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铭的制作、整理与释读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有孔子释读碑文的记载。迨至宋代，更是形成了一门叫作金石学的专门学问，人们对碑铭的搜集与整理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降至清代，碑铭之学再上层楼，不仅碑铭石刻的收集著录数量空前，碑铭的释读与研究亦达到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水平，碑铭的拓印与鉴藏更是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蔚成风气。时至今日，已著录的中国古代碑铭已超百万之数，而编撰的碑铭资料集亦数以千计，这些为碑铭文物的调查与保护奠定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尽管碑铭资料集的数量颇为可观，所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但目前仍有许多地区的碑刻有待系统整理。我和硕士同窗桑佳旻博士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拓印碑铭并编著的《浮梁历代碑铭汇编》一书，就属于这类小规模的整理工作。
作者和桑佳旻博士（右）在抄录碑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的诗句至今仍广为传诵。浮梁历史悠久，史迹丰富，是著名的文化胜地和文物大县。2018年8月11日，我背上行囊，骑上摩托，开始了在浮梁县短暂的田野体验。此次行走是对浮梁各乡村的最低程度的摸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因此我的走访是蜻蜓点水式的。回到浮梁县城之后，我得知浮梁县博物馆正拟找人对全县的古代碑铭进行拓印并整理出版。考虑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和桑佳旻就接下了这项差事。经过一年多断断续续的作业，我们终于完成了拓印和编书的工作。与许多碑刻集直接抄录碑文或抄录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浮梁历代碑铭汇编》的绝大多数碑铭文字均是我们亲手拓印的，因此这次拓碑编书也是一次难得的史料整理经历。
2018年的田野体验和2019年的拓碑编书使我对景德镇地区的历史文化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理解。景德镇地区的历史文化极为丰富，但是就其鲜明的区域特色而言，我认为以下三项是最引人注目的。
宗教、宗族意识淡薄
浮梁地区的宗教和民俗信仰活动极为少见，当地人的宗教和宗族意识非常淡薄。浮梁有许多规模宏大的祠堂，然而人们早已不再祭祀祖先和神明，不管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岁时节庆，还是婚、丧、嫁、娶的人生礼仪，人们几乎从来不祭拜祖先和神明，既不会到寺庙宫观里拜神，也不会在家里安放神台供奉。虽然不少姓氏至今仍然保存着族谱，但是人们对于宗族建构活动并无兴趣。浮梁县大多数祠堂的唯一功能似乎只是停放棺木和其他杂物。事实上，整个浮梁县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活动也不多，即便有也是信众稀少，香火冷清。
譬如县城近郊的宝积寺，历史上原是极富盛名的佛教丛林，早在北宋时期已是赣东北地区重要的佛教宝刹，著名诗人黄庭坚曾撰写过《宝积寺记》，对其盛况有所描述。宋元明清四朝，宝积寺始终长盛不衰，迟至民国时期仍是当地佛教中心，也是湘赣边境的佛教据点。然而时至今日，宝积寺的盛况早已不复当年，建筑虽然富丽堂皇，但这里的宗教氛围实近于无，俗云佛门乃清净之地，揆诸宝积寺倒是名副其实。我前后去过七八次宝积寺，寺里总是空无一人，既无香客的踪影，大殿内也无僧人修行打坐，甚至连袅袅生烟的檀香也没有，如此空寂清冷的佛教大寺是我从未见过的。宝积寺并不是唯一的案例，譬如经公桥镇储田村的郑氏宗祠，规格很高，气象恢弘，但现在已然成了蝙蝠的巢穴，徒留一幅“蝙蝠回旋舞，蚊虻跋扈飞”的景象。诸如这类建筑华丽而香火冷清的情形是浮梁地区绝大多数寺庙宫观的共同命运。可以说，宗教信仰活动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几乎已消失殆尽，这在中国南方乡村中是不多见的。
据当地村民说，他们在“文革”前有过祖先和神明祭祀活动，但“文革”后再也没有恢复。宗教信仰活动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是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然而自八十年代以降，很多地方都有程度不等的恢复，学界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宗教复兴”和“宗族复兴”。然而浮梁县却没有这类“复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宗教在浮梁为什么没有市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浮梁县毗邻的都昌县却是祖先崇拜兴盛、民俗活动丰富，都昌不仅有隆重的祭祖活动，而且有大量专门从事族谱编修的职业群体，浮梁县王港乡有的族谱就是都昌的谱局编修的。与浮梁县毗邻的祁门县也是如此，闪里镇桃源村陈氏家族每年都会进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气氛庄重，热闹非凡。闪里镇更是“发明”了一种叫做“拔路节”的新民俗，每年春天，男女老少拔除道路两旁的杂草并举行一定的仪式，此可谓“传统的发明”了。
