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作者系夏鼐著《埃及古珠考》中文版译者、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博士。
对《埃及古珠考》的翻译不仅仅是翻译一件事，伴随这一工程的还有对夏鼐论文的补遗、注释和版本考释。为何会有版本考释这个工作呢？这是因为当时国内有数个版本的夏鼐日记原稿，而这些版本到底来自何处，互为何种关系，并不明朗。鉴于当时我在伦敦大学学院读博，去皮特里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借调夏鼐论文的保存本甚为便利，于是另一位译者刘子信便委托我办理。记得是2017年10月16日的上午，那天有自北非的沙尘随暴风飘到伦敦，天空泛着少有的金黄。我来到皮特里博物馆，在陶器馆（pottery gallery）的中王国区坐下。面前是博物馆里保存的夏鼐日记副本，装订为两册，裹在边角破碎的墨蓝色纸夹里。里面的论文蓝色封皮，上烫金字，略显陈旧。然而这次版本考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夏鼐论文谙黄的纸张，褪色的打字机油墨，而是两册中夹着的一页页剪报和书信。
博物馆（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UCL) 的夏鼐论文一册。田天 2017年摄于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
翻开第一册的封面，就能看到封面背面粘着一份剪报的复印件，是夏鼐先生的英文讣告，左上角写着Ex UCL student（前UCL学生）。翻开扉页，又见一篇讣告复印件，发表于American Anthropologists1986年第88期。连见两张讣告，我心中先是一沉，继而又有些感动。何以感动？试想夏鼐先生于英伦求学，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旧事。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到80年代已经物是人非。皮特里夫妻去世了，他的导师格兰维尔也退出了埃及学界。和夏鼐共事过的人也分散各地。就连夏鼐当年在伦敦居住的小房也已经被廉租房替代。然而就在皮特里博物馆这个方寸之地，有人还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位伦敦大学学院曾经的学生，在他逝去的那年，翻开他的论文，将他的讣告附在扉页。于是乎，这两册论文也成了夏鼐先生的纪念碑了。
再翻到第一册的封底，竟还藏着几页纸。第一张是一封手写的书信，英文字体圆润洒脱。信的作者署名Peggy，是个很可爱的名字。我意识到这位Peggy就是Peggy Drower，也就是Margaret Hackforth-Jones女士。信中她说自己在夏鼐先生留学期间，曾经判过先生的课堂作业。而且，当英伦上空战云密布，皮特里博物馆疏散大批文物时，先生还和导师格兰维尔没日没夜地搬运这博物馆的珍宝。Peggy在给父母的信中曾提到过夏鼐，因此她将这些信件中关于夏鼐先生的部分截取下来，复制一份，交予皮特里考古博物馆的档案，并说“档案馆中应该保存这（信件）”(It should have a place in the archives)。
描写夏鼐先生的Peggy Drower是位百岁老人（1911–2012），也是埃及考古学之父费林德·皮特里最后一位学生。除了判过夏鼐先生的作业，她还与夏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0年代都曾在埃及的阿尔曼特（Armant）随迈尔斯（ O. H. Myers）发掘；夏鼐先生的老师格兰维尔（Stephen Glanville）推荐她在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工作。
图片来源：The Times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peggy-drower-3lcxkjp2ktd
而Peggy信中的夏鼐先生有血有肉，十分风趣，甚至读来令人发笑。信中说夏鼐先生的研究生习作虽然内容不错，但是他完全分不清英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于是乎夏先生便在写作中省却一切冠词，写出的英文也就文意不清了。读到此，我偷笑了一番。原先读夏鼐先生的论文，或许是出于尊重，哪怕是先生语句聱牙，或者句式重复，我都认为是先生治学严谨所至。而这封信中的先生，就像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也有和我一样，时常为定冠词的使用而烦恼。在那个瞬间，夏鼐先生似乎走下了神坛，离我是那么的近。不过话说回来，夏先生也真是性情中人，既然分不清冠词间的区别，就索性省了冠词，实在是个干脆果断、雷厉风行的大师。
夏鼐
夏鼐先生的为人处世恐怕是风趣幽默，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离开伦敦时，Peggy和她的兄长Bill有颇多不舍。“今年小个头的中国人不会来上课了，我觉得有些遗憾。Bill被他吸引住了，前几天还和他共进午餐。经过长期的联系，Bill可以比我还明白他的绕口令了。”读到这里，一个用中文绕口令娱乐宾客，温文尔雅的夏鼐先生跃然纸上。夏鼐先生的“矮个头”似乎给Peggy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信的左上角调皮地标着：附，我兄长Bill是6英尺3英寸高（约1.9米）。那这样看来，别说是夏鼐先生，就是我这样的北方人，也算是“小个头的中国人”吧！别看夏鼐先生的个头小，但是在危难降临时，确是保护埃及珍宝的得力干将。Peggy信中说“那个小个子中国人像奴隶一样，用棉花和箱子打包着文物，直到晚上11点钟”。又说“记得在第二次疏散时……他抱着一个早期的陶罐，几乎和他一边高。他抱着它步履蹒跚地走到地下室”。读到这里，除了感叹夏鼐先生的敬业，也不由觉得自己和夏鼐先生又走近了一步。以我对埃及早期陶器的了解，如此巨大的陶罐，在皮特里博物馆不过几件，几乎来自我博士论文考察的塔罕（Tarkhan）遗址。其中最大的高1米有余，宽度则在70厘米。在那么紧急的时刻，让文雅的夏鼐先生抱着这样巨大且脆弱的陶器，真是难为他了！以后，每次我看到这些大号的陶罐，就都会想到夏鼐先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外墙堆积沙袋以抵抗空袭。或许就在这张照片被拍摄的那个瞬间，夏鼐先生也正在不远处的伦敦大学学院里搬运着紧急转移的埃及文物。
图片来源：UCH Photograph Albums ? UCL Digital Media, Mary Hinkley
https://uclinformationstudies100.org/timeline/
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中来自塔罕遗址的大陶罐。这些大陶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涅伽达IIIC2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柜子深处最高的陶罐被皮特里称为76b型，最高可以达到1.2米。展柜外作者的毕业论文（A4）显得十分矮小。田天2019年摄于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
那天我匆匆地记录了这些信件的内容，一并汇报给了刘子信。之后时光飞逝，就到了2021年的2月。那时《埃及古珠考》已经面世，我则受到皮特里博物馆的邀请，为“皮特里博物馆之友”做名为Across Miles and Millenia: Chinese studies of ancient Egypt（跨越万里千年：中国古埃及研究）的讲座。其中提到了夏鼐先生的往事。令我惊讶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Rosalind Janssen，戴着黑框大眼镜，透过屏幕对我说，我见过夏鼐！当年（应该是70年代）他来伦敦，我还很年轻，和他有一面之缘。我看着这位老人热情的眼神，心中大喜，感叹夏鼐先生的记忆还留存在伦敦。但是听着她颤抖的声音，我心中又升起了不安：那些见过夏鼐先生的外国人，那些曾经被他吸引的国际友人，还有多少没被我们发现，带着他们对夏先生的美好回忆逝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