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先生（1915-2002）
我第一次见到杨志玖先生本人，也是1982年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召开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下简称《大辞典》）主编会议上。那次会议，除了刚刚去世的总主编郑天挺先生外，其余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到场了。杨志玖先生是《大辞典》的副总编兼《隋唐五代史》卷主编，他在会上也表了态，声称将努力抓好分卷的编纂。那时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史地编辑室工作，分管的就是《大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很自然地和杨先生建立了联系。
《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主编是杨志玖和吴枫二位先生。杨志玖，1915年出生于山东淄博周村的一个贫寒的回族家庭，从小喜欢看书。1934年，在济南参加全省高中生毕业会试，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因而获得奖学金，并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做了姚从吾先生的研究生。1946年，入南开大学任教。1951年，三十六岁时，以教学与科研的出色成绩荣任南开大学教授。1984年，又被国务院授予指导隋唐史与蒙元史博士生的资格。能够同时指导两个不同方向的博士生，这在国内是罕见的。
1984年4月，杨先生准备抽一段时间到上海审读《隋唐五代史》的稿子。天津与上海两地相距一千公里，那时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全程需二十二个小时，必须在火车上过夜。杨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铄，穿上西装，系了领带，一副绅士的雍容气派，令人见了肃然起敬。当上了接他的小车前往住地时，他客气地对我说：“您还是《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怎么好意思劳动您来接我！”我一听就知道，有趣的误会再一次发生了。我姓蒋名维崧，先伯祖尉仙公以《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语取为我的名字。我们蒋氏世居武进常州，不意常州蒋氏另有一位年长耆宿，也叫蒋维崧，而且是语言文字界的前辈，自成一家之言，因被聘为《汉语大词典》（下简称《汉大》）的副主编。而《汉大》也定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视野开阔，心细如发，连工具书的出版动态都注意到了，我赶紧向他述说因缘由来，以免鱼目混珠而掠美，他遂一笑止之。
然而，杨先生本次来沪想多审读一部分稿子的愿望没能充分实现。本来他试图走出南开大学的“围城”，在上海埋头于《大辞典》稿子的审读之中，不意上海住房紧张，不能入住辞书社附近的酒店，因此就不能利用社内的图书资源。辞书出版社的图书馆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遗留的老底子，为百科词典定稿而准备的资料库，当然是多年积累而应有尽有。如今因住地偏远、鞭长莫及而不能充分利用，实在是很无奈的。《隋唐五代史》在《大辞典》的断代史中是篇幅最大的一卷，达一百零五万字，词目有七千多条，所以在上海工作了一星期之后，杨先生不得不决定提前返津，还是在学校工作效率更高些。