浮梁的宗教信仰民俗等之所以淡薄，我想是跟地方社会的人群相关的。历史上浮梁的产业基础是陶瓷手工业，移民在浮梁地方社会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数百年来都昌、鄱阳、余干、婺源乃至皖南的移民在这里迁流不已，这种地域人群流动性很强的特点很可能对地方风俗习惯有所影响。不过详情究竟如何，尚待专门深入的研究，此处暂不展开。
作者和王赞成师傅（左）在浮梁县兴田乡拓印碑刻
制瓷业与行帮组织
制瓷业及其所涉及的行帮组织在景德镇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角色。我们此次拓印的主要初衷，就是对浮梁县有特色的碑铭进行传拓，而陶瓷业自然是浮梁县最大的特色，是最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碑铭之所以值得拓印，原因就在于它们为理解景德镇的支柱产业制瓷业和地域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对了解“瓷都”景德镇的历史乃至中国陶瓷史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所共知，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原料是著名的高岭土。高岭土得名的由来是因为这种制造瓷器的特有原料来自瑶里的高岭村，可是高岭村距景德镇四十多公里，在传统时代已属不短的距离。因为这个缘故，高岭土的生产和运输成为一门专门的生意。由于瓷土的装运利润十分可观，不同的群体便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最后竟酿成了巨大的冲突。现存瑶里的一通碑刻就详细地记载这样一个案例。
乾隆四十五年（1780），“（浮梁）县民王重辉、潘应诚见造瓷必需高岭暨梁皮山、鹅公滩十里内所产之土为骨，以土性松脆，无需春凿之劳，非如四港所产黄丕、清釉，硬白、性坚而质粗，必藉碓春始成者可比。利用便益，则改携较多于他处。船只骛集，载运纷上。王重辉等从此觊觎，意欲阻绝婺船装载，霸揽独运水脚，可以居奇恃有。主唆棍徒，复串通地保何君荣、潘五、李目明等扛帮滋事，致婺邑船户陈士荣赴本道行辕具控。”浮梁县民王重辉、潘应诚等人眼见装运瓷土获利丰厚，于是意欲霸占运夫，不许婺源人参与进来，后来婺源船户向县府控告，纠纷才得以解决。处理的结果是划分本地船户和婺源船户的装运范围，“应如该府县所议，自东港口起至东埠七十里之瓷土，毋论本地、婺船，悉听客商雇募装载，不得妄分畛域。”可见，景德镇瓷土的运输是由不同行帮包揽的，不同地域的行帮负责不同的范围。
不仅瓷土的运输，就是景德镇的整个手工业，也多为行帮所主导。景德镇的行帮比较复杂，常交织着地域和行业的双重关系。从地域上分，有徽帮、都帮和杂帮等等；从行业上分，有商帮、手工业主帮和苦力帮等等。上述各种形式的大行帮下又有近百个各行各业的小帮，如手工业主帮内的“陶庆窑”、“三窑九会”等，苦力帮内的“草鞋帮”、“五府十八帮”等等。可以说，景德镇大大小小各行各业均为行帮所把持。这种行帮的存在对景德镇制瓷业有什么影响？过去许多学者总是把景德镇瓷业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的典型案例，可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始终处在“萌芽”状态而不能破壳而出，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我想类似的碑铭史料有助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深入探讨。有的学者对景德镇的行帮有所揭示，也有学者对景德镇御窑厂匠役制度有所探讨，但是似乎没有人把两者结合起来看，笔者认为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明清的徭役制度和手工业发展的关系。反过来，行帮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其与会社组织有什么差异？它在景德镇城市社会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不存在市民自治，中国的“城市”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城市与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裂的，但是揆诸景德镇，情形似乎并不如此。景德镇的行帮不仅主导各种手工业，而且参与乃至具体负责景德镇城市的公共事务管理，甚至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景德镇行帮的存在及其功能证明了行帮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也具有社会政治功能。
环境史的启示
