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一书是荷兰汉学家田海对关羽崇拜的研究著作，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追溯了关公崇拜的历史性演变：从早期惨遭横死的饿鬼，到骁勇善战的护法恶魔、驱邪将军，及至后来的雨神、财神和文士之神，甚至全能救世主形象……在关羽的多重面相中，每种形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包括佛教道教力量的介入、特定地方群体的参与、王权和国家力量的形塑等，但归根结底，关羽信仰兴起于口头文化，而非大多数研究主张的三国叙事传统。作者结合大量史料和遗迹，及田野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对背后的文化机制进行了详尽考察。本文摘自该书。
民间故事不仅可以用于阐释，而且还有着潜在的行为后果。许多故事都描绘了关羽相当不近女色的态度，尽管在上述的叙事传统中，他曾经帮助过陷入困境的少女。在经常于驱魔仪式中上演的著名的《过五关》戏中，关羽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幼子前往投奔兄长。同样的，这位英雄看似是在帮助妇女，但事实上，这个故事相当复杂。逃离之前，关羽不得不与刘备的夫人们共处一室。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尴尬，他彻夜秉烛读《春秋》。到16世纪晚期，这个故事已经流传甚广，尽管它完全是虚构的，而且即使在1522年版的《三国演义》——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这部小说的最早版本——中也没有提及。当时的文人们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这从侧面证明了它的普遍流行。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表明他对义兄的忠诚，但同样也说明关羽个人对女性缺乏兴趣。同样的，在那些他出手保护弱势妇女的民间故事中，他总是帮助其他人的女人，但其出发点从来不是为了自己。
我们发现，只有在15世纪的《花关索》这一故事中才提到了关羽的夫人——胡金定，关索则是虚构出来的关羽的一个儿子。起初，关羽并不接受关索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在妻子怀孕三个月时便离家出走，所以并不知悉相关情形。而且，他和张飞已经发誓要互相杀死对方的妻子，以保证全心全意地支持刘备。关羽依约而行，但是张飞没有遵守诺言，他放走了关羽的夫人。这再次表明了关羽极端厌恶女性。在清初，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胡小姐（夫人）最终被地方精英“发现”，并将其列入人物传记中，但是在标准的《三国演义》版本中，她仍然是缺席的。很明显，精英作者们意识到关羽夫人的缺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从神化关羽的角度来看，他的妻子必须消失，以保证英雄的纯洁性。
中国的叙述传统还暗示了关羽和一位名叫貂蝉的年轻女性之间潜在的罗曼史。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以貂蝉的死亡而告终。《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是明代一个经过改编的故事，其中描述了作为吕布姬妾的貂蝉是如何被献给关羽的。虽然关羽认为她真的非常漂亮，但却让其自我了断，因为女人只会成为一个真正英雄的绊脚石。20世纪后期的民间故事中仍然保留了与这一情节相关的不同版本。在一个湖北的故事中，关羽亲手杀死了她。另一个河南的故事稍显得没有那么戏剧化，曹操利用貂蝉离间刘、关、张三人的关系，此后关羽把她送到了尼姑庵——这是一种仪式性死亡。这一叙事传统和《花关索》的故事都反映了同一个理念，那就是这位大英雄宁愿杀死或者遣散自己的妻子或潜在的情人，也不能让她们妨碍自己建功立业。
这些不同的故事都展示了关羽不近女色的一面，以强调其对结义兄弟和更宏伟事业的绝对忠诚。任何与性相关的关系都有破坏兄弟间绝对忠诚纽带的潜在可能，因此必须加以拒斥。即使地方社会中的女性只是听说了故事的一部分，其中所反映的关羽形象也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决定了关公不太可能成为女性的崇拜对象。在这一方面，关羽和《水浒传》中的英雄相类似——《水浒传》是另一个由男性主导、排斥女性的叙事传统，经常在中国的大男子主义传统和驱魔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能够凸显神灵个性的最早的一个故事中，实际上是包含了两位女性的。继女因为坏习惯而被继母责骂的情节很常见。作为惩罚，神灵把继女变成了一条狗，没过多久，她就死了。 无论这位女性有没有变成狗（在今天，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肯定不可能），很明显，这个故事并非从年轻女性的角度加以讲述的，那些希望得到年轻女子照顾的男性或者年长的女性（象征着性别上的中立）才是故事讲述的主体，她们对于青年女性的社会行为持有严苛的批评态度。
在15世纪下半叶的一则故事中，一位目不识丁的女孩18岁时得了天花，她向（宁波）延庆寺中的关王祈祷，痊愈后她前去向神祇敬献香油，以表谢意。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中，被崇拜的神祇拥有了佛教背景，而佛教总是可以为虔诚的女性崇拜者提供更多的空间。
