”相关的作品。这一连串的文人选择“元旦发笔”，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遵循悠远的读书人传统。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载“元旦举笔、如意大吉”，图自《清代稿钞本》
一、梁章钜论“元旦发笔”
清朝嘉道年间，熟谙掌故的福建人梁章钜（1775-1849），曾在《浪迹续谈》卷七中追溯“元旦发笔”的传统。根据梁章钜的记载，至少在嘉道时期，“元旦发笔”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梁章钜写道：“今人于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红笺庄书两语，如‘元旦开笔，百事大吉’之类，或作‘动笔’，或作‘举笔’，士农工商皆然，随人所写无一定也。”无论是叫“发笔”“动笔”“开笔”还是“举笔”，总之，各行各业的人都选择在这一天拿起笔，写下属于他们的吉祥话。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一书影，图自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元旦发笔一传统并非起源于清代，而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梁章钜曾询问父亲梁赞图，这一风俗起源于何时。梁赞图的回答是：“似前明即有之。前人多作‘把笔’，《五灯会元》载净慈道昌举此语云：‘岁朝把笔，万事皆吉，此是三家村里保正书门的。’又《大梅祖镜》云：‘岁朝把笔，万事皆吉，记得东村黑李四，年年亲写在门前。’则此事由来久矣。”梁赞图将元旦发笔的传统追溯到宋代，认为彼时僧人净慈道昌（1090-1171）在言谈中已提及这项风俗。最早尝试元旦试笔的人很可能是一批民间略通文墨者，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包括高僧大德在内的知识精英的嘲讽。可是，这一传统自宋代被发明之后，就牢牢地在中国文化中扎根，并不断地自下而上渗透。沿及清代，上至军机大臣，下至落第秀才，无不被染此风。
当梁章钜论述元旦发笔时，这项过去被讥为三家村文字游戏的传统，已经成为读书人尤其是科举读书人的普遍信仰。读书人将元旦发笔的美好愿望——“万事大吉”，逐步缩小到特定的读书范围甚至科举领域，用以寄托读书的希望和考试成功的美好愿望。在《浪迹续谈》中同一条目中，梁章钜回忆道：
记余少时，先资政公于开年必令书“元旦开笔，读书进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则令书“元旦开笔，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县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语余曰：“汝现应举，但书‘元旦举笔’可也。”是年果举于乡。（《浪迹续谈》卷七）
梁章钜的父亲梁赞图（先资政公）显然是元旦发笔这一悠久传统的忠实信徒。梁赞图相信，元旦开笔写下的吉祥语，很大程度上都能得到应验。尽管这些吉祥语都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有必要调整这些吉祥语的轻重缓急，以便心愿能够更为顺利地实现。根据梁章钜的追忆，其父一手操持的元旦发笔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分界点分别是入泮和应举，也即俗称的考秀才和考举人。在梁章钜考秀才之前，新年所书是“元旦开笔，读书进益”，对应的是勉励童蒙读书，所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即可。到了梁章钜进学的考试年——乾隆辛亥（1791），梁赞图却让梁章钜改写吉祥语，“读书进益”一变而为“入泮第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对考试成功的渴望压倒了纯粹的读书进步。至于乾隆甲寅（1794），梁章钜参加乡试，梁赞图又有新说法，认为此时写“元旦举笔”即可。这一次缩减所写内容，大概因为“元旦举笔”一举双关，除了寓意元旦开笔之外，还以“举”字关照了高中举人的心愿。
透过梁章钜之笔，可清晰见出元旦举笔的意涵的变化。梁赞图将元旦发笔的祈愿内容从“诸事大吉”集中于科考顺利之上，这一系列授意令这一传统染上文人色彩，最终成为“读书人的”元旦发笔。迷信元旦发笔的梁赞图这一系列“谜之操作”居然在儿子梁章钜身上一一应验，无怪乎元旦发笔从此也在梁章钜的脑海打下深深烙印。
