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大约九百名当地民众聚集在巴士底狱外。巴士底狱是巴黎的旧监狱，现在主要被当作军械库。过去那种凭国王的监禁令，未经审判就把犯人关进监狱的专制制度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如此，这座建筑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象征，人们决心释放里面仅有的几名囚犯，或至少取出存放的火药。起义军和小守备部队的指挥官洛奈侯爵进行了一上午紧张的谈判。谈判收效甚微，到了下午，混战愈演愈烈，双方发生交火。包括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内的更多革命军的到来迫使守备部队投降。洛奈和他的一些士兵被拖出来屠杀，其余的人则在人群控制了大炮时被押走。
1789年攻占法国巴黎巴士底狱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政治意义重大的时期，这些事件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什么这一天会成为法国历史上标志性的日子：自1880年以来，这一天一直是法国举国欢庆的最重要的日子。被释放的囚犯只有七人，数量少得可怜。其中包括四名被判伪造罪的人和两名必须再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几乎没有巴士底狱可怕传说中的政治犯。国内外的老牌期刊社对于此事的第一反应受到了压制。《法国公报》自然完全无视这次动乱。外国报刊将其报道为一起骚乱事件，并没有表明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在真正的政治术语中，相比于“三级会议的召开”、“网球场誓言”或随后国王被迫从凡尔赛宫返回，它几乎不值得被赋予特殊地位。作为一桩革命事件，1788年格勒诺布尔起义是对旧政权的一次更有力的挑战，尽管它现在几乎没有被记录在革命经典中。
正是巴黎新兴的大胆的新闻记者们确保了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一大堆庆祝的小册子和配有插图的大报宣称，这座空监狱的倒塌象征着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同样的主题迅速占据了不断发展中的报纸媒体。安托万-路易·戈尔达斯在他的《从凡尔赛到巴黎的信使》一书中写道：“昨日将永远被载入我们的史册，它为最伟大的，或许也是最幸运的革命开辟了道路。”
1789年至1794年间发生在法国的这些不寻常的事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铺天盖地的新闻出版物，如小册子、期刊、大报图片和政治歌曲。革命前的政治危机和三级会议的召开促使政治小册子的数量稳步增加：1788年约有一千五百种不同的小册子，1789年头四个月的会议选举期间至少有两千六百种，与1787年以前的十二年里出版的四百多种相比，增幅极大。在旧政权时期建立并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精心构筑的新闻控制体系现在完全消失了。国民议会就新闻自由进行持久而认真的辩论，而事件和图书贸易也在继续发展。
在1789年之后的几年里，巴黎图书公会的宠臣和特权阶层目睹了他们的世界被颠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君主政体一直有意识地将印刷业集中在首都，并支持少数大公司。对庞大而富裕的人口而言，在图书生产上的有效垄断对创新的抑制作用可想而知。面对巴黎出版社过时的17世纪典籍的优质复制品，读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培养了一个“半容忍”国外非法进口商品的活跃市场。而现在，在史无前例的事件的压力下，老牌印刷巨头的市场消失不见了。尽管王室努力通过大量的隐性补贴来支持新闻界的盟友，但在1789年至1793年间，许多巴黎印刷业巨头还是申请了破产。他们的位置被全新的一代所取代，其中许多人是书商，他们察觉到群众对当代政治作品的渴望。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他们现在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
从1789年起，这些新闻出版商或书商也开始将他们的小册子变为连续出版的期刊。这种转变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没有获得普遍成功。在庆祝巴士底狱陷落的小册子中，只有一本成为连载刊物的一部分。许多新创办的出版物也同样迅速地消失了。但在1789年至1790年间，期刊——日报、每周三次或每周一次的报纸——将确立自己作为革命辩论特色机构的地位。
对于一个在旧政权时期有意减少期刊杂志选择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革命时期的小册子浪潮在某些方面非常传统：在17世纪中叶投石党运动时期，王权的崩溃也伴随着一场类似的小册子文学的泛滥。但这些年巴黎期刊出版物出现爆炸性增长，其规模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是前所未见的。1788年在首都仅有四份期刊，而1789年其数量飙升到一百八十四份，1790年则达到三百三十五份。在革命动乱的高潮时期，街上每天会有多达三十万份的各种出版物。巴黎突然间充斥着大量激情澎湃、热情洋溢、观点明确的新闻纸。很快，它们就主导了政治议程。
必须承认，这些新出版的连载刊物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手册，与印刷商和读者早已熟悉的那些肮脏廉价的小册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法国出版业没有像英国报纸那样经历了五十年的稳定发展和演变，这些突然涌现的新报刊的印刷商并没有多少时间与资源来解决设计问题。第一批新闻连载刊物大多都保持着熟悉的小册子格式：按既定体裁中惯用的小八开的形式出版，它们通常由八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政治宣传内容组成。经验丰富的夏尔-约瑟夫·庞库克在政治变革的浪潮中显得游刃有余，并设想他的《箴言报》会模仿伦敦报纸的三栏对开的格式。但这完全是个例外。大多数革命报纸都是不太成熟的印刷厂的产品。当务之急是快速生产，而非精心设计。