景德镇之所以生产出光彩夺目的瓷器，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是跟浮梁地区的自然环境分不开的。窑柴的生产与运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传统时期陶瓷的烧造只有柴烧一途，景德镇制瓷业长期维持鼎盛的局面，“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生产量极其巨大，对柴火的需求量十分可观。专门供应瓷器烧造的柴火称为窑柴，窑柴的种植和运输是系统庞杂的工程。为了让窑柴永不断供，农户一般会轮流种植与砍伐窑柴，对充作窑柴的树木管理十分严密。例如蛟潭镇一通清代碑刻就明确规定了砍伐松杉的各种注意事项，“疃内人稠田寡，端赖蓄养杉松树木裕课资生，必须培植成材，方可利用。疃内众姓曾于乾隆年间议立合约。该处松……各年挨次轮流披剃。……其余各处松毛不得妄行开剃。”村民依靠松杉为生，为保护松杉，人们特别订立了一个合约，规定不许乱砍滥伐。可是人心不古，有他处人等窃取松木，村民们于是一边县衙控告盗伐行为，一边订立禁令，规定有的老树枝桠都不许砍伐，不可用松杉来做篱笆，村民不许私藏松苗，亦不许挖卖松杉。
窑柴的运输与管理也大有讲究。例如嘉庆年间，蛟潭镇的柴农欲拦河运柴，而拦河则会影响柞农，“上梅田都等处，山多田少，田苗资水灌溉，山柴藉水放运，山源砌堰，原以灌田放柴回时利用，故放柴由坑头至坞田，经过二十余堰，水小在乌田起堆，水大至建溪起堆。缘乌田水险流急，易于荡柴，不若建溪有大河水，进柴保无虞。嘉庆二十三年，李廷光等曾以天干禀请刘前宪给子嗣，后放柴均放至乌田堰止。今乌田舟民李文书、李有明等复请示禁，杂生处山柴颇多，若止乌田起堆，非荡即拦。盖乌田出柞甚广，断无合柞不若而尽装柴之理，柴柞并装必难销运，洲柴被搁，山柴谁买？民无所资，明矣。……恳准建溪两处，堆洲装运亦速，商舟柞农皆无窒碍。”王士杨、胡旺俊等人有感于堰口不足，影响运柴，于是请求建造两处堰口，使运输窑柴的商船和柞农双方都不会受到阻碍。县府的处置结果是平时在乌田起堆，而涨水之时允许柴木在建溪起堆装运，这样对柴农和柞农“均无妨碍”。如此，陶瓷制造业、窑柴等种植业、当地人群、山川河流便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便涉及到从环境的角度理解历史。
禁止砍伐松杉拓片
环境史近十年来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学术增长点，环境史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不仅时时刻刻在影响乃至改变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深刻地影响人类的历史，自然环境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之一，两者是相互联系、紧密相关的。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正是跟浮梁县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景德镇之所以能够生产出精美的瓷器，受到历代宫廷和各阶层人民的青睐，首要的原因在于浮梁拥有最适合烧造瓷器的高岭土。高岭土跟一般的金银铜铁矿产资源不一样，它是既罕见又寻常的泥土，说它罕见是因为这种土其他地方没有，或者即便有质量也不如此地，说它寻常是因为乍看起来它跟一般的泥土差别不大。因为这种高岭土的这种特质，可以保证景德镇既可以烧出举世罕见的瓷器，又可以持续千年而长盛不衰。
不过光有高岭土还不够，水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浮梁县的大小河流中，极少见到淤泥，即便宽达数百米的昌江，也是清澈见底，波光粼粼，这种水质对于烧造瓷器也是大有助益。浮梁县的土质非常适合种植业，适宜的土质使浮梁成为种植茶叶的绝佳之地，早在唐代浮梁县便已成为帝国的财税重地，《元和郡县志》载，唐大和年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数额可谓巨大。到了近代，浮梁更是成为红茶的重要产地，浮梁县最北部的西湖乡的茶叶便是行销海内外，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大商号。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在其著名的晚清徽州排日账研究中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通商口岸开埠之后的国际贸易未必会引起小农经济的危机，反而可能为其发展提供一定的契机。考察晚清浮梁茶业的发展情况，大概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晚清时期浮梁县西湖乡的茶叶贸易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刘永华教授的观点。而如此偏僻的西湖乡的商品生产（茶叶）为何能够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延续的时间如此之久，我想自然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河流是把制瓷业、种植业以及当地人群连接起来的关键，浮梁的河流呈树形结构，中间自北而南贯穿全县的是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昌江干流，东边是呈东北—西南流向的支流东河，西边是呈西北—东南流向的支流西河，然后在浮梁县城汇聚，再往南流经景德镇。