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世界是自然世界的重要构成。万兽通灵，初民从畜养、驯服动物（如牛、羊、狗、猪的畜养，到马、骡、驴，乃至于象的驯服为畜力）到模仿动物（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运动形态制作健体强身的锻炼方法“五禽戏”，中国传统武术模仿龙、虎、 豹、蛇、鹤五种拳型的“少林五形拳”等），进而欣赏、崇拜异兽（良渚文化中的“神人兽面”、仰韶文化中的“人面鱼纹”、龙凤麟龟“四灵”、明代官服上“衣冠禽兽”等），借助动物的超凡力量（如凤凰纳福、神龟禳灾、貔貅驱邪、天狗御凶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如十二生肖民俗等）。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自傲，过多强调了人异于禽兽，而忽视了自身也是通过动物来认识和征服自然世界的，由此人类也逐渐认识到通过动物把握与自然界保持平衡和谐的重要性。
邹振环，《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
作为兽系的“梼杌”，却有“人形”，更为“神谱”，甚而以此命名煌煌的史书。（朱学渊： 《以“梼杌”一词，为中华民族寻根》，《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异兽本身也与人类文化的史书纠合在一起，动物史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史作为这一参天史学之树上一株新生的幼枝，与其他分枝相比，无论史料还是研究方法，均处于基础薄弱的阶段。中国传统的史书向来重人事而轻自然，重政治、军事，轻文化、习俗，在有限的讨论动物的资料方面，也主要从祥瑞之视角入手，缺少有系统的记述。有关动物史的信息大多是非常零星地散布在五花八门的、非常规的古籍文献之中，需要研究者运用开放的史识和史观，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素养，才能在这些芜杂的史料丛林中寻找到方向。毫无疑问，中外动物文化交流史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空白，其中有很多内容需要通过学界的研究去填补。动物史的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解读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的能力，更需要具有整合和联想进而发掘隐含在史料文献字里行间文化信息的能力。
文明社会不同区域动物的传播，也成为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篇章，它帮助人类去认识人与世间万兽生命的共存；人类需要动物，而且从未停止探寻不同历史区域的珍禽异兽。动物文化令世人着迷，不仅因为其多彩的生命形式，同时也因为其揭示了人类文化的深刻隐喻。理解动物，经常是探索自然和研究文化的一种方式。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动物经常作为具有说服力的比喻，如《伊索寓言》《动物庄园》等。自古至今，以动物为喻甚至成为学界熟悉的思维方式，如汉代学者扬雄就以“童牛角马”来比喻不今不古、不伦不类之事物；英国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则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认为从文化学上来观察，刺猬大致属于封闭型的，而狐狸属于开放型的，后者更乐于互动和交流；我们会把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和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称之为“象牙塔”，而把已经逝去的，吞噬一代人青春、生命和良知的时代形容为伺伏于丛林的猛兽。人类和动物不仅在仿生学上也在精神世界互通互补，动物不仅打开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也展示了人性诡异的一面。每一种人类文化之中，都镶嵌着光怪陆离的动物文化，作为其夺目的华章之一。
明初郑和下西洋，打开了海上丝路的新局面。以15世纪郑和下西洋为起始点，下迄18世纪乾隆时期的明清中外动物文化的交流史，呈现出以下若干特征：
1. 明清中外动物交流呈现出以海路为主要渠道，渐趋形成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重心的动物交流网络，交流的范围较之陆路为宽广。
谈起汗血马，人们就会联想到西汉张骞出使“凿空”西域开拓的陆上丝绸之路，隋唐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由兴旺逐渐走向式微，海上丝绸之路于宋元时期逐步兴起，明初郑和下西洋，掀开了海上丝路的新局面。多线并举的陆、海丝绸之路，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大格局。与外部世界立体网络式的接触，外来动物亦频频现身，汉唐时代犀牛、大象、孔雀、狮子等异兽已输入中土，海上丝路则迎来了长颈鹿、狮子和大象等更多类型的异兽，这些异兽作为贡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深入宫廷。蒙古人的西征，将欧亚大陆打通，陆上丝路一度空前畅达。元朝也非常重视海外贸易，波斯和阿拉伯人乃至更早的粟特人之航海传统，为郑和下西洋做了重要铺垫。15、16世纪是全球从地域史走向世界史的重要开端，郑和下西洋率先成为欧人地理大发现的前奏。本书的开篇即是围绕郑和下西洋与明初“麒麟外交”，以及《西洋记》中的动物诠释与想象两个主题展开的，旨在阐述明朝与亚洲、非洲各国的交往，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体现了文化交往上的成就。海上丝绸之路，一般说来是指从南海穿越印度洋，抵达东非，直至欧洲的航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但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线，则经常被忽视。这条东洋之路是与东亚各国，及日本、朝鲜、琉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东亚是沟通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北路网络，自明初开始，是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核心区域，朝鲜、琉球与中国延续了长达500余年的宗藩关系。本书也讨论了朝鲜和日本有关“象记”与“象之旅”，即这一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迹。换言之，明清中外知识交流的空间拓展，不仅延续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并将之拓展到印度洋、东非，还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与东亚世界的动物知识广泛交流，正如何芳川所言： 动物与动物知识的输入，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开辟了多少想象的空间。（何芳川： 《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3。）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们赋予动物以特殊的认识和情感，由动物所产生不同的文化联想，也赋予动物以文化交流的意义。