下面一则晚明时期的故事中，一位年轻的女性成了故事的主角，依仗关羽神祇的护佑来抵抗恶魔，这是非常罕见的：
福清民林某女幼喜斋素，得香木数寸许，刻为关王像，甚爱之，每食必祭。及嫁，藏之袖中以行。其夫家素事山魈，娶妇初夕，婿必他往，让祟先宿，而后合卺。女都不知，临宿，袖中出神像，置寝阁上，夜半祟至，但闻室中剨然有声，如物被击之状，更无他异。天明起视，床前有血一团，自是怪绝。
这个故事有几个方面比较有趣。首先，它发生在晚明的福建，这里并不以密集的关公崇拜出名，而缺乏占优势地位的地方崇拜模式或许可以为个人信仰的表达提供更大的空间。另外，故事还表明这位女性平时可能是一位佛教信徒，但却偏爱关公崇拜。早先，关公和玉泉寺之间曾经发生过联系，但我们还无法确认故事中佛教徒与关公崇拜的关系是否受到了这点的影响。而神祇具有击败一个强奸成性的怪物的能力则完全在情理之中。
地方社区的集体利益和恐惧感通常会形塑本地的关公崇拜，这些社区由男性领导——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因为很有可能在很多男性的身后有坚强的女性在支持。关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专注于家庭事务的神灵，我只碰到一个关羽保佑生产子息的案例，在下一章中会加以讨论。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资料几乎一成不变地都来自精英士绅，所以会产生一些偏见，但同样是这些资料确实记载了很多女性崇拜其他神祇和佛、道教神明的个案。
来自1849—1851年湖南湘潭县的史料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那里以某一庙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关羽崇拜者的社区。 这份材料包括118个事例以及一篇后记。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篇资料在刚开始的部分包含了23个事例，所涉及的主题都是孝道。其中，除了有两个事例是孝子贤媳的故事，在其他的故事中，儿子和媳妇都行为不端。一般而言，神祇在他部下将领的协助下，都会扮演一个卫道士的角色，而且会非常严厉地惩罚违规者。只有在一个事例中，有一位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婆婆警告虐待自己的媳妇说神灵将会惩罚她的失德时，一场雷阵雨如期而至，媳妇随后被一道闪电击中。 被闪电击中是对不孝最常见的惩罚。在传统的道德体系中，年轻女性是从属于她的丈夫和婆婆的，这说明，在这些故事中女性角色所能发挥的空间很小。
这份资料的其他部分延续了这样的风格。女性很少独立采取行动，即使当她们成为强奸或者其他暴力形式的受害者时也是如此。对这些违反道德的犯罪行为加以惩治的是全能的神祇；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在某人病入膏肓或者陷入很大麻烦的时候，解释说这是神灵因其恶行而施予的惩罚。女性采取主动是极个别的例外。在某个例子中，一位已经离世的雇工的侄女请求神灵显应，因为她叔叔生前借贷给一位富人的资本尚未归还。在另一个例子中，因为有地方人士恶毒地散播谣言，说一位妇女与他人有染，那位女性对此提起诉讼。还有一个溺杀女婴的个案中，一位孕妇计划溺杀自己的婴儿——如果后者是一个女孩的话。后来她梦见神灵示警，说男女都一样，但是当她的女儿出生后，她的丈夫逼迫她将其溺亡，最终那个婴孩被抛弃了。于是她开始流血，并且感到眩晕，她的婆婆随后归罪于她的丈夫，并且强迫他在神灵面前起誓，与此同时，当地的另外一些人士发起组织了一个反对溺杀女婴的会社。即使在这一个案中，神祇仍然是独立示警并且对那位女性施加惩罚，而那位婆婆也只是被动反应，对自己的媳妇施以援手。
女性的确还有另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比如，当某外甥的妻子突然发狂时，便可以将舅舅犯下的罪行揭发出来。或者，当一个偷工减料做棺材的工匠的女儿发疯后，人们才会发现他的欺骗行为。在第三个例子中，一名女孩突然疯癫，结果表明她的父亲（或公公）正沉溺于杀生。“疯癫”是女性和其他边缘性群体所拥有的少数几种能够借以表达意见的力量之一，但是她们不得不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这一事实恰恰又进一步肯定了人们认为女性不能公开反对他人这种潜在的规则。
即使在这样一个较大规模的包含地方神祇显灵个案的样本中，对关公的崇拜首先仍然是男人们的事，目的则是为地方社区和男性个人的利益祈求护佑。在不同的地域，女性都会转而崇拜其他类别的神祇。从全国范围来看，她们可以祈拜观音菩萨，在华北，她们可以崇奉泰山老母，以求取子嗣。在第四章的大量个案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女性神祇崇拜的兴盛多少是对以男性崇拜为主的关公信仰的补充。在个人层面上，女性可以祈拜一些动物性的神灵，比如狐仙。这些崇拜都会以灵媒为中介，无论灵媒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且祈求涵盖了从个人健康到婚姻幸福等各种层面。尽管女性的信仰世界非常丰富，但是基本不包括关公崇拜。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荷兰]田海著，王健、尹薇、闫爱萍、屈啸宇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