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3岁的曾孝濂亲历了国家重要志书《中国植物志》的编绘，他供职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近40年，绘植物科学画逾2000余幅。退休后，又钻研鸟类科学画领域，继续拓展生物博物画，继续表现花鸟，以此呼唤并呈现人与自然的亲近与保护。
在曾孝濂个展“画与相”近日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办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与这位热爱自然的八旬老者进行了采访。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
两千多年前，《诗经》中的雎鸠、黍稷是什么样子？日本江户时代学者细井徇曾作考证，撰绘《诗经名物图解》，普及公众。然而相似工作，在国人手中却近乎空白。不久前，83岁的中国生物博物画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高级工程师曾孝濂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多位国内生物画家即将弥补这个遗憾，他们已携手考证并画出《诗经》里180种生物中的约150种。最年长的曾孝濂承担了86幅绘图，亟待出版。
曾孝濂在创作。刘香成摄
193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的曾孝濂，是中国植物画承前启后之人，亲历国家重要志书《中国植物志》的编绘。他投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近40年，绘植物科学画逾2000幅。退休后，为尝夙愿，又从单纯的植物科学画扩展至生物博物画，将植物、禽鸟及其生态环境收入笔下，努力缩短中国生物博物画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用艺术唤起大众的生态环保意识。
近日，曾孝濂个展“画与相”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办，40幅植物花鸟环绕展厅，早期的笔记手稿和他为国家邮政局设计的花鸟主题邮票也穿插其间。
展厅现场，曾孝濂绘制的植物插图
曾孝濂为中国邮政设计的邮票
曾孝濂的生命轨迹与《中国植物志》紧密相连。这套全世界最大型的、种类最丰富的巨著之一，共80卷、126册、5000万字，采集了上百万号标本，囊括3万多种种子植物，从资料收集到最终成册，跨度近80年。建国后，《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全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164位植物插图师参与。插图师共同画出9000多个图版，每个图版包含5种以上植物。当年和曾老一起绘画的插图师，已经有过半数离开了人世。
“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招数，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的表现，最鲜明、最奇特，有时候真的超乎人类的想象。”曾老有一幅代表作《长叶绿绒蒿》，这种植物生长于海拔三千至五千米之地，生长环境严酷，土壤瘠薄，绿绒蒿几乎在石缝间求生。曾老说：“没有到过那个环境的人见不到，因为它拿不下来。如果我们在那样严酷的环境，突然在雪地里看见一株张力四射、心花怒放的花，感觉和在花园里看到的花不一样。绿绒蒿的花瓣会像缎子一样，在阳光下发射出奇妙的光芒，像幽灵在召唤我们。”欧洲人将绿绒蒿赞誉为“东方美人”，全世界大约有54种绿绒蒿，中国拥有43种。
《中国植物志》
曾孝濂绘制的植物插图
曾孝濂绘制的植物插图
在更长的历史中，皇皇巨著《中国植物志》又是几代植物学家、植物画家接力的缩影。1915年后，钱崇澍、胡先骕等一批出国留学的植物学者学成回国，创建近代中国植物学科研体系。东南大学生物学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北平植物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先后成立。西南联大时期，英才汇集昆明，在战火中继续科研。1950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定名。195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
中国的植物博物画与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相生相伴。1925年，冯澄如为论文《金鱼外形的变异》画的多幅精美插图，成为中国近代动物博物画的开山之作。冯澄如还在1943年创办江南美术专科学校，成为迄今中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生物博物画人才的高等学校，为后来《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以及各地植物志绘画培养了中坚力量。
中国植物科学画学术交流会代表合影 昆明 1983年
曾孝濂年轻时
曾孝濂早年在雨林中写生
机缘巧合，爱好画画的19岁青年曾孝濂开启了植物绘画生涯，也融入了中国植物学发展的文脉。1958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被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站长破格录取。无论是英国历史悠久的植物杂志，还是华南植物园的草木，曾孝濂如海绵吸水般勤学苦练。后来，随着《中国植物志》编写工作的开展，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培养曾孝濂担负起植物博物画绘制工作。
音频：曾孝濂忆走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经历与感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曾孝濂走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参与“523任务”，解决越南热带丛林中作战部队疟疾横行问题。“当我第一次到了雨林，完全被造物者的造化震撼。早晨，雨林一片雾茫茫，像一个神秘世界，到处是陌生的小虫、藤本和带刺植物，稍不小心就会被绊倒，也没有胆量去欣赏美景。”曾孝濂用兴奋、恐怖、亢奋、赞叹、敬仰、膜拜形容当时的状态，一段时间后他才在水路行进中慢慢静下心，开始观察物种和它们的生态分布，感受物种之间的竞争和依存关系。