这样一种结构正好把浮梁各乡镇和景德镇连接起来，景德镇为众多的乡村提供日常用品，而乡村则为景德镇制瓷业、运输业等提供劳动力和窑柴，人群、制瓷业、植被、河流等等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景德镇城市与乡村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的“城乡连续体”（rural-urban continuum），这也有力地挑战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二元割裂的流行观点。正是由于有发达的水路与市镇相通，浮梁乡镇并无定期的集市。笔者猜想，今日浮梁县的森林覆盖率之所以非常高，甚至还保留着整个赣北皖南地区难得一见的原始森林，当地人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浮梁没有定期集市可能是重要的原因，在景德镇制瓷业大幅度降低对窑柴之依赖的当代，昔日“沦为”窑柴的树木终于得以“解放”，可以“野蛮生长”，而浮梁民众也不必“靠山吃山”。总之，生态环境在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浮梁代表性的碑铭远远不止这些，它们为理解浮梁地区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见证。经过多次校对之后，我于2020年夏将书稿交给了浮梁县博物馆，相信不久就可以出版问世。至此，我们算是走完了碑刻史料集制作的所有环节。通过全过程的参与，我对碑刻的认识和理解更为全面了，我更加体会读原碑可纠后人出版物抄录之误。譬如著名的程节、程邻父子碑，《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曾有收录，但是经过与原碑仔细对勘，可知《选编》的录文有许多讹误。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碑刻不仅具有多重属性，而且需要结合具体的地域社会才能更好地理解。李雪梅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碑刻时曾指出碑刻具有文献属性、文物属性和制度属性，文献属性是指碑刻的内容能传递法律信息，文物属性是指碑刻刻立的场所和地点——我更愿意称之为“实物属性”，制度属性是指碑刻的刻立往往要经过公议或审批等特定的程序，并具有明显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碑刻所承载的信息，就需要充分考虑这三个属性。至于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理解碑刻，早已是学界的常识了。
拓印碑铭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其间充满艰辛、劳累乃至危险，但也充满求知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由于大部分碑铭位于室外，或在田间地头，或在深山古寺，或在荒宅破屋，或在悬崖峭壁，久经风雨，字迹模糊，我们的拓印遇到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我们必须清理很久方能入手拓印，有时候天气突变导致我们前功尽弃，常常是事倍功半，进展极慢，有时候我们需要提前在溪水中搭好架子，用特制的宣纸才能拓印。因为荒郊野外没有地方铺开宣纸，所以平时看起来简单至极的裁剪纸张也变得异常困难。
除此之外，我们还偶有意外和奇遇。例如有一次我在走访完瑶里镇的梅岭村之后，准备前往下一个村子，就在我行驶到村口转弯处的时候，由于路面铺满了沙子，摩托车忽然打滑，我不慎摔倒在地，手脚严重受伤，鲜血止不住地往下滴，染红了衣裤，摩托车也摔坏了。还有一次我在经公桥镇鸦桥村拓印时，走到山道上，正当我昂首观望前方时，前面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低头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条巨大的蟒蛇。这条蟒蛇比碗口还粗，目测至少有三四十斤重，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蛇。或许我这个不速之客也惊到了它，它扑棱一声，滑入山涧，忽焉不见了。
如果说拓碑的主要难处在于体力之苦，那么拓印之后的抄录、断句和校对就是考验我们的耐心和细心了。浮梁的许多碑刻因为位于荒郊野外，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早已风蚀严重，许多碑文字迹漫漶，辨认十分困难。碑文有许多异体字、俗体字，我不得不多方查找比对。断句是非常考验古文功底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断句都有把握，但有时候遇到不太常见的表达，也会感到犯难。经过反复校对，《浮梁历代碑铭汇编》终于如愿完成。回顾一路以来的艰辛，我们也曾后悔过接下了这项费时费力的“苦差事”，但是看到那散落在荒郊野外的碑铭能够通过我们而留下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痕迹，看到遗存在荒草丛中的历史碎片能够汇聚成书，为景德镇留下一份历史记录，我想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了。我们不仅学会了一项颇为实用的技艺，提高了动手实践的能力，而且加深了对景德镇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还加深了对如何研究历史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