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雅典与“地生人”

《“地生人”与雅典民主》，颜荻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3月即出。本文系该书的引言，注释部分有删节。

人从何而来？这或许是有关人本身最有趣也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西方文明中，基督教《圣经》创世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在西方文明另一源头的古希腊，人类起源问题却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版本。古希腊的起源神话令人惊讶地告诉我们：人是由大地而生。换言之，不是神，也不是女人，而是大地直接生育了希腊人。希腊人称这一大地生育方式为α?τ?χθων：“地生人”。

Α?τ?χθων一词在词源上由α?το-和-χθων组成，前缀α?τó意为“自己”“自动地”，而词根χθων为“土地”，其名词χθ?νιο?意指“土地人”。因而α?τ?χθων意为“从土地里自己生出来”，其名词复数形式α?τ?χθονε?则引申为“非移居的、土著的、本地的人”。“地生人”一词表示着一种自成性，亦即人的出生是大地的（而非人为的）纯自然过程。“大地”或“土地”在希腊语里有多种表达方式：?πικρ?τεια强调领土概念（territory），γ?强调大地的整体性（earth，其大写字母的衍生形式Γα?α即为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盖亚”），而χ?μα则强调土地播育种子与植物生长的特性（soil）。Α?τ?χθων（“地生人”）在不同语境中含有上述不同的三种含义，在城邦政治背景下又尤其偏重第三种含义（关于该词的词源学研究，参见V. J. Rosivach, Autochthony and the Athenia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37 [2], 1987, 294-306；以及J. Roy, Autochthony in Ancient Greece, in J. Mclnerney ed., A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iley Blackwell, 2014, 241-255）。

“地生人”在古希腊世界中十分流行。其神话出现在古希腊许多城邦的起源故事中（最为典型的是雅典和忒拜，忒拜在“地生人”的话语建构上一直是雅典的劲敌，它衍生出一个不同于雅典的版本：忒拜的建城者是龙牙种在地上生出来的，而非赫菲斯托斯的精液所致[雅典版本]），这个概念更见于几乎所有的古希腊早期重要文献，如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历史、古希腊悲剧与喜剧（如欧里庇得斯的《伊翁》《酒神的伴侣》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柏拉图的对话（如《理想国》《政治家篇》《会饮篇》及《美涅克塞努篇》等），以及吕西阿斯（Lysias）的葬礼演说与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辩词”等。除了这些书写文本以外，“地生人”神话同样频繁出现在雅典卫城神庙的浮雕以及雅典人的节庆祭拜活动中：在狄奥尼索斯节的剧场，悲喜剧的上演不断地重复着这一起源神话，而在卫城脚下的广场上，政治演说家又在公共葬礼中不断向在场的公民们宣扬这一起源叙事。所有这些，都使“地生人”神话成为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在古典时期的普遍共识。跟随“地生人”的足迹，我们几乎可以探访到彼时雅典世界的全景——神话、社会、政治、宗教、历史、文学、哲学。毫不夸张地说，“地生人”神话是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集体记忆，也是其政治、文化乃至生命之根。它对雅典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414c-415e）中深刻指出的：“地生人”的故事虽然是神话和虚假的谎言，却是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高贵的谎言”（γεννα?ον ψε?δο?）。

在西方古典学领域中，由于“地生人”起源想象的独特性与普遍性，这一概念自然常常为人所提及，一度成为雅典城邦研究的主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生人”已经成为西方古典学界的一个核心问题，得到了古典学家们极大的关注。这一问题的突破性研究由已故著名法国古典学家、历史学家尼可·罗茹（Nicole Loraux）做出。她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先后出版了被美国古典学领军人物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誉为“地生人三部曲”（“Introduction” to N. Loraux, Born of the Earth: Myth and Politics in Athe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org. in French, 1996], p.i）的重要著作：《雅典的创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礼演说》（L'Invention d'Athènes: Histoire de l’oraison funèbre dans la cité classique[1981]，英译本：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1986]，本文对罗茹著作的引用均据英译本）、《雅典娜之子： 关于公民身份与性别划分的雅典思想》（Les enfants d'Athéna: Idées athéniennes sur la citoyenneté et la division des sexes[1981] ，英译本：The Children of Athena: 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es[1993]）、《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话与政治》（Né de la terre: Mythe et politique à Athènes[1996]）。在罗茹的开创性研究影响下，“地生人”问题成为重大课题（罗茹的后期作品也多以α?τ?χθων的问题意识展开），以著名古典学家与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在这一领域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历经四十年，这些著作至今仍然主导着西方学界对雅典“地生人”的研究方向，并一再推动学界对古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民主世界的理解。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罗茹以及整个西方学界对“地生人”的重要著作迄今尚无任何中译本，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在国内也未见十分全面的讨论。因此，这本小书意图填补此方面研究在国内学界的空白。一方面，本书期望将西方学界对α?τ?χθων的核心关注呈现给中文读者；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此基础上对α?τ?χθων问题做出进一步探讨，以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因此以下有必要先对“地生人”奠基性研究——罗茹的“地生人三部曲”以及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的介绍。