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国报纸不具有欧洲其他地方的老牌报刊那样的优雅和平衡，内容和主题也缺乏多样性。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报纸全情投入政治。它们在这方面的优势是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题材。由于国民议会及其后继机构几乎连续不断地开会，辩论和演讲成为许多报纸的主要内容，有时甚至过多。那些高尚的报纸试图逐字逐句地报道辩论，甚至将最后的咳嗽和诘问的插话都记录下来，在几个月内，它们发现这是一种最令人不满的新闻形式，更可能为其读者带来困惑而非启蒙。但其对报道准确性的投入令人印象深刻。革命年代的所有重大事件，甚至像1792年9月的监狱大屠杀这样的突发残酷事件，都得到了全面和相对准确的报道和解读。
撇开详尽的事实报道尝试不谈，法国革命报纸通过鼓吹式新闻找到了自己特有的声音。革命时代的所有主要人物，包括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曾在某种程度上是记者。包括马拉、卡米耶·德穆兰和乔治·埃贝尔在内的许多人几乎完全是通过写作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马拉在这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那言语过激的散文和对暴力的公开拥护为革命修辞创造了一种更黑暗的基调，预示着当大革命被自身所吞噬时，将出现恐怖统治的可怕暴力。埃贝尔是机智而粗俗的“无套裤汉”代表，也即迪谢纳老爹，他也不赞成软弱的宪法，热衷于接受革命正义的残酷。但最重要的是，革命时期的记者需要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以最快的速度写出稿件。邦雅曼·贡斯当说：“每日写作的需求简直是天赋的坟墓。”许多记者都会同意。革命时期最成功、最著名的报纸通常都是每周发行一次或三次。尽管如此，那些革命时期最成功的记者们仍然保持着惊人的产量，有时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产出。罗兰夫人承认，她的朋友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巨大成功在于，他“工作起来很轻松，就像别人抄袭歌曲一样写文章”。这给深刻的思考留下了很少的空间，但思考几乎没有必要：革命新闻的力量在于不断反刍的政治宣传。1792年，布里索的一个雅各宾派的敌人问道：“一个小人物怎么会对公共福利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这是因为他有一份报纸……因为布里索和他的朋友们有各种各样带来名望的号角可供使用。”
名望的号角也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对新闻的需求是巨大的，有很大的竞争空间。最成功的报纸迅速赢得了大量读者。《晚报》购置了五台印刷机，雇用了六十名工人，每天需要二百个沿街小贩来分发一万份报纸。但是，它不需要在这样的工业规模的基础上经营就能盈利。一台印刷机一天就能生产出三千本左右的简单的新闻小册子，这个销量足以为他们带来利润：这种出版物的盈亏平衡点可能低至每期四百本。印刷商们通过经营一个非正式的价格垄断联盟来保护他们的投资。尽管出版商会愤怒地谴责竞争对手的观点，但他们从未试图通过降价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几乎所有报纸的订阅费都接近革命前进口报纸的惯常定价，每年约三十六里弗。鉴于它们所记录的政治事件非同寻常，这种行业保守主义显得相当古怪。但它对印刷商很有帮助，让他们能够安然度过政治动荡，并为这种出版形式必然带来的风险提供补偿。革命报纸所带来的唯一重大技术革新是在观点性报纸的第一页顶部和标题下提供内容或论点的简短摘要。这是为了帮助那些沿街卖报的小贩。
对于革命时期的一流记者和他们的印刷商来说，新闻市场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布里索作为报纸编辑的年薪为六千里弗（和政府部长的薪水一样），而且不只是他有这样的待遇。事实上，对于主要参与者来说，金钱无疑是次要的：新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塑造进展迅速的事件的手段。不过这种影响力也带来了风险。这是一种空前致命的交易活动。在革命的最初几年（1790-1791），至少有六分之一的记者在恐怖统治中丧命，其中包括大多数以记者身份自居的政治家。马拉在浴室中被暗杀；布里索和吉伦特派一起倒下，和丹东一起死去。埃贝尔曾在《迪谢纳老爹报》中兴奋地记录了许多在断头台上牺牲的人的最后时刻，当他自己走向死亡时，同样吸引了一大群人。卡米耶·德穆兰是最后几个因罗伯斯庇尔而死去的人之一，后者是他小儿子的教父。
正是在这最难熬的几个月里，革命最终放弃了新闻自由的愿景，而这一愿景曾推动了国民议会早期的许多辩论。从1789年到1793年，罗伯斯庇尔一直是这一原则的倡导者，现在他意识到自己行事的错误。6月16日，他邀请公共安全委员会惩罚那些“背信弃义的记者，他们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在下台前不久，罗伯斯庇尔草拟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政治教义问答书。这表明，他现在将未经许可的自由视为造成整个革命运动不和谐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用宪法是为人民谋福利。谁可能反对我们？富人和腐败的人。
他们将采用什么方法？诽谤和伪善。
什么因素会鼓励他们使用这种手段？“无套裤汉”的无知。
因此，人民必须接受管教。
对他们进行启蒙的障碍是什么？那些收到报酬每天无耻地歪曲事实以误导人民的记者。
