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仇恨犯罪与被边缘化的亚裔群体
据《卫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3日，一名28岁的男子（史蒂文·扎琼克）在纽约被指控犯下仇恨犯罪，他涉嫌对7名亚裔美国女性发动袭击。2月28日，该嫌疑人在两个小时内，在对方没有进行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对妇女进行了拳击、推搡或肘击。几名妇女中至少有一人不得不被送往医院接受医疗救助。纽约警察局于3月2日在曼哈顿中城一家图书馆外逮捕了该男子。[1]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包括纽约、旧金山等多个城市出现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并且在过去两年愈演愈烈。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美国报告了9000多起反亚裔事件。2021年3月，一名枪手在亚特兰大的几家按摩院开枪，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亚洲女性。奥克兰和旧金山曾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美国老人的抢劫、入室盗窃和致命袭击事件。警方表示，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从2020年的9起跃升至2021年的60起，增长了567%，而该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过去一年内真实发生的犯罪事件。[2]
2022年2月1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当地亚裔爆发反仇恨亚裔大游行。美国治安恶化引发亚裔族群不安，纽约警方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说，反亚裔袭击事件同比暴增361%。
许多专家指出，在新冠爆发的2020年，特朗普一再使用种族主义话语来谈论新冠疫情，这无疑加剧了部分人群对于亚裔群体的仇视心理。“我们的竞选活动和政府公开呼吁种族仇恨和仇外情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法学教授Gabriel Jack Chin指出，“虽然该政府在选举中被否定了，但这些情绪并没有因为特朗普的失败而消失。”[3]
2021年5月，拜登签署了《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旨在加快司法部对仇恨犯罪的审查，并提供赠款帮助地方执法，从而遏制仇恨犯罪的上升。然而，Chin表示政府需要认清被告增加的原因是单纯事件数量增加，还是人们报告事件的意愿有所增加。Chin指出：“很难分辨其中的区别，但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值得花时间举报，并且警察和检察官会关心该事件并会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绝对更有可能举报。”
警察局长比尔·斯科特（Bill Scott）近日宣称，仇恨犯罪是旧金山警察局破获率最高的犯罪之一，“我们希望这向考虑在我们的城市进行任何形式的，以偏见和歧视为动机的潜在仇恨罪犯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旧金山将追究你的责任。"
但在这样的宣言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针对亚裔的袭击被指控为仇恨犯罪的条件极为苛刻，因此许多袭击未能被定性为仇恨犯罪，袭击者也很难受到相应的惩罚。据《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2月，一名中国男子在曼哈顿唐人街附近步行回家时，一名陌生人突然跑到他身后，将一把刀插进他的后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的种族暴力事件。然而调查人员表示，犯罪者在袭击发生前没有对受害者说一句话。检察官确定他们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种族主义动机。袭击者被控谋杀未遂，但该袭击并未被定性为仇恨犯罪。[4]
这一声明激怒了纽约市的亚裔美国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外抗议，要求将刺伤作为仇恨罪起诉。在抗议中许多亚裔美国人表示，不断出现的袭击让他们感到越来越脆弱。许多袭击者要么没有被逮捕，要么没有被指控犯下仇恨犯罪。纽约亚裔美国人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of New York）的董事会成员克里斯·郭（Chris Kwok）指出，针对早期发生的袭击，政府应该明确将其定性为仇恨犯罪，并严肃处理，但大量亚裔美国人觉得警方和检察官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投诉。
专家表示，在针对亚洲人的攻击中，证明袭击者的种族主义动机尤其困难。从历史上看，全国许多亚洲犯罪受害者都是被抢劫的小企业主，这使动机问题变得复杂。匹兹堡大学法学教授Lu-in Wang说：“反黑人、反犹太或反同性恋的仇恨犯罪有一个可识别的原型。这些（仇恨犯罪）通常更明确。”
另一方面，负责警察局亚洲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的副巡视员斯图尔特·卢（Stewart Lo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语言障碍或担心他们的移民身份受到质疑，亚裔美国人通常不愿举报犯罪。他说，许多人还害怕遭到肇事者的报复，或者根本不想惹麻烦。[5]