杨先生离沪之前，约我谈话，交换对审读稿子后的看法。虽然他是名声在外的《大辞典》的总主编，著名的史学教授，但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子，以完全平等的态度与你商讨问题。如今回忆，时隔已逾三十八年，仍有如沐春风之感。所谈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隋人、唐人，还是隋唐之际人。主要以人物生卒年判断。有的活动纵贯隋唐两朝者，则以主要活动为依据。所以正史（如《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的《本纪》不容轻忽，现在的词条作者对《本纪》重视不够，利用“人名索引”类工具书也不到家。经胡三省考订的《资治通鉴》以及《唐会要》《唐大诏令集》甚至《唐方镇年表》中都有可资补证的材料，应予重视。
二，释文宜多用词典体的短句，少用长句，避免欧化句式。主语在句子不宜过多切换位置，以免引起概念的混淆。
三，生卒年不可考订者，注意在释文中突出事件的年份，以便括注公元年，加深读者的时代感觉。
四，释文应重视层次感。以“加役流”条为例，首先下定义“增加劳役年限的流刑”。再叙述它的形成过程，突出“加”的含义，释文便有了层次感。
杨先生回到天津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信，表示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我们之间“增进了友谊”，相信这对今后工作会大有促进。从此我和杨先生开始了十多年的通信，我得到的教益是非常多的。
《隋唐五代史》的另一位主编是吴枫先生，以学术声望而言，与杨先生都是一时之选。吴枫是辽宁兴城人，生于1926年，少杨先生十一岁。1951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1955年，评上讲师时，才二十九岁，这在当时速度不算慢。此后他却遭受了“丁酉之灾”，被打成右派，二十余年遭遇的坎坷曲折与人情冷暖，既一言难尽又大体可以想象。他个人的学术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专著《隋唐五代史》。刚过而立之年就有专著在人民社出版无疑是学术的荣耀，不知是否因此致使他臧否失当，招致罗织而荣膺“青年右派”的桂冠？这下的代价太大了，得失太不相当了。许多批判这本书的文章接踵而至，莫须有的罪名层出不穷。等到回归理性的时代重又到来，他被评上副教授时，已经五十二岁了。总算又过五年，五十七岁时，他评上了正教授。
吴枫以治隋唐史而得名，复出以后又当了唐史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他的精力与才智已不再局限于隋唐史领域了。他出任了东北师大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连续带了几届这一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出版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当年同类著作中堪称白眉。
吴枫是豪爽开朗的人，极好相处。他将辞书出版社印发给《大辞典》各位作者写稿参考的《编纂手册》戏称为“我们的宪法”，强调必须一体遵守。但他自己在写稿、审稿之际有时也忘了“宪法”的规矩，因而反给下属谑称“违宪”。吴枫一再声称，他组的稿子的作者都是教授，至少是副教授。言下之意是水平都不低，质量可靠。杨先生却不以为然，说：“教授怎么了？不认真写，连讲师都不如。”吴枫当时刻了一枚长宽各二厘米见方的朱文大篆印“吴枫审定”，助手们将作者所交的稿子装订成册，制作了封面，吴枫每审定一册（约一百条稿子），就钤上“吴枫审定”的大印，全部审稿到此就告结束。杨先生对此说：“他们就是图形式。”1987年在上海决审时，杨先生发现有一本稿子，从头至尾，没有改动过一个字；又有两本稿子，是同一天签上名字与日期看完的，也就是说，一天竟审完了二百条稿子。杨志玖和吴枫两位主编的行事审稿风格迥异于此可见。毫无疑问，凡被编纂处聘任为《大辞典》的断代史分卷主编的学者，其专史的学术水平是业界公认的，但能否编纂出高质量的专史辞典，关键在于主编在审核辞条释文的全过程中核查资料、提炼行文、厘清概念与通贯照应，涉及一系列默默无闻而纷繁细致的工作。杨志玖先生极有古代贤良方正之风，宽厚包容，顾全大局，负责到了最后，看完了三校样，负重耐劳，确保了《隋唐五代史》卷的质量与及时付印，真是一位不挂虚名而名副其实的主编。
