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本文摘自该书导言。
大明王朝的神圣和世俗生活始终交织在一起。皇帝上承天命，需要敬天法祖，尊贤重士，确保治下臣民安居乐业。祠堂与寺庙广布于殿阁官署之间，复杂而激烈的争论亦围绕现实政策和祭祀礼仪而展开。本书将关注这些争论中常被视为虚应故事的两个方面：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为活人设立的生祠。
明人的早期著作就表达了家国一体的普遍观念。元代官员陈天祥称：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
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这是人们的共识。而天命思想则将统治者与上天的力量联系起来。上天，或称玉帝、天帝，会警示那些不能保障民众生活的王朝，甚至于最终推翻它。正如明太祖所说：
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明太祖将自己视为天地之子、臣民之父，抚育万民也意味着对他们的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朝廷实际的剥削和忽视往往压倒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然而我将在本书中论证，那些对明代统治神圣性方面的修辞性表达，实际上也赋予了臣民政治参与的权力。
本书亦旨在考察明王朝的制度性建设。大大小小的祠寺广布于王朝版图之内，充当着连接政治和信仰之间的纽带。它们祭祀神灵、表彰楷模，传递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向祈祷者提供帮助。皇帝在都城连绵不断的宫阙之内祭祀天地。各地官员也在露天祭坛上祭奠神灵和厉鬼，在重檐祠寺中祭奠英灵与模范，在巍巍庙堂里祭奠城隍和孔子。家庭纪念先祖，学校追思先贤。每一个社区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寺庙或更小的祠堂，供奉着曾是人类的仙佛。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祠庙中，有一部分奉祀的是仍在世的生者。
例如，上文提到的元代官员陈天祥素来重视民生，把它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元史》记载：“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他矜悯当地因贫困而沦为盗匪的民众，受到百姓的爱戴。他治下的民众因此在生祠中为他塑像，加以崇奉。所谓“生祠”，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大多是因为祠主关心民生疾苦而设立。明朝人认为有些生祠的设立是应当的，有些则值得怀疑，他们对生祠的质疑反倒比认可在历史殿堂中激起更大的回响。20世纪的改革者们嘲笑生祠是腐败落后的传统，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或因其荒诞怪异而略而不谈。或许，在晚明魏忠贤和东林党人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生祠所扮演的角色导致了这种观念的产生。仔细研究这一著名案例，将会揭示有关生祠政治的核心面向，而这一面向也体现在明代数以百计的生祠之中。
史上最著名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生祠是供奉大太监魏忠贤的。天启六年（1626年），五十余座供奉他的生祠拔地而起，广布于大明王朝的州府郡县之内。北京城内遍布四合院形制的小型祠堂，还有宏伟的寺庙，屋顶是闪闪发光的琉璃瓦。供奉魏忠贤的这些生祠矗立在帝陵和京师孔庙旁，里面有着珠光耀眼的塑像和巧夺天工的饰物，花费了价值数十万两的私家与公共金银，这一切都受到了严密的保护。魏忠贤的生祠规制宏大，几乎比得上帝王的宫殿：在开封，十根巨柱支撑起的大殿耸立云霄，无数的树木被砍伐作为梁木，数以百计的房屋因此被拆毁。至少有六十名官员参与了这一生祠的建造。
每处生祠都竖立起一座高大的颂德碑，其中一座留存至今，有三尺宽，一尺厚，一丈二尺高。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铜或鎏金的塑像。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魏忠贤像进入新落成的生祠时，行五拜三稽首的大礼，这是对皇帝才能行的礼仪。然后他率领文武官员一起叩头，并且额外叩头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的谄媚让旁观者尴尬不已，“皆汗下浃踵”，时人评说：“一时天下如狂。”当两名属下在大殿中立起鎏金塑像时，布政使也只得默许。另一位官员私下议论魏氏生祠不应当占据天子前往太学的道路，旋遭罢免，因为正是皇帝批准了这些生祠的建立。
魏忠贤出身贫苦，目不识丁，原先横行市井，后来自阉入宫，得到了天启皇帝的赏识，并在其身边聚集起一批士大夫。他的主要对手则是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一批士人，他们自称“义人”，自1620年起便主导中央政府。他们一再上书弹劾魏忠贤，魏氏则予以反击，并最终战胜了他们。正是在天启六年（1626年），当他全面打压东林党人时，阉党众人提议为他建造生祠。尽管东林士人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逮捕，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魏忠贤修建生祠，不惜为此大声疾呼，挺身而抗。天启七年（1627年），在魏忠贤倒台自杀后，他们提醒新即位的崇祯皇帝，生祠的存在可能鼓动潜在的叛乱。于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很快被拆除，或是转作其他用途。