二、元旦发笔的一般样式
新年发笔，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形式？如果将其视作一种仪式，这一活动究竟在新年的什么时候开启？书写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关于新年发笔的纸张、墨水有什么要求？是什么原因令这一活动在各类新年活动中，成为各行各业尤其是文人十分喜爱的一种？通过许多文人日记的记载，可尝试对这些问题做简要的回答，以见出新年发笔的基本样式。
新年发笔的核心要义在于它是新年的首次书写行为，在时间上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大部分的新年发笔都在元旦这一天，于是新年发笔也不妨称为“元日书写”。不过，一些书写者由于身体、天气等原因无法在元旦开笔，他的新年发笔也可在元旦后几天开始。桐城文人萧穆光绪七年（1881）的新年发笔，是正月二日才开始的。光绪十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等年份，由于患脚气病、头晕、天气太冷砚台结冰等原因，萧穆也未在元旦试笔。然而至迟不过正月十五日，萧穆总要开动手头的笔。至于发笔的具体时辰，往往不定，但主要集中在上午，有时还在清晨。大部分人都喜欢发笔之后再去贺年，或处理其他事务。也有人选择在各种应酬间隙发笔，甚至有人选择晚上开笔。可见，新年发笔的时间并不固定，主要在元旦，但迟几天也无妨，一般在上班，但晚上也无妨。
新年发笔的时间虽然不定，发笔时的心理却不免庄重。旧历元旦，或者正月的其他时候，第一次拿起笔时，在文人而言，不免郑重其事，与之相伴的或还有一些神秘感。祁世长（1825-1892）之孙祁景颐（1871-1936）曾有诗云，“一年今日最分明，文字东方喜气生”，道出文人对这一天文字的爱惜之情。俞平伯《元旦试笔》回忆这旧日的传统，是 “在大红纸上写过‘元旦举笔百事大吉’之后，便照着黄历所载喜神方位走出去拜年”。先动笔，然后迈开脚步，新年就这样喜气洋洋地充满内心。
祁景颐日记所书“一年今日最分明，文字东方喜气生”。图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
至于纸墨等书写用具，新年发笔似无固定要求，一般的普通纸墨即可，当然，也另有一些人选择朱墨。至于用笔，讲究者甚而使用五色笔。更为郑重者，则不仅用新纸，也试用新墨。如浙江绍兴人范寅（1830-？，号扁舟子）光绪四年(1878)元旦日记云：“巳初书红，试新模扁舟子著书之墨，甚坚细而佳，惟新而腻，须俟三年后用之。”所用墨为著名的胡开文专制墨。由此可见，范寅对新年发笔何等重视。
新年发笔，书写本身很重要，所写的内容也有讲究。不同的人在新年发笔中往往寄寓特定内涵。就表现形式而言，字数不等，单子、四字、五七字长联等均可；就内容而言，更是人言言殊。新年发笔可写单字，如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元日日记云，“未明起……磨墨试笔，谨书‘孝’字、‘敬’字，写课程单。”更为常用的，则是习见的吉祥语，如“万事亨通”“大吉大利”“诸事大吉”等等。民间书写联语者也不少，如汉口年俗所作发笔语为，“新年开动龙虎笔，大吉大利到年底”。在我故乡江西抚州，父亲也曾告诉我新年发笔一联云“新年发笔大吉昌，一年四季保平安”。更为出色的文人则选择诗歌作为新年发笔的主体内容。贵州人黄彭年（1824-1890）的元旦，多以元旦诗开笔，如，咸丰六年、咸丰七年、咸丰九年均有《元旦试笔》诗。同治十年（1871）正月元旦，甚至填词试笔，“瑞雪纷飞，丰年可卜，填词一阕试笔，时在武昌”。至于新年试笔的内容，则诗词还能与吉祥语并行，因这年黄彭年所书吉祥语为“五福降中天”。不管怎样，新年发笔大多数的文字均是指向吉祥。诚如祁景颐《?谷亭日记》1932年正月初一日记所云，这些都是“吉事有祥之颂”。
黄彭年《遯庵日记》同治十年元旦试笔事，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新年试笔所写的也未必全是写文字，有时还可以作画、临帖。对二十七岁的吴大澂而言，身处战乱之中，新年仍有排遣不去的闷愁，辛酉年（1861）正月初二日的开笔，是画窗心一幅，所谓“雨窗无聊，藉以遣闷”，而未写下试笔的吉祥语。选择以作画开笔也并非罕见，倪稻孙《海沤日记》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初二日，“灯下作画一纸，足破岑寂”。这是新年以来倪稻孙的第一次动笔。光绪元年（1875）乙亥年元旦，陶濬宣《稷山日记》记载：“洗研试笔，学汉碑数纸”，看来又是以临碑帖为新年发笔之始了。