1987年10月，杨先生结束在沪的工作后返津，在家中继续操持终审。一直要到1990年上半年，我结束了在辞书出版社的编辑生涯，调往上海古籍出版社，行前将《隋唐五代史》全卷发排，才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以后还有的读校样的工作，在出版社方面，都是我的同事周洁、王国勇帮助完成的，我应该向他们的辛劳致谢。我没能如杨先生希望的，对《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负责到底”，是心有不安的。
但是，我的调离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不想讳言虚饰。事过已三十多年，一定要分辨原委与是非，已无可能与必要。长话短说，当年那位自诩“从严治社”而大兴“文革”整人遗风的逻辑专家发难于前，又有另一位巴望“树碑立传”乐见钉子被拔除而助成于后者，沆瀣一气，泼水难收。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挟私行事者深夜扪心，能无愧乎？于我，则尤不能忘记仗义执言又多谋善断的辞书社老领导，前副社长兼副总编的严庆龙先生与前副总编王芝芬女史，他们的鼎力相助，使我及时走出了迷惘，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的果断接纳，使我有了展示自己才智的舞台。饮水思源，这是我终身不敢忘怀的。
1990年5月，我去古籍社报到。临行匆匆，未将数年与各地作者来往的尺牍携走，包括与杨先生多通讨论《隋唐五代史》的审订意见之函，很是可惜，湮没了一些与《大辞典》编纂相关的史料与杨先生的见解。辞书社的办公楼后来多次迁徙修缮，这些书信早已不复存在于霄壤之间了。幸有近十通杨先生的来函被我携家保存，杨先生的信函字迹一笔一画工整有力，从头至尾，毫不苟且，今选择1989年、1990年关键之年的三通尺牍，录文以飨众，从中可见杨先生一贯的为人处世。第一通尺牍如下：
维崧同志，您好！
十月十八日来信早已收悉。因想赶完两本寄上后一并复信，故迟至今日。今天上午看完了第13本，兹将12、13两本寄来。余下第11本《唐前期人物（二）》是张国刚复审我终审。但我看上面没有我的铅笔字体，又没有签姓名和日期，我不放心，还要再看一遍，争取本月底或下月上旬看完。另外还有几篇吐鲁番考古的稿子，我还要看，重抄。另外过去在《历史教学》80年上，有四期历史辞典稿子，都是我看过的，吴枫同志组稿后，一律未用，其中有许多是知名学者写的，如胡如雷写隋文帝，卞孝萱写朱温和张全义事，如不用对不起人，也减少本辞典的声望，是否在未发稿之前把那几篇顶下来，也不影响吴公用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写的稿已不少了。如您同意，我可把那些稿重抄一遍一并寄上。我还想再加几条，是我在改稿和看书过程中发现的，如来不及也就算了。附表既已寄来，藩镇表如来不及恐怕也不必写，虽然我对此也有一点兴趣。令狐綯不必登了，只要在辞典上应用，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日前已收到思想史辞典了。我想我们改的大部分需要誊抄，而誊抄往往有错，一定要注意校刊。我改的稿子也往往有笔误，请注意改正。
来信说的“苦衷”我不清楚。像您这样勤恳严肃认真的人应该受到重视和重用的。匆此
即祝
编安
杨志玖 89.11.15
杨志玖致蒋维崧信（1989年11月15日）
从此信可见，1987年杨先生自沪返津后，仍在锲而不舍地决审《大辞典》稿子。即使编委张国刚已复审，他作为主编，仍须有决审签名才能放心。又提到以前组的稿子曾在《历史教学》上刊出，而且是名家所为，应该再用。提出有质量的名人稿子能增加本辞典的声望，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看法。杨先生在信尾表示对我所言的“苦衷”不理解，不知所指何事。他当然不知道，我在辞书社的聘期到1989年底结束，不能再为《隋唐五代史》效力了。
第二通尺牍如下：