东林党人的义愤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官修《明史》对此的叙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视生祠为反常、荒谬和悖理的存在。在史籍、小说和论战文章中提到生祠时，它都象征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专制和个人崇拜。即便是承认这一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存在，《明代名人传》的撰稿人提到：“通常，在一位官员过世一段时间后，才会设立祠堂进行供奉；若是在其生前便设立生祠，要么出于真诚的感激，要么便是极度的谄媚，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魏忠贤。”但正如我们所见，明代的生祠并不罕见，它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奉承或感激。这种复杂性甚至在《明史》本身的记载中便能得到体现。
后来者清王朝编纂了《明史》，正如明朝纂修了《元史》。后人在修撰过程中通过“褒贬”前朝史事来辅助当朝的治理，既在政策人事上纠正是非，又在人物声誉上惩恶扬善。魏忠贤的恶行和生祠在《明史》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赞成或反对为他建造生祠成为判断忠奸的标志。例如，东林士人邹元标的传记中提到了朱童蒙，朱童蒙曾经弹劾邹元标，还参与建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所以朱童蒙是奸恶之徒，而邹元标为忠善之士。太子洗马贺逢圣当面告诉魏忠贤，他没有请愿在湖广为之建立生祠，魏氏随即怒气冲冲地离去，次日便罢免了他的官职，贺氏却因此受到广泛的赞誉。但是《明史》的记载之中，除了这些正义官员反对的为阉宦和腐败官僚建立的生祠之外，还有为纪念将领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而建立的生祠——无论是在明代的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献身于当地建设的官员，往往在他们生前便被人供奉于生祠。魏忠贤并非《明史》所记载的唯一建立生祠之人，而生祠也并不注定就是邪恶而又荒谬的。事实上，《明史》淡化了东林党人的观点，有意忽略了那些无比尴尬的旁观者，也承认一些有良知的官员除了讨好魏之外别无选择。为什么魏忠贤的生祠会让东林党人如此愤怒？简而言之，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与生祠密切相关。
东林书院的成员中有许多人主张建设生祠。李思诚，天启六年时任礼部尚书，曾两次忤逆魏忠贤。十二年前，在他送别一位知县的文章中写道，当地人可能会因感激他的治理而为之建立生祠。当龚勉生前被奉祀于城南书院时，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为他撰写了纪念碑文。就在韩爌激烈反对魏忠贤生祠落成前不久，他还撰文纪念另一位同事的生祠。礼部尚书李标，曾帮助韩爌拟定魏忠贤阉党名录，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抱怨当时在任的地方官多被授予了过高的荣誉，不过他所纪念的则名副其实。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魏忠贤的生祠，同时却也在纪念其他生祠。
与此同时，一些生祠也为表彰东林士人而建。欧阳东凤是东林党人之一，也是讲学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讲学中，他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影响了更多非士子的普通民众。在16世纪90年代，他因一场自然灾害而越级上奏以寻求帮助，当地百姓心存感激，为他建立生祠以资纪念。吕维祺，曾致信开封士绅反对魏忠贤生祠的建立，他在1614—1619年于兖州任职时，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见徐鸿儒传），得建生祠。姜志礼，被魏忠贤勒令致仕，也在泉州享有生祠供奉。有碑刻称，姜氏在投身于工作时，完全没有考虑生祠的建立。丁启濬，在魏忠贤监禁周顺昌和其他东林党人时曾仗义执言，也在其生前即为家乡百姓所奉祀。李守俊，因反对全国各地建造魏氏生祠而罢官，却因其减税举措而为商人所感激，被立祠供奉。被阉党罢官夺爵的尚书李宗延，在世时得享生祀。至少有三位在元氏县任职的东林党人赢得了生祠。
魏忠贤的生祠让东林党人大为震恐，正是因为他们将此项制度视为近来张颖所研究的“儒家形象政治”的一部分。通过广建生祠，魏忠贤对严肃的生祀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无情的嘲弄。米海瑞（Harry Miller）称，东林士人与受过教育的地主——无论在不在朝——即士绅，宣称是他们而非皇帝，享有制定国家政策的“主权”（sovereignty）。在万历年间，士绅们挑战作为财政改革者和集权者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到了天启年间，他们则对魏忠贤发起了反抗。或许魏忠贤渴望建立生祠并不仅仅出于虚荣，而是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加强他所代言的皇权的权威。东林士人则绝不允许魏忠贤的挑战。这项制度给予了士人无上的荣耀，魏忠贤的染指意味着对其权威不可容忍的挑战，这一点将在本书结束时清晰地体现出来。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著，邵长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