总之，就内容而言，新年发笔这一仪式并无特别的要求。吉祥语自然是大宗，但不拘于此的文人完全可以随意选择想写的内容。就这一点而言，新年发笔这一仪式是松散的，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识字者（并不一定是文人）均可随意选择他所接受的书写传统，写下他认为合适的发笔内容。甚至，一些持之以恒的文人还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年书写体例。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光绪七年元旦书红，图自《清代稿抄本》
三、幽明之力与自省之维
元旦作为时序的分水岭，以其除旧布新的魅力令人不自觉要在这一天做些什么，以隐隐呼应时节的魔力。在正月初一，无论祭祀祖先，拜祭福德神、中霤神，拈香、默祷等，或是顺着喜神的方位行走，可能都是顺从这种节日力量的反应。江苏仪征人方鼎录（1824-1890）《琥斋日记》光绪七年（1871）元旦日记明确写道：“申刻开笔，敬卜《灵棋》。”在方鼎录的新年活动中，开笔和利用《灵棋经》占卜被视作同类事情，凸显了开笔神秘莫测的一面。面对未知的新年，回顾逝去的旧年，一些关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展望以及对自身的总结，也就油然而生。于是，一种沟通幽明与砥砺自新的情愫在元旦的各种行为上铺展而来。新年的试笔，就其功能性内涵而言，也在幽明之力和自省之维上展示了它的魔力。
方鼎录日记记载“青龙开笔……申刻开笔，敬卜《灵棋》”。图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
许多清代日记在正月初一这天都写下诸多沟通神明之事。例如清末民初的何荫柟《锄月馆日记》并不记载新年发笔事，然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二日仍写明“安排祭品，祀福德神，家例竭诚，且为默告从此佑我，神其鉴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元旦，何荫柟“进天地香一瓣，心虔，烟清缕直，藉占利市，天贶恒多不设，成心自安我素，或不致终遐弃也。……一家团贺，饱食发糕，取与财、官二者皆有牵合，亦等例文”。在何荫柟的正月生活中，似乎一切都充满隐喻。新年点燃的香火，被他视作占卜的一部分。一家人大吃发糕，也被他通过声音的关系，建筑起“发财”与“高升”的愿景。这些充满隐喻的新年之事，既是何氏家族生活的实践，也通过何荫柟之笔，成为新年日记内容的一份子。日记由此为文人与神明在新年的沟通保存了确定性的证据。
在新年沟通神明的方式中，新年发笔将之寄寓于文字之中，显得较为隐晦，然而求诸神明的新年发笔，却一点儿也不少。如姚永概《慎宜轩日记》辛卯日记（1891）初二日云：“起牙牌数，得云：‘大开围场，射鹿得麈。顾盼自喜，中必叠双。’遂以红纸写之，并谨录‘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二语发笔。”虽然姚永概自己认定“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为新年发笔，但他起牙牌神数，并用红纸书写，已构成事实上的新年发笔。姚永概这一发笔行为表明，新年发笔与幽明之力的沟通效应。同时也显示，新年发笔可能并非事实上的新年第一次书写，而是一种建构性的主观决定的书写行为。在日记中，作者有权力决定哪些内容成为新年发笔，这就导致一些并非新年初次书写的文字被认定为新年发笔。
新年发笔的内容，既有导向神性的一面，也有烛照内心的一面。当他们将笔端反求诸己时，儒家心性修养的内容就成为最佳的试笔选择。光绪七年（1881）元旦上午，在拜贺亲友、饮枣汤之后，赋闲在苏州的李鸿裔（1831-1885）发笔数行，并在日记中记下发笔内容：
上德养神，知神当春。知命不惧，强恕不瞋，克去太甚。息心炼心，不受纤尘。凡有见闇，如不见闻。我心不妥，猛龙可驯。有事无事，从容和平。烦恼恐怖，为心荆榛。损之又损，日新又新。绵绵譝譝，如月之恒。
李鸿裔《邻苏日记》所载元旦发笔内容，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李鸿裔并用朱笔在天头标注云：“神即是性，随应随静”。这一系列关于心性修养的自勉话语，是李鸿裔对于自我的激励。这种激励并未求诸神明，而多是道学家修养的要求，里头还夹杂一些佛家的修持手段。李鸿裔属于特别信仰新年发笔、讲究敬慎用笔者。其《邻苏日记》同治十三年（1884）元旦，“坐万默斋发笔，书桐城张文和公《澄怀园语》数则。……夜读《澄怀园语》三卷。”正月初三，以“黄素临《道因碑》”。对新年里其他时候的阅读和动笔，李鸿裔都郑重其事。李鸿裔所为代表了一类儒家思想熏陶者，他们发笔时往往不能忘情于“主敬”思想。例如，日记很少记载新年发笔事的孙宣（1896-1945）《宜楼日记》壬寅（1932）正月初一日，早起焚香拜祖之后，即“开笔试张栻《敬斋铭》”，《敬斋铭》言“事有万变，统乎内心”，强调心的重要作用，体现一种对内心世界的关注。