《雅典的创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礼演说》

罗茹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雅典的创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礼演说》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于1981年。在长达五百多页的篇幅中，她集中讨论了雅典民主时期的葬礼演说。罗茹收集了十分丰富的葬礼演说的古代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是我们熟知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的演说、吕西阿斯的诸篇演说，以及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篇》中苏格拉底的演说。罗茹提出，在研究葬礼讲辞时，要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文体（genre）来看待。换言之，它是在一个特殊场合下的特殊文体，需要与哲学家、历史家等的内在思想以及历史现实有所区分。在对这一文体的研究中，罗茹指出“地生人”概念与雅典民主存在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她认为，一方面，“地生人”所诉诸的“起源上”的平等，正是雅典民主意识形态（ideology）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地生人”将起源牢牢诉诸大地，这就促使雅典民主以大地为基础，将从大地生出的雅典人与不是从大地生出的其他族群（女人、奴隶、外乡人）区别开来。罗茹用“贵族式的”（aristocratic）一词来形容雅典民主，以示“地生人” 所奠定的平等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而正是因为雅典民主的强烈排外主义与贵族色彩，雅典城邦才得以自我标榜其勇气、美德、爱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这种“地生人”意识形态在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以及柏拉图《美涅克塞努篇》中的葬礼演说中都得到印证。 

《雅典娜之子： 关于公民身份与性别划分的雅典思想》

罗茹的第二本著作《雅典娜之子：关于公民身份与性别划分的雅典思想》也出版于1981年，英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家弗洛玛·爱·塞特林（Froma I. Zeitlin）作序。事实上，此书可以视为她的第一本书《雅典的创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礼演说》的前奏。在这本著作中，罗茹回到“地生人”的起源神话本身，对这个神话，特别是关于“地生人”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讨论。她指出，“由地而生的”厄里克托尼俄斯（Erichthonios）的神话为整个雅典城邦奠定了起源基础，它不仅将雅典人的起源诉诸土地，而且在起源上拒绝了女性（两性）生育，因而将女性排除在雅典人的政治范畴之外。其结果是，在与赫西俄德的潘多拉神话的结合中，女人成了被制造出来而非天然存在的“他者”，其后代的生成也仅仅是自身对自身的复制，因而女性在整个起源话语中沉默甚至消失了。这一排他的动机同样延伸至作为“他者”的奴隶和外乡人。在雅典民主政治与神话结合的解读中，罗茹再一次加强了她在第一本书中的论断，即α?τ?χθων的起源叙事及神话滋养并壮大了雅典民主意识形态。

《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话与政治》

在相隔十多年后，罗茹于1996年出版了她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话与政治》，英译本则是由前文提到的古典学大家纳吉作序。作为个人文集，此书以专题的形式对“地生人”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扩展与讨论。罗茹试图将更长的历史线索融入她之前的研究之中。她特别讨论了十九世纪人类学家巴霍芬（Bachofen）对古典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并结合弗洛伊德以及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理论力图说明“地生人”这一古典概念与当代世界以及当代问题的相关性。

罗茹的三部曲为古典学对“地生人”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她以历史学方法为基础，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框架下，展现了希腊尤其是民主雅典的起源神话与希腊古典时期的宗教、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互动关系。从以上笔者对罗茹三部曲的简要介绍，我们已经可以窥见，罗茹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颇为宽广，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乃至于现代与后现代理论在她的讨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跟随她的奠基性研究，各个领域也都发展出关于“地生人”的丰富讨论，例如政治历史学领域对公民身份与民主法治的讨论，女性主义对性别平等与性别角色的讨论，考古学界对“地生人”主题性绘画与建筑的讨论，乃至于在现代话语体系下人类学界对非洲土著人的讨论等。可以说，“地生人”这一话题触发了西方学界对诸多根本问题的重新审视，并且促进了一代代学者对古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社会的深刻理解。这是“地生人”论题在西方古典学界能够开展得如此丰富的原因。

然而，尽管如今主流西方学界对“地生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以罗茹为先驱的整个现有讨论脉络仍有可商榷之处。就“地生人”的研究方向而言，由于罗茹是以历史学方法为基础对雅典“地生人”这一起源神话做出整体解释，因而她的解释必然与某个历史现象相关联。于是我们看到，罗茹以及大多数主流研究将关注集中在了雅典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民主雅典时期，进而又将“地生人”的思想与这一时期独特的意识形态——民主意识形态——相关联。这一讨论无疑是成功的，在丰富的历史材料中，我们的确看到“地生人”的话语体系与民主雅典的政治思想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神话或话语本身，“地生人”所传达出的思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以神话故事的方式超越了政治社会现实，甚至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其本身便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并不必然与某个特定的历史社会现象相重合。因此，仅仅将“地生人”看作雅典民主意识形态的表现，并不能真正将这一神话所触及的更为深远、广阔的古希腊世界完全展现出来。

