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太和论坛上，从事海外考古的张良仁教授将刚刚出版的新书论文集《东学西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转赠于我，因为书中包含一些伊朗、阿富汗等考古学史内容，这些内容引发了我对一些丝绸之路考古学史往事的思考。
（张良仁教授新书《东学西问》）
1.老人和书店
这些年，世界考古和海外丝绸之路调查方兴未艾，张良仁老师作为先行者，已经在俄罗斯、伊朗开创田野考古发掘工地，并且先后组织几次海外调查，给予更多学人同道深入了解世界考古美术的机会。海外考察除了调查遗址、拜访科研机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买书买资料，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科研体系和出版计划。这些庞大的基础资料中，能够介绍到国际上被知道的少之又少。在伊朗，我们也随时注意收购书籍，在德黑兰旧书店街我们先后偶遇到了一位书店老人，相同的际遇交集在不同的时空中，也给海外调查生活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味的小故事。
2020年初，我们结束了环伊朗的萨珊时期考古遗址调察，在德黑兰处理后续展览合作事宜，利用闲暇时间，去根据前辈学者提供的线索去收罗书籍。在德黑兰大学附近的旧书店街上，有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流利地使用英语、日语和我们交流，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位老人名字叫莫森（Moshen），也曾从事文化遗产相关工作，对于考古美术非常了解。看到我们都是来自远方的客人，也都从事专业研究，特别是莫森知道我研究中亚和阿富汗后，他非常兴奋，立刻把珍藏的、放在钱包里的山内和也老师的照片展示给我看。本以为是老人的营销手段——他们常常拿出一些考古学家的合影来推荐自己的书籍，但我看到一批包含有山内老师做的读书笔记的书籍后，我感到意外和好奇。原来莫森年轻时曾任日本考古队的向导，协助学者们进行田野发掘工作，所以也是同道中人，我们顿时又多了一份好感。后来，我们几位老师买了他上百公斤的书籍，几乎涵盖了上世纪的伊朗考古著作，基本都是非常珍贵稀缺的考古学艺术史专著，买完书后坐着聊天，发现莫森对所有的考古调查和遗址都熟记在心，几乎可以回答我们所有的疑问。
（2020年2月，莫森站在自己德黑兰的小书店前）
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道的店铺也要打烊，老人要回家，来不及仔细询问。莫森老人管理的小书店也有类似书店行业协会的民间组织，这条街上管理这些书店的多是一些退休老人，大家相互照料，相互托卖书籍，一起赚钱后还会相互“提成”，既有人情味的抱团取暖，也遵守一定的作息时间基本准则。因为我们用很低的价格买了特别多的书，快买空了他的书店，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感谢莫森老人，同时向其请教一些伊朗考古问题，我们便约好第二天去他家拜访。
在学生时代研究丝绸之路时，有几位外国老师曾帮助过我，令我铭记在心，其中经常送我书籍资料的山内老师是最特殊的一位。山内老师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1989年远赴德黑兰大学教授日语，随后在伊朗待了十余年，课余时间从事考古学调查，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山内老师转向阿富汗、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主要针对宗教遗址考古，贯穿了整条丝路研究。过去听闻山内老师在中亚工作期间，结识了很多伊朗朋友，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那这位老人与山内老师又有何关系呢？
2.德黑兰的风云变幻
第二天，德黑兰阴天。城市的北部“富人区”地势较高处下着雪，而在南部“贫民区”却下起了雨，莫森的家在南部。雨雪交加中，也加深了我对于这个城市的认识，这是一个城市气候的反差，也像我们的心情。这些天全球疫情已经开始肆虐，航班开始熔断，我们必须要时刻考虑归程的问题了。