维崧同志，去年陈振江同志带来信件已经收到。知您遭遇，甚为惋惜不平，也为历史辞典及出版社担忧。当今人才难得，竟受排挤，殊为诧异。事关出版社内政，本不应多所置辞，但心情难压，又不得不说几句。好在以您之才德，在任何地方都可发挥特长，受人欢迎，正不必为此戚戚，不过我失去一个理想的合作者，总觉怅然若失耳！《藩镇表》费了三周多时间，每天三单元，于昨晚始赶出，困难之大出乎始料，但因此而弄清一些复杂情况，也不算白费时光。原稿贴补处多起，怕丢失或纸张折损，复制一份寄上。以便保存排印，希望您能对隋唐史卷负责到底，也是我们几年合作友谊的体现。文化史方面，我校中文系已答应编辞目，但我不擅组织工作，又有其他业务要搞，恐旷日持久，非几年内所能完成耳。隋唐史辞典前后竟费时十年，此工作之艰巨更可想而知。此情况望向出版社透露，有个思想准备，或另择高明。近况如何，暇请赐告。
即祝
春节好！
杨志玖1990年1月22日
杨志玖致蒋维崧信（1990年1月22日）
尽管发起“不聘”攻势者是强大的当权阵营，杨先生也明知不可能扭转乾坤，但根据自己几年来的接触，仍作出了独立判断。他的来信，如对床夜雨，舌无留言，令我闻而动容。
第三通尺牍如下：
维崧同志：
前天寄上唐代藩镇表及信，可能先后收到。忘记了一件事情，即在编表过程中翻阅吴廷燮的一些引证，发现了可以确定人物生卒年的两条材料，可以补充历史辞典中的空白或错误，另纸附上。如去年发稿，可在校稿时增改。我想如能把全唐文中有关墓碑充分利用，对确定唐五代人物生卒年的工作会大有裨益。傅璇琮的唐五代人物传记索引不此之图而把全唐文的小传作为资料，实在太不高明；马绪传的全唐文篇目人名索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前年招的博士生李燕捷拟作的毕业论文《唐代人物平均寿命考》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现在在看全唐文过程中顺手作人物资料索引卡片，将来还要作唐人生卒年表。将来若完成还希望您能介绍出版，这是一项很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我在前信中对您的近况谈了一点感想或感慨。我希望您不要灰心沮丧而要鼓起劲来，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您的素质和毅力，定会有极为光明的前程。人生总要经历些坎坷的路程的，要能放得开，以乐观达通的态度、百折不挠的勇气迎接命运的挑战。知识分子的寄托和乐趣在求知，书中自有极乐的世界，能除一切烦恼也。即祝
春节好
杨志玖1990.1.24
杨志玖致蒋维崧信（1990年1月24日）
发出1月22日上信以后不两天又有此信，可见关切之至。除了谈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的利用与收获，并感慨傅璇琮唐人传记资料索引不收神道碑之可惜。信末又谈及我的去向，断言“定会有极为光明的前程”，希望不要灰心。又生发出对知识分子志趣，即“求知”的议论来。真是值得我终身铭记的教诲！
杨先生多次谈起自己研究元史的起因，“因为生在回族家庭”。起步是从193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的，步入堂奥得有个过程。有意思的是，他在1942年二十七岁时，完成了《元代回汉通婚举例》的论文。又过了四年，他和一位端庄贤慧能干的汉族姑娘张锦云喜结连理，并逐渐有了多个子女。他不仅回溯了元代回汉通婚的史实，还以个人的行为实践证明了异民族以婚姻的形式体现的融合是合理与必然的潮流。这一个案不禁使我们回想起杨先生1942年的回汉通婚举例的论文，文章的初衷难道是自我作古的鼓吹，还是未雨绸缪的暗示？不禁莞尔。
听说杨先生去世时，按照回族的习俗，沐浴后以白布通体包裹然后安葬。我想这一定是他的遗愿，得到了师母和子女的理解与尊重，完成得非常好，圆满地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渐进式全过程的最后一步。
传道、授业、解惑方面，杨先生也做得十分成功。他弟子众多，特别出色的是两个博士研究生，即隋唐五代史的张国刚与蒙元史的李治安。毕业时通过严格的答辩程序，张国刚出版了《唐代藩镇研究》，李治安出版了《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二书均由杨先生写序。学界对他们两人的学术成果均予以充分的肯定，被誉为南开历史系杨先生门下的双子星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两人当然铭记导师杨先生对他们无私的栽培。两人都分别被学术界推举为唐史学会会长与元史学会会长。这既是对他们二人成果的肯定，也是培育他们的导师杨先生的荣光！