一个诸多学者已经涉及却值得我们再讨论的领域便是悲剧。在目前大多数有关“地生人”的悲剧研究中，一个总体的倾向是单纯地、程式化地将“地生人”作为民主雅典的意识形态的叙事予以研究。“地生人”作为一个政治话语体系，要么仅仅被视作悲剧中的一个装饰性环节，要么仅仅被认为是证明了一些悲剧作品对雅典这座伟大的民主城邦的致敬（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罗茹三部曲中第二部对欧里庇得斯《伊翁》的研究，她认为《伊翁》是民主“地生人”意识形态的再现，即便悲剧中存在一些黑暗色彩，但整体而言，《伊翁》赞美了“地生人”的民主意识形态，并通过悲剧再一次确认了这一话语体系在民主雅典社会的成功）。但就悲剧这一文体而言，主流学界又已达成共识， 它并不完全是对雅典现实世界的赞美，而是在与城邦政治空间隔离的一个独立空间中，承担着对城邦社会、政治乃至思想反思与批判的功能（西蒙·戈德希尔：《奥瑞斯提亚》，颜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4页）。因此，如果“地生人”已经成为悲剧的主题，那么我们很难不去关注通过这一主题悲剧可能发出的追问。本书想要强调，“地生人”神话的意义远远超出历史研究的范畴，它不仅是雅典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奠基性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更与古希腊悲剧对雅典社会的批判性反思有着深刻的关联。

《奥瑞斯提亚》，[英]西蒙·戈德希尔著，颜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190页，42.00元

除却悲剧，西方主流学界更少涉及的一个领域还有哲学。这或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相较悲剧而言，哲学与城邦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去更远，因而以民主意识形态为解释方案的“地生人”研究便很难涉足这一领域。然而，读者将在本书第四章看到，“地生人”神话不仅出现在了诸多哲学著作中，而且它作为主题，还推动着哲学的思辨与讨论。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对“地生人”问题的处理，大大超越了神话与城邦政治中的“地生人”的层面：一方面，就政治哲学而言，柏拉图对话也指出“地生人”在现实层面上可能的困境；而另一方面，就纯粹哲学而言，柏拉图的讨论表明哲学在“同一性”问题上与“地生人”有着内在的相生关系。以上的思辨很难再用当前的研究框架来进行解释。与其说在哲学领域“地生人”仍然代表了民主意识形态的思想，不如说在这一思想世界中，“地生人”反而成为哲学家反思民主意识形态乃至社会政治的利器。无论是悲剧还是哲学，我们都将看到“地生人”不同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另一面相。

针对目前中西学界的研究现状，本书希望通过以下四章展开对“地生人”问题的讨论。（1）神话：在希腊尤其是雅典神话系统中，“地生人”神话（厄里克托尼俄斯神话与潘多拉神话的结合）意味着希腊人不是由女人所生，而是从大地中生出来的。因此所有男人都是同一大地母亲所生的兄弟，而女人作为另一族类（γ?νο?）被排除在“人”（?ν?ρ）的范畴之外。（2）政治：“地生人”神话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奠基性意识形态。一方面，由于所有雅典男人都是大地母亲所生的兄弟，因而是相同的、平等的公民；另一方面， 这一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同一性”的意识形态也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它将女人、奴隶、外乡人作为其他“族类”或绝对的“他者”排除在外，以保持最纯粹的雅典种族。（3）悲剧：当“地生人”神话与雅典城邦现实结合时，其以“地生”起源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遭遇到了现实两性生育的结构性困境。女性在悲剧中大比例地出现，显示出现实层面希腊人对女性群体以及女性所代表的感性、疯狂等激情感到焦虑。由此，现实与神话、男人与女人、家庭与城邦之间总是呈现出对抗与张力。（4）哲学：“地生人”神话对“同一性”的强烈追求最深刻地反映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对“同一性”问题的长期思考深刻地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悲剧相同， 他同样认识到在神话、政治层面追求“同一性”（或“纯一性”） 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同于前者的是，柏拉图转向了个体灵魂对“纯一性”追求的哲学思考，这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 

读者将会看到，在本书这四章中，前两章梳理了“地生人”作为起源神话的叙事逻辑及其与雅典社会、政治思想的密切关联，后两章则集中讨论了目前学界研究尚未深入探索的两个领域：悲剧与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读者将看到，“地生人”问题不仅仅是政治与神话的问题，而且还是政治与悲剧、政治与哲学的问题。由于“地生人”问题的丰富性——它贯通了神话、政治、戏剧、哲学——这本小书希望对“地生人”这一主题展开初步探索，呈现这一问题的复杂面貌，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此讨论的兴趣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