绕过几个老旧的街区，我们敲响了莫森老师的家门，那是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楼。莫森看到我准时赴约很激动，急忙邀请到家里，屋中还有一位特意叫来的亲戚，也在家里等我们一起聊天。莫森赤着脚跑来跑去，还特意准备了红茶。这位亲戚也曾为考古队工作，主要做司机后勤，他们都会说熟练的日语、法语和英语。聊天过后，我才知道山内老师是莫森的妹夫，这才明白为何莫森这里留下了丰富的书籍、为何莫森会随身携带山内老师的照片。在莫森家中，除了翻阅资料档案，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莫森的人生形象。
（莫森讲述有其早年被捕消息的伊朗旧报纸）
（莫森老人家中珍藏的年轻时的照片）
现在的莫森略显驼背，走路有些晃，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略显萎靡。只有提到考古美术时，才会集中精神，有板有眼地思考回答，和那位亲戚一起回忆往事。我看莫森家中挂满的油画作品，了解到莫森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爱好文艺考入德黑兰艺术学院，最初热爱西方绘画和伊朗古代艺术，受到过巴列维国王的奖励，时常出去游历探险，但年少气盛的莫森因为参加激进学生的革命组织，想为社会改良倾尽全力，后被伊朗当局捕获入狱。因为是左翼学生革命代表，被捕一事还上了报纸。莫森在狱中不肯泄密和出卖队友信息，遭受虐待，弄残了一条腿，被无限期关押在了狱中。1979年，风云突变，伊朗革命爆发后，政府垮台、社会局势动荡、德黑兰也乱作一团，莫森趁乱逃出监狱，重新获得自由。但此时莫森的人生已经毁了，家庭因为他的被捕而变得支离破碎。
莫森没有自暴自弃，换了新身份和假名字，开始新的人生——原来，莫森并非其真名。听此故事感觉就像电影一样，而当莫森拿出发旧的报纸，指着老照片让我辨认，又确实感到真切。
重新融入社会的莫森开始做旅行社，凭借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天分，做文化遗产导览，并且联系国外机构担任考古向导，为考古学家服务。尽管莫森的腿脚落下一些残疾，但却不影响其野外行动，对于山地地区考古遗址的调查，莫森更胜一筹。他的特殊经历和艺术激情，很快成为外国人心目中伊朗人气排名第一的领队，每年收到很多感谢信，学者也会送书给他。莫森都将这些感谢信留着，和考古报告放在一起，堆在床头，这些成为他新的荣誉。我也说以后我们出了书，会寄送给他留作纪念。
在那段伊朗政治局势并不平静的岁月里，两伊战争的爆发和残酷的现实，让考古学者感受到新一轮文明被毁的压力。学者们逆流而上，几乎是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田野调查。
1970年代末期，日本学界的伊朗考古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转折期，早期的东京大学考古队撤离后，新的科研力量跟不上，处于青黄不接阶段。（一般为研究方便，以考古学家作为领队，将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调查团活动分为三期：第一期江上波夫团长1956~1965；第二期深井晋司团长1976~1978；第三期松谷敏雄团长1987~1996。）山内和也老师发愿，愿意舍身试险，于是在1980年初作为日语老师交换到德黑兰大学教学，等候时机。山内老师有了莫森的帮助，如鱼得水，也学会当地波斯语等语言，开始深入各个地区调查。
尽管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学者还是力量有限，在日本使馆和各大美术馆的资助下，山内和也对伊朗的考古学调查持续到1996年，继东京大学考古队后，再次打开了研究局面。另一方面，这些源源不断的调查业务和考古事业，也改善了莫森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莫森又重新捡起画笔，画油画、细密画，描绘新的人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和画作。
随后，凭借着西亚考古背景和语言学优势，山内和也带领日本考古队进入阿富汗巴米扬，在UNESCO统筹下从2003年开始持续工作到2012年，在当地人帮助下获得一批最新的考古材料和发现，并且使用日、英、波斯三种语言发表报告，让更多当地人可以了解这些最新研究。2015年山内老师带队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发掘碎叶城（Ak Beshim）的宗教寺院，首次发现唐王朝的宫殿遗址。这些敏锐的考古嗅觉和成就来自于其在伊朗打下的基础，因为丝路上的工作方法和考古调查，在方法论上都是共通的，有当地专业人士帮助，往往会事半功倍。