在思想市场的文章《美国媒体报道如何塑造人们对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认知》中，阿拉巴马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系亚当·加齐·特赫拉尼（Adam Ghazi-Tehrani）与艾琳·M·基尔（Erin M. Kear）指出，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犯罪者的权力比目标受害者更大。
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1976）的法律行为理论（Behavior of Law）指出：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将决定人们所感知到的犯罪的严重性和他们估计的罪犯应受到的法律惩罚程度。例如，恐怖袭击是一种典型的“向上犯罪”，一个权力较小的犯罪者袭击了一个权力较大的目标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通常认为这样的罪行更加严重，对罪犯的惩罚力度应该更强。相反，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权力较大行凶者袭击了权力较小的受害者。此时，公众通常认为这样的犯罪情节没有恐怖袭击那么严重。人们通常觉得，当地人对外国人犯下的“外”罪比外国人对本国人犯下的“内”罪要轻，应当受到的惩罚也较轻。[6]
掌握权力的群体也有意识地为自己开脱，并转移矛盾。虽然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一直认为以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实施了大量的反亚裔暴力，但官方犯罪统计数据和其他研究显示，在大流行期间超过75%的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都是由白人所为。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美国研究教授Janelle Wong引用了密歇根大学关于2020年仇恨犯罪的研究，该组织研究了2020年有关反亚裔事件的媒体报道，发现在各类歧视性事件中，超过75%的新闻报道将犯罪者认定为白人男性。[7]对此，公设辩护人组织法律援助（Legal Aid）种族正义部门的监督律师安妮·奥雷德科（Anne Oredeko）说到，“我很少看到那些享有更高社会特权的人被指控犯有仇恨罪，通常你最终看到的是有色人种被指控犯有仇恨罪。”
最终，享有更高社会特权的白人群体以各种方式为其仇恨犯罪行为开脱，将矛盾转移至少数族裔之间，甚至逃避惩罚。这样的结果煽动了更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使亚裔深陷焦虑与无助中。对于那些将自己视作掌握着权力的群体的本地人而言，亚裔美国人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被边缘化给予了他们更大的“空间”去实施仇恨犯罪。尽管官员表示将通过增加警察数量来解决仇恨犯罪，但在官员们于2020年做出承诺后，2021年针对亚裔的袭击仍然增长了361%。对此，全国亚太裔美国妇女论坛执行主任Sung Yeon Choimorrow表示：“部署更多警察无法解决妇女或任何有色人种社区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解决国家围绕心理健康、经济差距和种族正义的系统性问题。”[8]相较于单纯地增设警察来进行威慑，政府更需要思考城市和国家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亚裔的恐惧与针对亚裔的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引用文章：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2/mar/03/man-charged-hate-crime-assaults-asian-american-women-new-york-city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4]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8/nyregion/asian-hate-crimes.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26/nyregion/asian-hate-crimes-attacks-ny.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6] https://m.thepaper.cn/api_prom.jsp?contid=11898349&from=
[7]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viral-images-show-people-color-anti-asian-perpetrators-misses-big-n1270821
[8]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nowhere-safe-asian-women-reflect-brutal-new-york-city-killings-rcna16173
即将离任的文在寅时代的遗产
2017年韩国大选，在朴槿惠弊案的背景下，来自中左派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胜出成为韩国总统。五年过去，韩国又面临总统大选。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因而文在寅之后谁将主导韩国政治，文在寅时代留下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政治遗产，又成为了媒体和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2017年5月10日，韩国首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国会宣誓就职后，携夫人正式入主青瓦台。