敬慎于新年发笔的人相信，这一系列行为能够为新年带来好运。吉城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一日，“承水砚墨，发笔书端，得新意矣”。此处所谓的“新意”，可能表明吉城对这次试笔十分满意，认为这次书写得新年之意。另一层意思可能是于日记中发笔，自以为有新意。总之，在吉城看来，新年开笔，是能够给命运增添新鲜的意味。
介于幽明之力与个人自省之间，对读书人而言，无疑以科考为最大事。科举考试的偶然性催生了许多关于感应征兆乃至迷信的行为。而许多文人的新年试笔，正如前文梁章钜所论，与科考密切关联。以曾在济南作幕的安徽人孙点（1855-1891）为例，其人有《梦海华馆日记》存世，载光绪七年至十三年间事，日记仅光绪十一年（1885）元旦记载发笔事云，“晨起，发笔，词云：‘……是有天命，愿夺其魁。归对孺人，并顾稺子。永庆团圆，家庭乐事。’”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落第后的孙点，似乎很快忘记了发笔这件事，日记中除记载“掷状元筹”之外，初三至初五均以手谈（下围棋）收束。光绪十三年正月，家人也仍以手谈为主。孙点此后多年的元旦日记中，除贺岁外，多作博戏，观剧，与居停主人“掷状元图”等，无一提及发笔之事。孙点偶或一现的新年发笔，表明他对此并不重视，然而这却是清代文人新年发笔的一般状况。文人的新年发笔正如中国人的求神问卜一样，讲求的是即时效果，时效一过则无论灵验与否，均抛诸脑后。
四、纯粹读书人萧穆的“试笔”
对于中下层文人而言，元旦试笔寄寓了强烈的愿望，尽管功名富贵已经遥不可及，但是这种信念，已经幻化为一种惯习。安徽桐城文人萧穆（1834-1904）几乎在每一年正月初一，都会谨慎地试笔，专注地读书写作，并将这些行为明确登载到日记之中。少年孤寒、中年以后落拓不得一第，仅靠校书、教馆、入幕为生的萧穆，以横跨咸丰至光绪间数十年的《敬孚日记》，展示了一位真正读书人的本色。对痴迷读书并搜罗乡邦文献为己任的萧穆，新年试笔是如穿衣吃饭一般须臾不可缺的寻常举动。
萧穆的新年第一天通常围绕试笔、祭祖、吃饭、贺年几个主题展开。试笔的时间一般在清晨，或是上午的某个时间段。萧穆总是在事务性的活动如祭祖之前，先行完成试笔活动。这一方面可见他对规划时间的日课工夫甚佳，另一方面意味着他将试笔活动视作新年的优先任务。如咸丰辛酉年（1861）元旦日记云：“辛酉元旦，丑时开门，多闻爆竹之声，甚有太平风致。后乃卧，卯刻起，洗面入学，小坐，试笔后，祀祖。”于萧穆而言，清晨入学馆，第一件事是试笔，试笔之后才是群体性的祀祖活动。日记记叙十分简略，然流水账般的日常中，试笔毕竟处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试笔，在萧穆而言，并非刻意展示读书人特性的表演性行为，而是自然流露的生活习惯。试笔、读书，贯穿萧穆平日的生活，在新年这一天不过是许多个平常日子的自然延伸。读文章、翻阅书籍、整理书籍、试笔，这一系列和读书事业有关的事情，萧穆在元旦或其后一两天从不落下。萧穆没有在日记中写下新年试笔的具体内容，但推究其意，恐怕仍以吉祥语为主。可以推究的，是萧穆在这一天阅读的书籍是用心选择的。同治五年（1866）元旦，萧穆上午试笔后，“录汤文正公诗一首后，取《汉书·韦贤传》，临方息翁批点，成二页半。”次日，又“取《韦玄成传》，临其批点”。这种选择，或有一些刻意的成分。韦贤（前148-前60）是西汉时期的邹鲁大儒，先祖韦孟（前228-前156）曾为楚元王傅，《汉书》本传录其长诗数章，有的人说那是讽谏，有的人说那是“述先人之志”。韦贤四子皆有名，韦玄成（？-前36）后位至丞相。邹鲁一地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萧穆的这些阅读，充满象征意味，寄托了他对个体和家族的希望。而萧穆这一天所读的汤斌诗文，也正如同治八年（1867）元旦读张英的文集一样，大概是希望沾染名臣的福气吧。那些正大光明的本朝前代名臣及其创作的雍容的台阁诗文，恐怕也能给人增添一些端庄富贵的好运吧。萧穆有意读这些诗，就在不经意间流露了祈求富贵吉祥的心愿。当然，萧穆的新年阅读并不总是这么有选择性。如同治十年（1871）元旦，萧穆所读为《日知录集释》，同治十一年元旦，翻阅的则是《钦定四书文》。这两部书，与新年并无多少内在的关联。这不难理解，毕竟，读书、动笔对萧穆而言是如呼吸一般的存在。排除新年特殊的喜庆氛围，这样的日子不过是又一个寻常的读书天。