3.从伊朗到阿富汗的命运之路
2018年6月26日，北京大学组织的罗泰（Lothar.V.F）、张良仁教授做了关于中国考古学史和海外伊朗考古报告，当时曾讨论过亚洲考古学的成长史。张良仁在美国UCLA大学攻读博士留学期间，受到罗泰等教授的指引，开始研究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出土中国漆器，以及留意俄罗斯、草原文明、伊朗考古中的空白点。归国后，他一直奋力开拓海外考古事业，与国外考古机构合作，先后在伊朗呼罗珊省、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次报告中他提到的伊朗考古先驱人物格瑞斯曼（Roman Ghirshman，1895—1979）、戈达尔（A.Godard，1881－1965）等人从伊朗到阿富汗的考古经历，以及对于这条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古代文明探索的贡献，这也和后期山内老师研究中所关注的内容一致。
1920年代，法国对于阿富汗的考古调查如火如荼，但由于选派人员不力，成果寥寥，当时的阿富汗考古调查陷入停滞阶段。这时候法国政府调整方针，选派了一批在伊朗和两河流域有实地经验的考古学者——戈达尔和格瑞斯曼前往阿富汗援助，这两位考古学者也参与奠定了伊朗的近代考古学体系。戈达尔建筑学出身，1927年开始担任伊朗考古顾问，制定新的考古发掘政策，还设计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格瑞斯曼是俄裔法国考古学家，1931年开始担任卢浮宫博物馆派遣的伊朗调查团团长，长期进行考古研究。戈达尔帮助调查巴米扬的佛教石窟建筑，制定佛教时期寺院调查方针。格瑞斯曼则丰富了阿富汗考古学领域的发掘主题，很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城市考古内容也被考虑进入学者视野，而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佛教内容考古。
（日本考古队主要对克尔曼沙阿省郊外的萨珊朝遗址Taq-i Bustan石窟进行调查测量）
（莫森和笔者在其德黑兰家中手持山内老师主办的巴米扬会议手册）
二战爆发后，阿富汗宣布中立，法国迅速沦陷，伊朗被英国接管。当时法国学人正在贝格拉姆遗址进行第5次发掘，贝格拉姆的出土文物被陆续存放在喀布尔、白沙瓦的英国大使馆里面、法国吉美博物馆，但后来一直缺少系统研究。在二战后，格瑞斯曼继任DAFA在阿富汗田野考古主任，1941年格瑞斯曼继续在贝格拉姆发掘，将考古学地层学概念第一次导入贝格拉姆工地，科学地发掘了这个城址。此后，格瑞斯曼1943年调查潘杰希尔河流域的白匈奴人坟墓，这是第一次确认了这个居无定所有些神秘的游牧民族的墓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虽然没有再次发现“珍宝”，但建立了该地区的类型学，为以后的断代参考功不可没。格瑞斯曼1943年末离开阿富汗，以后连年在伊朗进行考古工作，1945年担任法国驻伊朗考古主任，为伊朗的考古学建设做出很多贡献。两位学者都献身于西亚考古，为后来学人树立了典范。张良仁老师从研究中国夏商周考古、贝格拉姆的中国漆器转向伊朗、俄罗斯的田野考古，从东亚走向西亚，也暗合了格瑞斯曼的部分研究轨迹。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缘分，这也是丝绸之路考古的神奇之处，或许，认真做事的人总会得到上天眷顾。
这些年在海外调查，我也更关注考古学史，尤其是一些大时代下小人物的记录，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莫森因为接待过很多学者考察，对于他们的考察行程安排都了如指掌，一些遗址点信息也有独特认识，也给了我很多关于伊朗考察新的建议。
4.寄不出去的书籍
2020年、2021年疫情持续，海外考古美术调查恢复无望，这也给了大家回望过去的机会，都在努力整理过去发掘的资料、著书立说。而我不能再去德黑兰看望莫森，再向他请教问题了。5月份，委托在德黑兰大学同事去看看他，才知道他已生病住院，已经快不行了。于是只能委托同事代我去找到他的家人，送去鲜花和慰问礼物，表达我的一份问候。谢谢他曾鼓励帮助了我，让我可以在伊朗找到故乡老朋友的感觉。