英国《经济学人》在二月底刊登一篇评论文章，总结文在寅执政的五年。文章认为，按照文在寅自己胜选上任时给出的改革壮志来衡量的话，他的总统任期并不成功；但是，如果相比之前的数任总统，文在寅时代其实留下了不少正面遗产和执政成果。文章引用年初的民意调查指出，韩国民众有将文在寅及其政党分开评价的倾向。在民调中，民众对文在寅的个人施政评价较为正面，有四成左右的认可，而他的政党认可度如今则只有三成左右。
文章提到，文在寅任内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在疫情中，韩国的整体情况是发达国家中最好的之一，至今为止仍然保持着相当低的病死率，医疗资源也没有被严重挤兑。在疫情初期，文在寅政府反应迅速，成功启动了韩国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之后总结经验教训建立的流行病应对体制，并且在应对疫情获得成功后顺利拿下了2020年的国会选举，借助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因而在韩国，疫情没有像在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严重损害国民经济。
文章还认为，放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文在寅改善国内社会经济的努力值得肯定。在大流行之前的2018年，文在寅就提出，韩国的人均年收入将要达到3万美元，但是与之相比，韩国人的生活质量并不理想——自杀率高，工时长，生育率低，生活满意度差。文在寅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2018年，他的政府出台了《劳动标准法》修订，将职工每周最长工时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同时工作时间不受限制的“特殊行业”从26个缩减为6个。除此之外，文在寅政府还上调了最低工资，并提高了对育儿男性的补贴，增加了男性带薪育儿假的时长。此外，尽管《经济学人》文章认为文在寅政府在诸如性别平权等领域做得不够，但也承认，在文政府的任期内，韩国的各方面影响力都在加大，尤其是“韩流”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也在继续加深。
不过，从经济社会角度来看，文在寅的五年任期对韩国诸多社会积弊和不平等问题的改善有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金莹雅（音译）就撰文指出，文在寅上台时给自己设定的形象，是反对朴槿惠的“烛光抗争”的一员。但如今值得审视的是，他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就职时许诺的更新韩国国家和社会的承诺。在当时，他表示要“创造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机会是平等的，程序是规范的，结果是正义的”。
金莹雅认为，与很多韩国总统都不同，以“烛光政府”的名义执政的文在寅政府，在上台后的较长时间内都保持了少见的高支持率。支持率来自两方面。一是对先前“根深蒂固的邪恶”的清算，包括两名涉及弊案的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下狱；二是推动南北方关系的缓和，尤其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以及文在寅自己访问平壤。在其名义最高的时段甚至出现了“Moonppa”（“文哥”）粉丝群。
文章认为，从自由派或左派角度，文在寅政府照样陷入了腐败问题，背叛了烛光运动。比如曾在2017到2019年担任文政府的秘书官、2019年获任命法务部长的曹国，长期拥有人权活动家和反权贵人士形象。但其上任法务部长后，他的女儿被揭露出挂名发表论文，其母亲被指涉及债务弊案。导致民间出现了反对曹国的街头示威。曹也随后不久即辞职离任。此一时间以及执政党内的其他腐败问题，对文在寅的政治形象构成了很大冲击。
同时，社会问题，尤其是房屋和就业问题也是文在寅没能应对好的。金莹雅援引研究指出，房屋租售价格问题过高是民众对文在寅政府最大的不满来源。年轻一代——尤以20岁30岁上下的年轻人为甚，对文在寅政府颇有意见。年轻人深陷大城市高企的房价和生活开支，又发现就业市场的改善不大——20-29岁失业率达到5.7%，是全部年龄组中最高的。因而他们成为了文政府经济政策的反对者。在2021年底的地方选举中，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大败，敲响了继续执政的警钟。除此之外，韩国的老年人贫困率也是文在寅政府没有改善的一大社会症结。据统计，2019年这一数值达到了43.2%，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之一。金莹雅认为这是一个讽刺的反差：在文在寅执政下，韩国已经跃升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其老年人的贫困比例却和“富国”的水平很不相称。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文在寅上任时给出了一系列承诺：终结政治和商业之间的裙带联系；将总统办公室搬到市区；和公民广泛对话；以及改变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开启一个和平的时代。然而，这些承诺如今看来都没有实现。文在寅虽然就职之后没有立刻搬入青瓦台办公室，但如今早已在其中办公；政治和商业的腐败关系不断被新的弊案所揭露；党派争斗延续不断；而朝韩关系在短暂的改善之后，又随着2019年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河内会谈的局面破裂而进入了一个低谷期。