对日常手不离笔、目不离书的人而言，试笔的动作虽然寻常，可新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却让这一系列书写动作变得具有仪式感，成为能够承载心愿的小小暗示。从咸丰十年（1860）直至光绪十年（1884），二十五年间，除去光绪五年（1879）因为“天寒，不能试笔”之外，其余的二十四年元旦，萧穆都在日记中写下“试笔”二字。这漫长的二十五年间，萧穆从26岁的年轻人逐渐步入知天命的晚年，试笔是他在新年中不舍祈愿的特殊坚持。尽管我们无从知悉萧穆的试笔内容究竟写了什么，但这些年他应当对功名富贵尚存一些奢望。
萧穆《敬孚日记》光绪元年元旦日记云“日中试笔”，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光绪六年（1880）以后，萧穆存世的元旦日记尚有十九年，却仅有光绪十八年和光绪二十六年的元旦日记明确提及“试笔”一事。五十岁以后，萧穆的整个身心状态已逐步走下坡路，有时他为疾病所苦，如光绪十三年元旦前后患脚气病，不能下床；有时为生计所苦，如光绪十五年以后数年间，萧穆均寄居利和钱庄，新年只能与伙计“谈琐事，玩骰子”。知天命年以后的萧穆，不再寄希望于试笔可多大程度改善生活状况，于是对这一郑重的仪式也颇形淡然了。这十九年间日记中偶或一现的新年试笔，可能是萧穆长期以来读书动笔的习惯促发的，然而却也因此更见萧穆晚年读书生活的萧索与淡然。
光绪十八年（1892）元旦，萧穆的新年依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东楼开始。天还没亮，其弟仲珍就来催促他预备行礼，萧穆赶紧起床洗脸，饮茶后，整肃衣冠，前往大堂，对着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天亮以后，又随班江南制造局总办和提调处行礼。忙完这些，回到广方言馆的萧穆，虔诚焚香并试笔。直至上午十一点，萧穆方才出门贺年。
在贺年与被贺年之余，萧穆还阅读了《张文端公文集》，特别“读其表文，以助吉祥之兴”。随后他还阅读了卢文弨的《读史札记》。夜晚，萧穆对着烛火小坐了一会儿，就睡去了。光绪十八年元旦，阴云整日，傍晚四点下起的雨一直持续到深夜。对读书人萧穆而言，新年第一天，他所做的一切都以读书为根本目的，迎来送往是为了保住职位，为读书创造良好环境。而对着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焚香试笔，则是虔诚祈愿夫子保佑新年馆事顺顺利利。与所有人一样，他的心愿是新年一切吉祥，而以读书人独有的方式表达而出。萧穆选择从桐城名相张英的文集中，阅读那些充满人神愿景的章表之文，以寄寓吉祥的兴头。萧穆没有辜负他读书人的“人设”，正月初二、初三，萧穆接连钞录章学诚的文章，以后几天，他也几乎没有一日停笔。
手不停披的萧穆，始终做着读书人的本分事。五十岁以后，他并非每一年都郑重在日记中写下“新年试笔”，但在新年开初的几天，萧穆总是亲近书籍，没有远离书籍而作酒食争逐。光绪十九年（1893）元旦，萧穆的兄弟侄辈均来家玩，但他依然是“日夜玩书、啜茗自适”。他在上午占卜了本年的“身事”和“年成”，或许他也发笔写下吉祥话语，不过，这没有出现在日记中。正月初二，萧穆整理了去年的收支情况。初三日，萧穆检点各类书籍，又看了《朱子年谱》。初四日，萧穆依然清理年谱，并装订了自己壬辰年的日记。在热闹的新年活动中，萧穆始终没有松开心头那根读书之弦。
即便新年里身体不适，萧穆也不曾放下心爱的笔。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萧穆去腊以来酸疼的手臂仍有未适，然而在第二天早饭后，他仍然拿起笔来，“追记去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来日程”，并用朱笔校《徐骑省集》。光绪二十一年元旦，新年有疾的萧穆虽没有特别的试笔，但在晚饭后头昏之余，依然“追记日程数起”，以此开启事实上的新年发笔。
对萧穆这样的底层读书人而言，俗世的奔走往往遭遇碰壁，人生难有得意的时候。可幸的是，那些先辈手泽不断给予他力量。可以想象，萧穆的阅读和写作应当始终伴随着“相信文字具有力量”的信念。试笔这种古老的习俗，在每一个新年的第一天，不断提醒如萧穆一样的文人，读书写作仍是有希望之事，是值得期待的。即便人到中年以后，百事萧索，新年意兴阑珊，也仍会偶尔想起这个习俗。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六年偶尔在日记一现的“试笔”，表明他对“试笔”及其所带来的希望仍有残存的信念。