“沉浸其中，我感到自己成为自然的一份子。队伍向前走，我会留下来画某个物种，整个林子只有我一个人，能感到自然界奇妙的音符跳动在脉搏中，会忘记所有的纠葛和烦恼。经过无数次野外考察，我有太多的东西要画下来。”曾孝濂说。
丛林里常年潜伏着“马家四兄弟”——蚂蚁、蚂蝗、马蜂和马鹿虱子。有一次，曾孝濂在灌木间采标本，被蚂蝗咬到。起初他发现血从皮肤里洇出来。晚上回到驻地他倒头睡去，第二天醒来，发现多处皮肤与被单粘在一起，形成干血块。他数了数，发现足足被咬了42口。
曾孝濂《美丽桐》
曾孝濂《圆柏果枝》
五年间，除了雨季，曾孝濂基本置身云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雨林，与科研人员参与考察、采集标本，再根据科学家们筛选出来的种类实地写生，图文编印成册。最终，菊科植物“黄花蒿”被筛选出来，科学家从中提取有效成分“青蒿素”。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五年的雨林经历，是曾孝濂绘画创作生涯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也是他创作蜕变的初始，从一位植物志插画画家向植物博物画画家转变。“准确已经不再是标本画的高标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他们的生命状态才是值得我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不是工作方法的改变，而是以生命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确立，矢志不移。”雨林归来，在绘制《中国植物志》茶花图谱时，曾孝濂改变传统的植物志插画形式，画出的一组云南茶花颇具照相写实主义风格。除此之外，曾孝濂还参与了《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科学著作绘制插画。
展厅现场，曾孝濂于九十年代绘制的植物插图
曾孝濂在写生。刘香成摄
1997年，曾孝濂从昆明植物研究所退休。他故地重游，返身热带雨林、滇中地区和北方森林，找回早年融入自然的感觉。过去，曾孝濂主要画物种的个体形态，而今，他想补足物种之间的关系，表现物种与环境的关系，画出带有生态因素的绘画。“这方面国内画的人太少了，国外有很多人画。我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去画，也要带动年轻人。”曾孝濂说。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召开。曾孝濂受邀创作了“中国十大名花”和“云南八大名花”作品系列。2018年，为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壁画稿《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是他创作过的最大尺幅作品，画满了37种植物。
曾孝濂《蓝翅希鹛》
曾孝濂《蓝孔雀》，国画 2012年
曾孝濂《海芋》
展览中，有一组“鸟类”题材绘画。画鸟，始终是曾老的心愿。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工作进修间隙，在北京动物园里画了大量鸟类速写。1992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为《香港植物志》绘制期间，买到几本英国动物博物画家的作品集，开始了鸟类博物画的创作尝试。当他退休后正式投入鸟类博物画绘制，还向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鸟类专家杨岚教授请教，从头学习鸟类知识。
曾孝濂曾经这样写道：“人认识自然，总是从局部现象和细节开始，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包含着宇宙的无穷信息，尽管我们的认知肤浅，不能理解信息之万一。但仅就生命现象的智慧和神奇，已经可以领略到造物者鬼斧神工的创造力。”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瑞典人林奈曾说：“我们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不是清高的旁观者，也不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人，我们应该是其间的一份子。”
安娜·阿特金斯《凤尾蕨》
丽奈特·泽恩《兰》
采访时，曾孝濂也说，博物学更重要的维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人都可以观察自然，当你观察到花鸟草木，就可以用文字、绘画、音乐、自然笔记各种形式去记录，这都是博物学，这门学科弥补了过去人和自然割裂的状体。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说，博物学是自然科学之外，人的生活方式和修为。”
经过几十年努力，曾孝濂与老一辈植物学家、植物科学画家完成了国家志书，动植物科学画也不再停留在具象的解剖图层次。科学画何去何从？
“我认为，要走出科研院所，走向自然，把科学画变得更生动、更接地气、更大众，加上审美诉求，让更多人有亲切感、认同感。有的中小学生开始做自然笔记，观察、记录、绘画，这对培养下一代的生态环保意识有很大的作用。”曾孝濂说，“每个人无法完美，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很多没有了却的心愿，需要年轻人去做。这些年，涌现出这方面的青年画家，他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荒木经惟《色情花》
卡尔·布劳斯菲尔德《带刺的风铃花》
“画与相——曾孝濂个展”
展期：2022年3月5日—2022年5月22日（因疫情原因，展馆自3月10日起暂停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可查询展馆公众号。）
地点：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徐汇区龙腾大道2555号-1）
（本文参考资料：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聂荣庆为《国家地理》及展览画册撰写的《一花一鸟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