结论是什么？我们应该把这些作家视为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剥夺他们的权利，并传播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革命初期充满希望的日子里，米拉博和布里索曾相信新闻界会统一公众舆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会感到失望。推翻罗伯斯庇尔的政变伴随着控制媒体的严厉措施。无论是督政府还是随后的拿破仑政权都意识到肆无忌惮的政治批评具有腐蚀性危险。在拿破仑新闻管控制度下所保留的八十家巴黎印刷厂中，只有十九家专营期刊和连载刊物。
在革命宣传的鼎盛时期，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多达一百种连载出版物中选择。虽然这并不是说报纸发挥了革命领导阶层赋予它们的全部影响力，但从古板受控的旧政权世界中转变的规模是显而易见的。连载出版物与其他有说服力的传统文学形式争夺影响力，尤其是大量出版的非连载的政治小册子。虽然巴黎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男女识字率都很高），但在全国两千八百万人中，报纸的读者总数可能从未超过三百万。虽然像里昂和图卢兹这样的地方城市也经历了新兴地方报刊的迅速扩张，但首都的政治大熔炉和地方社会仍明显脱节。在巴黎，许多政治活动是面对面的，依靠口耳相传：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在参加历届国民议会的代表中，在私人客厅里或在辩论厅的地板上。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大多数受号召加入行动的公民，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被临时的街头集会和酒馆里的演讲或谈话所鼓动而武装起来。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政治歌曲创作异常丰富的时期，而《马赛曲》只是其中最著名和经久不衰的例子。
尽管各类刊物用它们的雄辩鼓吹全民参政，但它们仍然通过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之口说话。马拉那长篇大论的谴责是用严格的古典词汇来表达的。他完全没有试图用普通人说话的方式来表达政见，而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距离感。他的《人民之友》每周有好几次会以“给人民的讲话”收尾，如果读者无视他的警告，他会用《旧约》先知的愤怒口吻对未来做不祥预言。
至少在这些革命报纸中，巴黎的读者会对所讨论事件的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欧洲报纸交易中一直充斥着有关外交和军事的令人困惑的叙述，如今这种情况少了许多。在以“迪谢纳老爹报”为题出版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激进而富有想象力的尝试，它试图采用革命时代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步兵的个性和说话方式。迪谢纳老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水手，粗俗、率直，不怕与社会上更有地位的人作对。虽然埃贝尔是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但有十几位不同的作家都在某些时候借用了这一角色——这有力地证明了政治活动家所面临的困难，他们认识到动员群众运动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些市民还没有政治词汇来表达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也提醒我们，革命报纸的市场虽然很大，但竞争也很激烈。
新兴报纸无耻地窃取了成功的竞争对手的刊名，或者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而改头换面。许多消失得和它们出现一样容易。当时，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已有多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已经连续出版了几个世纪），而大多数革命报纸最多只能维持三到四年。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这些革命报纸可以被视为法国两个稳定时代之间的一个相对短暂的插曲，这两个时代的新闻制造都受到管控，小心谨慎。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代表了欧洲新闻业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期刊媒体第一次真正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事件。报纸第一次成为印刷文本的主要媒介，尽管是转瞬即逝的，它取代了服务于贵族的祖先——书籍，甚至取代了政治讨论的典型载体——小册子。法国在这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欧洲其他地区，例如爱尔兰，政治小册子仍然是政治宣传的主要媒介，就像美国革命期间一样。在法国，以及在本章研究的相关程度较低的其他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欧洲新闻文化的根本性调整的第一个例子。从此以后，定期新闻出版的周期节奏将成为公众对时事形态认知的特征。国内新闻突然成为最紧迫的事务。日报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
（本文摘自安德鲁·佩蒂格里著《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董俊祺、童桐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