1987年，杨先生住沪定稿时，我们谈起，南方某大学一著名教授招收儿子读自己博士生的消息。当时舆论蜂起，质疑不少。也有人建议杨先生效法，招已经硕士毕业的女儿西云读自己的隋唐史博士。杨先生恬淡地拒绝说：“我的女儿我自己知道。她应该靠自家的努力。”这种严于律己的谦德，以及培养学生的秉公与无私，比诸历史上晋国的祁奚“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又应该如何衡量高下呢？
杨先生一辈子浸润于唐史、元史，兼及中西交通史，但却没有到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昔日的刺桐城，即今日的泉州港。五代时，大批由海道东来的商人、旅行家由此登陆，开展商贸等活动，留下了异国情调的踪迹。1992年，唐史学会在厦门开年会，有就近去泉州考察的安排，杨先生亟愿参会，以了夙愿。但天津到厦门没有直达航班，须去北京转机，而同去厦门开会的学生李燕捷不能坐飞机，不能全程陪送杨先生赴会。师母张夫人与女儿西云均不让杨先生孤身一人去厦门，杨先生因而没去成泉州。事后他给我写信说：“别提有多后悔了！”其实那次会议，比杨先生还年长四岁已经八十一岁的何兹全先生都去了。不过，何先生是由何师母陪去的。我以此批评西云，应该陪杨先生去，让他遂愿！西云也自悔，给老父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泉州之行我又想起旅途中听前辈们对杨先生的有关议论，譬如两个“湖南佬”高敏和张泽咸的话。高敏（1926-2014）是湖南桃江人，小他三岁的张泽咸是湖南宁乡人，两人是大同乡，年龄相仿，乡里不远，专业接近，志趣相投，共同语言必然较多。1989年，张国刚利用洪堡基金的资助，以交换学者的名义去了西德。那个时候，交换学者的举措并不多见，前途也并不明朗。高敏得知后非常反感，批评张国刚有负杨先生的培养，措词甚为尖锐。反而是作为导师的杨先生很恬淡坦然。他给我的信中写道：年轻人想出国去看看，心情也可以理解。当然，对国刚的去国，他除了惋惜，更多的却是无奈。几年后，国刚虽然在国外受到重用，生活也很优渥，但还是觉得国学的中心毕竟在国内而回了国。到这时人们应该折服于杨先生的目光如炬了吧？正如杨先生所说“知识分子的乐趣和寄托在求知”，施展抱负的舞台之得与失的吸引力，有时会超越物质利益的追求，张国刚不是一例么？
杨先生永远是平和而处变不惊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盛气，他始终是真诚地虚怀若谷，所以张泽咸说起西北某高校的一位教授，写成文章投寄杂志，居然对编辑说“一个字也不能改”，真是“狂妄到了极点”。而张泽咸对杨先生赞美曰：“杨志玖是谦虚到了极点！”两相对比，褒贬又何其鲜明也！
元史界有两个杨先生，一位即本文的“传主”杨志玖先生，表字佩之；另一位是杨讷先生。他们都曾劝我戒烟。1987年佩之先生住上海辞书出版社定稿时，我每天晚上去他房间聊天并探讨稿子的问题，收获颇丰。但那时我有吸烟之癖，尤其与人谈话时，更喜以淡巴菰提神醒脑。那个年月，对香烟的危害宣传不力，尤其是一室之内，旁听者被动吸烟受害更大的解说更是不为人知。我与杨先生聊天时就这样吸烟。回到天津后，他给我的信结尾时婉转地说：“我看您吸烟好像太多了，是否应该戒掉，有益于健康？”那时我仗着年轻，不以为意，也就没有戒烟。而另一位杨先生（讷）口气则完全不同，他是干脆麻利，敢于当面说“不，不”的人。他批评我的抽烟嗜好时说：“我见到的年轻人抽烟多的，没有一个是身体好的！”信到此即戛然而止，等于宣告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请君自己选择！如今两位杨先生均已成了故人，而我也终于在去年（2021年）自己七十四岁之年，无奈之下戒了烟，希望有生之年不再重蹈覆辙，也算告慰两位关心我的杨先生的在天之灵吧！
杨志玖先生在工作中