日本象之旅。采自【日】狩野博幸监修、陈芬芳翻译《江户时代的动植物图谱：从珍贵的500张工笔彩图中欣赏日本近代博物世界》，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浩斯出版，2020年，页89。
2. 动物知识交流的全球化背景的形成，随着新式交通方式日益便利，动物知识交流的类型和内容也越来越广。
明清时期是中国步入全球化的开端，并逐渐进入了杂糅交错的全球化多元性的场域之中。中外动物交流史的研究，需要放在跨学科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视野下来展开，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认知。在15世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角，成为传输外来动物知识的主力。大航海时代之前，各个地方的文化和艺术都有不同的知识类型，每种知识产物都被区域性的各种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紧紧地捆绑在自身对应的社会之中。动物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自然可以通过亲眼目睹的直接接触，但在古代个体生命活动范围有限的环境下，绝大部分的动物知识还是需要通过书本编译和个体转相传授。大航海时代之后，知识破碎的图景渐渐被打破，传统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动物史的叙述，渐趋为跨国家、跨文化的全球史的叙述所取代，中西动物知识交流与互动的局面得以改观。以西方耶稣会士为主体，通过译本和多个不同层面知识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引入了外来动物知识，特别是中国人比较陌生的海洋动物知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南怀仁《坤舆全图》，突出其中所绘制的新世界的动物图文。与之相关的还有康熙朝的“贡狮”与《狮子说》一书，利类思在通过《狮子说》传播西方动物文化的同时，还旨在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切入，打破佛教文献中关于狮子与佛教的联系，通过质疑历史上陆路贡狮的可靠性，企图在中国开创基督教系统叙述狮文化的新传统。
《贡狮图》，中国嘉德四季第三十一期拍卖会中国书画（八）2012年10月。
3. 中外动物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特点。
在全球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仍需要超越中西高下之分和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照的思维模式，保持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必要的张力。中外动物知识的交互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本土文化不被淹没。无论动物知识的传送者还是接受者，在往迎拒斥之文化选择的过程中，都有面对借鉴域外知识和保存本土文化的重塑、挪用。原文本中的动物知识及动物意象，在进入异域环境之后，如何塑模、演绎和生长，甚至形成各种新的多元化的变种，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外来动物知识在与中华本土动物知识的交互对话，很快开始了本土化（在地化）的旅程。接受和借鉴外来动物知识，参与译述的西人和国人，无不通过借助中国传统文献的知识资源，在动物知识与译名方面，既使用音译，也努力使用意译，致力于“外典”与“古典”“今典”的互动，来表达对域外珍禽异兽知识系统的新认识。域外动物新知识进入国人知识视野的同时，也是通过动物译名反映一个新知识传播所经历的纷繁曲折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历程。
4. 多元性和多样性外来动物知识的输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动物图绘的变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独特的表达形式，给文本提供更广阔的诠释空间。
故宫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鸟谱》《鹁鸽谱》《兽谱》和《海错图》4部清代动物图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兽谱》和《海错图》，正好代表了清宫画师和民间画师在动物图绘方面与外来知识所形成的互动。这些动物图谱无论在文字方面的知识性输入，还是图绘方面的艺术性表达，都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这是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博物画所无法比拟的。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学者和画师的东来，带来了异域动物的新知识，也带来了西洋博物画的新技艺。明清统治者为了向世人展示其富有四海、统驭江山之气概，都指令西洋传教士在世界地图上绘制动物图像，也谕令宫廷画家及名臣共同完成动物图谱，两者都采用了“左图右文”的形式，不同符号构成的文本肌理，由卷轴的舆地地图到册页之图谱，由刊本到绘本，不同的载体意在缔造不同的观看文化，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感官认知，其作用在更为有利地系列展示域外的珍禽异兽，从而产生图文诠释的丰富性。这些集艺术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地图图文和动物图谱的公布，成为研究明清两代动物图绘的新材料。《兽谱》中的“异国兽”与《海错图》里有关中外海洋动物的知识与画艺，都充分显示了中外动物知识的交流，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各种互动。
《海错图》中的井鱼
《海错图》中的人鱼
5. 中外动物文化交流史呈现出全球史研究的特色，亦说明了是文化差异决定了文化交流的流向。
中外动物文化交流史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领域，成为全球史研究最好的案例。首先是必须采取宏观的视角，将具体的历史论题放到更广阔的全球史的脉络中；其次是强调动物文化交流案例所存在的相关性，动物史上交流的案例都并非孤立的个案，一定需要将之放到复杂的、互动的历史空间中来理解，避免简单化的判断；第三是既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也要放弃中国天朝中心主义支配下的朝贡模式，以迫使我们避免外交上的狂妄自大和文化上的狭隘性。中外动物文化交流史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新启示，即通常我们都同意一些论者所言，文化交流如同流水一般，是由文化势能强的一方向文化势能弱的一方灌溉。明清中外动物文化的交流，显示出的交流方式却是多元性、多样性的，不同地区动物文化的接触，决定了互相之间交流的机缘是各自的差异而非势能的强弱，是差异决定文化的流向。不仅高势能的文化区会流向低势能的文化区，低势能的文化区同样会流向高势能的文化区，郑和下西洋时期大量引进异域动物文化是一个显例。
（本文节选自邹振环著，《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