在成年以后的所有新年中，萧穆始终不离书，不离笔，展示了清朝晚期一位纯粹读书人的本色。现存萧穆日记的最后一天为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四日，这一天他的日记只寥寥数字：“晴，日阅田间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萧穆仍在读明遗民钱澄之（1612-1693，安徽桐城人，晚号田间）的诗。生命不息，读书作文不止，萧穆可谓中国“文字教”的圣徒。
新年发笔，于是于萧穆而言，成为新年里独特的光明时刻，如一束光照亮他风尘仆仆之旧年的阴暗与不快。新年的读书发笔，也给生活极度不安定的萧穆以心灵的锚定。在新年约定俗成的祭祀、娱乐活动之外，新年发笔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凸显了文人的特质。于新年的喧哗中，这一小小的举动为萧穆这样的文人提供了片刻的安宁。在鞭炮声、吆喝声中，无声的书写显示了沉静的魅力，表彰了文字的力量。
五、新年发笔的家族性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曾经遍布中国。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凡家蓄笔砚者，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一九四九年，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载。改革开放之后，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的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祖父嘱其新年发笔，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而在曾国藩家族，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传承轨迹。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此后尽管时有辍笔，但道光二十五年、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曾国藩对新年发笔一事的坚持，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应当影响到其子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早饭后，……旋至幕府贺年。至上房，家人行礼，试笔作字。”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午后习字一纸，又写零字甚多。”这天，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对读父子二人日记，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正是其事实上的新年发笔。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则从下一年度开始。从现存曾纪泽日记来看，有十三个年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此外，曾纪泽日记明确写道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观儿辈发笔。”可见，新年发笔在曾国藩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而是家族传承有自的必须事宜。而从观儿辈发笔一事，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开笔的新年一景，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地方性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有雪，诸儿开笔，大儿、三儿并吟五律”。新年举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开笔，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也象征着家族兴旺的香火绵延。