保守派则更加大力指责文在寅的施政，为接下来的大选铺路。有分析认为，2022年的大选中保守派获得总统一职的可能性较大。前检察官、曾经公开反对文在寅政府的司法改革的尹锡悦已经整合了另一派保守派力量——安哲秀的“国民之党”，意味着在野的保守派阵营将联合支持尹锡悦的竞选。若尹锡悦当选，新政府将有较大几率推动更为紧密的韩美合作，对企业的税率和收费将会降低，之前文在寅政府推动的用工制度改革和扩大再分配，也会出现更为保守的停滞乃至逆转趋势。
一些评论认为，文在寅推动了韩国政治的“部落化趋势”。倾向于传统保守主义的公共管理学者廉载镐（音）撰文批评认为，文在寅任内，韩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其实扩大了。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执政党变得更加“道德化”，倾向于批评那些反对自己施政的人。他还认为，即将到来的2022年大选会是一场“非常奇怪”的选举——左右两个主要政党都倾向于推出更能够获胜的人选，而非代表着审慎政治倾向的候选人。他举例说，共同民主党推举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作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更符合共同民主党的中左派进步主义理念，而是因为他更有机会胜出选举；反对党国民力量党也是一样，他们推出尹锡悦作为候选人，全然不管他其实参与了当时对朴槿惠的弹劾。廉的文章批评韩国正在产生一种混合政治部落化和国家包办一切的政治思维。他认为无论谁上台都会继续增税以扩充国家能力。
另一些评论则关注到了文在寅时期愈演愈烈的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文化战争”。美国研究者南森·朴刊登在英文保守主义媒体UnHerd上的一篇文章认为，韩国保守派本来在这场选举中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希望——文政府在疫情下表现不差，经济数据也不错，对照之，保守派上次上台是声名狼藉的朴槿惠政府。然而如今，文在寅任期结束后，很可能又是保守派上台。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保守派的议程得到了韩国年轻男性的大力支持。
南森·朴指出，韩国政治光谱原先的结构和很多地方类似：年轻人往往更偏向中左的自由派。然而，在2018年女性反性骚扰运动掀起韩国社会波澜之后，激进的男性权力运动开始在韩国政治中扮演起了重要地位。包括捧红了政治人物李俊锡。李在政纲中将文在寅的执政党描述为一个“女性极权主义”政党，并认为他们正在实施“女性优先”的政治议程。
2022年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在50-60岁男性中，48%认可文在寅的施政，而在30-40岁的男性中，这一数字只有35%。更夸张的是，在20-30岁的韩国人中，仅仅只有18%男性认可文在寅，但同龄女性有42%认可文在寅政府。这意味着“韩国年轻男性比上一代更保守”。
作者援引记者千官聿出版的《20多岁男性》一书指出，新一代的韩国年轻男性不认同传统男权下的男性气质和义务，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的受害者。在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长大的一代男性更追求生活中的成功，而现实的经济条件让这样的成功更为艰难。女性权利的改善——比如越来越多的女性会自由择偶而非接受家人安排、很多女性不愿意生育——都刺激了年轻男性更强烈的性别敌意。尽管如此，实际上，韩国仍然是一个性别不平等很严重的社会，女性的平均工资仍然要比男性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南森·朴指出，韩国政治正在剧烈变化，一方面，传统的进步派/保守派的区分主要在于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然而新的局面是，政治取态越来越被性别所二分。然而，政治意识形态围绕着性别分野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经济问题就不严重。比如，统计资料显示，最有钱的10%的韩国男性中，86%的人已经结婚，而在最贫困的10%中，只有20%的人建立了家庭。
分析认为，在文在寅时代，年轻的韩国男性将一系列社会问题全部怪罪给了女性主义。而这已经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政治浪潮。在最新的选战中，为了击败李俊锡成为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采纳了不少李的政治宣传乃至政治纲领以吸引年轻男性选民，比如他承诺一旦当选将取消性别平等部。后文在寅时代，这种撕裂和极化对立很有可能继续下去。
参考资料：
https://blogs.ed.ac.uk/edinburghforumonkorea/2022/01/18/moons-remaking-of-south-korea-rich-but-not-so-content-people/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2/02/26/why-south-koreas-outgoing-president-is-less-unpopular-than-most
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1/12/30/opinion/columns/political-tribalism-year-2021/20211230200533752.html
https://unherd.com/2022/02/will-incels-decide-koreas-e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