那次我去莫森老师家，了解到他这些年的近况，莫森过得不如意，因为老境颓唐，变卖了很多物品，已是家徒四壁。对于莫森最好、最多的回忆，已经不再是那些图书，而是那些年轻时的老照片，尤其是在几年前还去日本看望山内老师一家人，途经中国也拍了很多照片，他一直感恩这次旅行。回来后还给山内老师家人画了像，画像完成后，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寄过去。想到我们用很低的价格买下莫森所藏的书籍，一时感到沾了便宜而心生惭愧。虽然我们也没有太多能力，但他的生活也不好，我们不能轻易拿走他最后的回忆和资产。我委婉地表达了歉意，并愿意再为他留下一些钱。但莫森听后很开心地抖着肩膀笑起来，大度地挥着手说不要，他说书籍有用就好，这些旧书卖出去对后来的学者有用，会换得新的研究成果出版。听我说中国的学者也已经在伊朗开辟了新的考古工地，他非常高兴，也愿意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说到兴奋时，莫森居然还从狭小的小居室里找出声称自己偷偷酿造的葡萄酒要和我庆祝，我坚持不能喝酒，因为我知道在伊朗民间饮酒是犯法的，会带来很多麻烦。但莫森似乎一点儿都不害怕，一直在抨击时政，大声讽刺政客们只会煽动年轻人去对抗世界，他们躲在后面是自私自利的懦夫，然后又迅速调整到庆祝的状态——为书籍找到了新的主人，为我们的以后合作干杯，为中国学者能够写出伊朗考古的书籍干杯。莫森那种得意的神情，叛逆的微笑，特别与这个现实的世界和时代不同，我也只好拿起手中的红茶，为未来一饮而尽。
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饭，聊了很多事情，现场给山内老师家人打了电话。他那些天又完成了一些山内家人肖像作品，不难看出，莫森很想念过去的老朋友和美好时光。这几年因为严厉的制裁封锁，一些民间交流合作几乎都阻断了。莫森也不会发送电子邮件，也没有钱打国际电话，所以只能在难得的清醒时画画，消遣这份思念。我想我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寄给山内老师吧，告诉山内老师我在德黑兰发生的一切。
后来我离开时，雨已经停了，走在路上，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改变这种现实，即使投之以关怀，又能怎么样呢？我也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和人生路，还想再来看看他。我回来后，日子过得飞快，原来在伊朗的种种努力，为开展工作所进行的筹备，在现实中被某些因素轻易否定了。但是疫情无情地打翻了世界，也撕碎了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大时代下每个人也面临着背负一样的命运。在疫情中我习惯了失望和等待，我已经坦然笑纳命运的安排，不会再去计较。
前些日子，德黑兰大学的同事告诉我，莫森先生去世了。大概在我们上次看望他后不久，莫森在一段昏迷中，在六月份的某日去世了。同事再去拜访那间小书店时，已经人去楼空了，同事发来了那间承载着记忆的书店照片。在不景气的经济下，这位看店老人渡过了最后的人生。看着熟悉的景象，我们也是在这里相见，在全球大疫情爆发前，还惺惺相惜，还想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大家都还想着今年可以走更多的路、看到更多的荒野遗迹，展开更多更丰富的合作，但没想到时间不等人，我们没有能够完成心愿和承诺。
2021年10月的故宫太和论坛会场中忙碌的张良仁老师，一直在和考古学者交流，切磋、摸索各国的考古合作经验。张老师听到我还想再去伊朗考古、一起谋划建立考古基地时，也仍旧热心向我介绍老师前辈，介绍各地区的旧书店，让我继续跟着他们的足迹和指引去学习、去踏查……我们还一起回忆起莫森，他也曾在这个书店留下过记忆。但当张良仁教授将他的论文集书送到我手里时，往事再次泛起，遗憾又再次爬上心头。
现实中的我一边读书，一边偶尔也会在发呆中想起莫森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我还是不能释怀——没能送给莫森关于中国学者写的一本包含有伊朗考古发掘记录的书，没能再去拿笑容去填满他的书架，没能有机会鼓起勇气喝下的那杯酒，他就这样走了。东学西问，在思考问题中也多了一份送不出去的嘱托和期待。阅读古往今来的丝路考古研究和故事，让我活在现实的复杂情感中，我也学会在阅读中遗忘，学会和过去的遗憾和解，只记住最初相遇的样子。
（致谢：在环伊朗文化遗产调查时特别受到德黑兰大学李睿博士、赵苑琪和S.Mina博士，Hassan N.Fazeli、F.P.Daneshpour、M.Esmaeliy教授的帮助照顾，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