新年发笔，是一代代文人规训而来的传统。父辈写，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写。读书人家的孩子，元旦这一天首要的日课可能就是发笔，发笔之后，才是玩耍和娱乐。如钟叔河在《元旦发笔》中所言，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后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纸，用毛笔写下‘元旦发笔，万事如意’八个字，将其粘贴在壁上，任务便算完成，可以顽耍到正月十六看龙灯了”。曾国藩与钟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钜、林则徐等人则全是福建人，这是否表明，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可能还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满洲八旗而言，从宫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欢在新年发笔中书写单字，表现出一定的族群特征。
冯婉琳《佩芸日记》整理本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八辑之《近代女性日记五种（外一种）》中。
新年试笔逐步浸染到闺阁之中，更证明此风之盛。清代闺秀日记日记存世不多，明确记载新年元旦事者更少。山西代县人冯婉琳（1848-1914）为洪洞董文灿之妻，所著《佩芸日记》载有同治六年、七年、八年及光绪十年元旦事，其中光绪十年元旦日记云，“晴煦无风。诵经竟午。试笔作楷。”初二日“用牙牌课卜行年”。新年占卜并试笔，是洪洞董氏家族传统，董麟、董文焕（1833-1877）兄弟《观阜山房日记》《岘樵山房日记》均有元旦牙牌占卜、《易经》占卜的记载（《观阜山房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载“占牙牌”，《岘樵山房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载“元日试笔，再用东坡除夕韵”。看来，冯婉琳试笔或与董氏家族元旦试笔之风有关。不过，与董氏兄弟多作试笔诗的方式不同，冯氏试笔是作楷书。可惜，冯婉琳日记明确记载元旦“试笔”仅如上一次。其同治七年（1868）元旦日记记载牙牌课卜，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记始提及“作楷”（62页），这或许也是一次试笔。尽管关于女性在传统中国新年试笔的记载甚少，但冯婉琳的日记至少表明，闺阁之中已浸染此风。
综括言之，新年发笔是所有读书人在新年的第一场集体性的文字狂欢，是一场信念、愿望、不安和勖勉的盛会。新年第一次书写的文字，不仅宣示了希望和祈祷，寓意了吉祥和祝福，也在深层次揭示自己的渴望、失落和旧时光里的遗憾。这些高度抽象的吉祥用语反映了普遍的志向、抽象化的理想，但这些程式化的用语也植根于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之间。一些文人变换用语，使用元日试笔诗等方式，又使得这些文字变得多元。在展望新年和未来之美好的同时，一些追忆往昔的新年发笔充满叹息，同样耐人寻味。现代著名文献学家陈乃乾（1896-1971）1959年日记开篇云，“年少鸡鸣方就枕，老来枕上听鸡鸣。转头三十馀年事，不到消磨只数声。黄梨洲句。己亥元旦试笔，时年六十又四。”陈乃乾现存16年的正月日记，所记试笔事惟此一处。对年艰难时代的老人而言，新年发笔以叹息模式开启，并不令人意外，却也足够让人对新年发笔样式的多端生出无限感慨。自然，这些多元的特性使得新年发笔成为展示道德修养与文学技艺的一部分。文人不仅可将其用于表达通俗的愿景，也可用来表达个体微妙的诉求。
仍将清朝视作“儒教中国”（列文森语）链条上的一环，就不能不对清朝文人这种普遍性的元日书写活动，做出一些信仰上的解释。与传统中国的许多文人一样，清朝文人的诸多书写活动都可以笼罩于“文人信仰”之下，这种文人信仰的核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附着其上的诸多文字，均可视作这种文人信仰的注脚。宗经征圣的文章，卫道明道的诗文，均可视作这种信仰的产物。元日书写则再一次印证了这种信仰，并将其与民间的习俗融为一体，隐迹其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