1990年5月20日杨先生又有一信给我，说他正在研究元代的吉卜赛人问题，须查伊斯兰全书。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那部分不全，南京大学图书馆也无此书，而1987年上海定稿时，在辞书出版社外文资料室找到过这部书，并复印了一部分，现在还须增补。他说：“我研究的这个问题很新，已集一部分资料，现在就不知道目前中国还有没有吉卜赛人，外国人百科全书上说中国有，不知他们根据什么资料。但他们并不知道早在元代就有吉卜赛人到中国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兴趣颇大。”早在1941年，杨先生曾沙里淘金，从劫余残存而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中辑出元代《经世大典·站赤》的公文史料中，考证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真实记载，一举震动了中外学术界！现在是半个世纪后的九十年代，杨先生已七十五周岁，还在孜孜不倦地扩大战果，追索新知，真有“春蚕到死丝方尽”“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呵！真可谓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术之林。
1990年的下半年，我已奉调至上海古籍出版社，10月被派遣至天津艺术博物馆编拍馆藏敦煌文献。该馆藏品大多为周叔弢先生捐献，量多质高，闻名遐迩。我自然先去拜访杨先生，他告诉我，曾有人持私藏的敦煌卷子请他鉴别真赝，听说后来为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北洋军阀时代，多少政客、文人、商贾等等浪迹于此，许多珍贵的文物也从这里流散于国内甚至国外。我于是去天津历史博物馆寻访，果不其然，亦有几十号敦煌藏品。后经双方馆长、社长会谈达成协议，我于1993年率摄影师完成了现场编拍任务。可惜因为分量编为一册尚嫌不足，没有及时出版，致使这些摄片至今未能化身千百而见诸天日也。
还有一件遗憾事是，张国刚去西德后，我央杨先生去信，请国刚帮忙了解德国收藏的吐鲁番文献情况。国刚十分豪爽热情，回信说“敢不从命”。他利用假期，自费去了东德，走访了藏家。这时正值欧洲局势动荡，原苏联阵营有分崩离析之势，东德人普遍感到惘然不安。他们的部门负责人蒂洛（Ｄr.Thomas Tilo）很愿意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出版，保住他们机构的继续存在，进而“保住他们的饭碗”。后来蒂洛说动了他们的馆长，于1991年7月给古籍社的魏同贤社长发来了正式邀请信，邀请去德国进一步磋商。这是很不容易走到的一步。可惜时机来得早了些。上海市出版局认为《俄藏敦煌文献》合作出版还刚启动，不宜四面出击，于是就搁了下来，辜负了国刚的擘划和奔波与花费的钱财。那些保存得很好的德藏吐鲁番文献至今还在馆方的书柜里睡大觉，不知何年何月哪一代中国人有缘唤醒它们呢？
我珍藏的杨先生的手泽不多，这次整理遗札感怀颇多，尤其是读到1991年12月15日他的来信，可见当年苏东剧变对世人的震动。杨先生说：“苏联的解体令人震惊惋惜，也从中吸收了教训，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可能有所借鉴。”杨先生的冷静与睿智可见一斑。这次整理遗札重睹了杨先生与女儿西云共署的明信片，由西云开出地址与姓名，并写了祝语，杨先生确认后，签名与日期“杨志玖 2001.1.10”再发出。尽管身体已虚弱，杨先生还不忘向旧雨新知转达新年的祝福。他给我的贺卡中又加了一句：“代问晓敏同志好！”晓敏即张晓敏，当年是本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后来成为世纪出版集团的副总裁，与杨先生多有联系。我听西云说，2001年是杨先生最后一次签发贺卡，越明年，就因病重而无法握笔了，所以这张父女合璧的贺卡就是最后的纪念手迹了。这两天，我为着写追思杨先生之文，反复读他给我的信，以及西云寄来的《杨志玖文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似乎时光倒流，又回到三十多年前，一室之中，隔几而坐，听他娓娓道来，直抒胸臆……杨先生，珍视您的著作，步武您的道德，享受您的思想光华，永远怀念您——我的佩之先生！
杨志玖致蒋维崧明信片（2001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